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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VS杜维明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2010年12月02日09:49燕山大讲堂嘉宾访谈袁伟时 杜维明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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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讲堂特别访谈:袁伟时VS杜维明

(杜维明教授)

袁伟时VS杜维明 中国能向21世纪贡献什么

袁伟时教授)

嘉宾介绍:

杜维明: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及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美国文理学院院士,世界哲学研究院院士。杜维明倡导“文明对话”,创建了“对话文明”的理论基础理论,定义了中国文化是以学习和对话为特色的文化。他詮释的“文化中国”在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及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开拓了国际视野。1985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激发了大陆知识分子从新认识传統文化的热忱。 数十年来他在全球各地创造性地弘扬儒学精神,促使孔孟之道走向世界。 他实践了儒家“做学问”的精神,为中国的哲学,艺术,伦理及宗教开辟了一整套的新思路,为儒家的“心学”在认识论及科学理性等领域中提供了新观点。他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袁伟时: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曾任中山大学中山学院院长。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精彩观点:

如何对待“五四”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从何而来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中国对于21世纪应有的贡献

现代性是大同小异的

民族主义的问题以及西方内部的困境

儒表法里以及保守情结

仁义礼智信是否合法

环保与科技

主持人:杨子云(腾讯新闻高级编辑)

主 题:袁伟时VS杜维明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2010年9月25日上午8:00-10:30,我接受任务主持袁伟时与杜维明先生的对话。10:30杜维明先生有事离开后,我继续采访袁伟时先生。采访中,两位先生言辞温和、态度典雅,且时常有“相互认同”的礼貌表达,但我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二者之间的差异。这场对话,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他们是借对话交流来表达自己有差别的立场。如何看待“五四”?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如何对待儒家传统?如何对待西方文明?中国对于21世纪应有的贡献是什么?……二位先生各自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立场。以下为这场对话和之后的访谈实录,感谢二位先生认真仔细的订正

如何对待“五四”?

主持人:首先想请二位老师谈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和看法。袁老师一直觉得五四是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五四运动把儒家的老底子都坏掉了,为什么?

杜维明:这种说法有一点断章取义。我和袁老师是有一致的,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五四的贡献太大了,我们是它的继承者。我认为五四的知识精英对儒家的创造转化有极大的贡献,他们对儒家传统作了严厉,彻底的批判,用放大镜拉近来检验,把儒家的不合时宜,劣质成分,及其阴暗面,放大显示出来。这种否定的本身,也是儒家传统的再创造转化的动力与契机。当时的文化精英们强烈地批判儒家传统文化所根据的逻辑是(他们有一种预设与判断):中华民族为了自救,必须学习西方的进步思想。这些观念,也是当时的儒学研究者和认同儒家传统文化的社会精英都接受的。

我的观点就是“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继承五四,因为他们有全面的批判精神与强烈的爱国主义,使得儒家文化得到一次洗礼。但是,对一种渊源流长的文明的全盘否定与拒绝,当然,有些学者用今天的观念套昨天,说当时并没有全盘否定,它只是批判如三纲五常之类的劣质部分,如果查阅当时的主流报章杂志与学术论著,其主流主调与被导向的民意几乎一面倒,也许有些赞同,那种微弱的声音那里不被大潮掩盖。把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民族的没落的庞杂深邃的问题,全都归结在一个儒家文化头上,当然有些粗鲁与肤浅,更重要的是,在那种极端的预设前提下,就不能平心静气地了解判断我们自身传统的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到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形式,它的知识精英既要形成一种传统的批判意识,又要有一份对传统文化的珍惜。没有理解、没有认同,也就不可能超越。的确,当时的精英们过分乐观了,他们认为只要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我们最普通的知识人也会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我非常同意杜教授的意思。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且跟许多学术界的朋友有一些差别,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从1912年——民国元年开始的。那时蔡元培做教育总长,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公民道德的全部要旨就是法兰西大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与此同时,他和唐绍仪、汪兆铭等26人,组织社会改良会,发表宣言,提倡“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 “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提倡成年以后,有财产独立权”,如此等等。这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比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早几年,是跟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结合在一起而发展起来的。

新文化运动是历史上启蒙运动的新阶段,很多东西在19世纪已经提出来了。它对传统文化不是一般世俗理解的全盘否定,只是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三纲以外的文化内容,它是没有否定的。所以杜维明先生提出来,新文化运动应该是肯定中国传统的五常的,仁、义、礼、智、信,我非常赞同。剔除三纲的五常,是很有价值的。但我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是建立在人类共同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假若仁、义、礼、智、信不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这些普遍的共同价值规范,应该是世界各国都可以接受,而且能够跟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转化,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基础。

杜维明:昨天在我们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梁涛先生共同举行了一个“儒学与人权”的学术思想论坛,纪念前不久过世的美国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荣退教授卜爱莲(Irene Bloom)。她在晚年的时候,集中讨论了孟子和人权的关系。

袁先生刚刚提到的有些观点,我基本上同意。有人提了这个一条思路,认为三纲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要重新考虑三纲。我曾认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是一个权威主义、等级主义、男性中心主义。但是有学者不是这样看,这让我想起了王元化先生,他以前是提倡新启蒙的,晚年时跟我说,你不要轻易否认三纲。他提醒我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墓志铭里面,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就像柏拉图所谓的理想,对此我也觉得很惊讶。这点我要做进一步的思考。

而我所了解的三纲是从《白虎通义》开始,并不是孔孟儒家最基本的价值。但五常毫无疑问是儒家的基本的价值,三纲五常是个双轨的形式,一方面既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的问题,一方面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有别的那个“别”并不是差别,而是分别。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内。这样五伦的观点,因为是双轨,也就是互为约束,所以没有宰制。但是,我认为,三纲好是宰制性的,我觉得需要进一步思考。

三纲在《白虎通义》里面很有趣。讲君为臣纲,并不只是说君是重要的,而大半都是臣对君的不合理、不合情的行为做出批判;父为子纲,也多半是子对父的批判,夫为妇纲的话,多半是妇对夫的批判,这中间也有很多要进一步考虑的。所以,我基本上跟袁先生刚刚讲的是一致的。只是,我认为五伦、五常应该也是普世价值,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

所以,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大概要对它的一些糟粕,特别是从三纲所引发的不符合现代精神的东西,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燕山讲堂特别访谈续:袁伟时 没有自由、民主,文化保守主义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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