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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讲堂88期 高全喜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

2010年11月11日17:41腾讯公益高全喜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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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讲堂88期 高全喜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

(图说: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提问2: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认为导致现代西方走上法治道路而中国走上人治道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第二,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与传统西方的法治之路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创新之处?

高全喜:我先说第二个问题,法治或者基本的人权保障或者基本宪政制度,不要搞什么创新,这些所谓创新纯粹是别有用心。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无论是中国、西方还是后发国家,作为一个人,要过一个正常的、安全感的、基本生活权利得到保障的生活,因此就要有一套相应的制度、法治宪政框架,这个框架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通则,是普世价值。对任何一个民族、社会,任何一个时间段,从基本的构架上来说,都是一样的,不是说中国人、500年前的人、在中原地域上生活的人,就可以有独立的法治道路,搞这种创新,结果就是反现代政治,反现代法治。中国现在有人要搞一个独特性的中国法治道路、另类道路,我个人不赞同,这首先涉及到人作为人的基本尊严问题,这些问题,天不变道也不变。当然,在一些具体的政策层面,法治形态从来就是千差万别的,在这些方面搞特殊性创新,我是赞同的,但基本的框架是宪政制度、权力制衡制度,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这些方面是通则,没必要追求什么独特道路。关于第二个问题,原因很多,而且中国当前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传统的人治问题,而是党与国家的关系,党与宪法的关系。党是一套制度,现在搞党内民主改革,实际上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提问3: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您是否跟我们说一说您研究清帝逊位诏书的要点,是不是对辛亥革命有一个新的说法?谢谢。

高全喜:这个问题太大,而且我还没有深入研究,只是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对中国近百年的现代法治历程,我觉得传统的教科书和研究论文有些方面是有片面性的,我现在还拿不出一个明确的观点,但我觉得,清帝逊位以及相关联的三部法案,具有宪法性的意义,使现代中国完整地继受了传统王朝的版图疆域,这个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从宪法上来说,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对什么是中国,何谓中华民族,宪法意义上的中国与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理解;第二,中华民国的制宪,到底是武昌起义之后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是《清帝逊位诏书》,还是袁世凯后来制定的《天坛宪草》?或者,第三,中华民国的宪法,不是一个,而是由一组宪法性文件共同构成的。我个人倾向于把它们都视为中华民国——第一共和国的宪法性文献。要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放到更广阔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中,这些宪法性的文件,共同构成了第一个共和国的宪法。其中所隐含的宪法精神有革命性的、有改良主义的,还有保守主义的,要理解我们的宪法精神,有必要回到宪法的中国起源上,考察宪法精神是单一的、多元的,还是综合的?把这些问题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再放到中国当今的国家构建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中,我们的思考将会展示一个新的天地。现在历史学界对清帝逊位诏书有了很多正面评价,还原了较多的历史真实,但宪法学家还没有出场。我认为宪法学家应该参与讨论,当今的法治建设,不能只追溯到1954年宪法,一定要朝前,追溯到晚清立宪,这对我们来说意义更大。

提问4:您好!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国家富强一直作为首要、重要的目标,法治是在富强目标下的第二位价值,我想问一下,法治与富强相比,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中地位如何?

高全喜: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很多说辞,我认为关于法治与富强,这里有双重逻辑,一个表面的逻辑和一个真实的深层的逻辑。从表面的逻辑来,中国百余年来一直把追求富强作为主要的内容,历史教科书也是这样的说的,富强是中华民族百年追求的目标,变法是为了图强,富强是宪法精神的主要内容。这个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它是一个表面的逻辑。为什么?依照这样的逻辑,我们要问:中国人民追求了一百多年,是否真正获得了富强,宪法精神是否实现?这里我要分两层,第一,怎么理解富强,《国富论》谈到,国家真正的富强或者国民财富的扩展,不是国家主权单位拥有的财富总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恰恰相反,按照亚当·斯密所说的,国家税收是公民财富中应该减掉的负数,减掉之后,每个社会、家庭、企业、个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才是真正的国民富强。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国库税收的总和,是一个负数,是要减掉的,这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国家富强。我们现在的富强是一个国库的富强,是榨取民间财富的富强,从来源上说,它不符合真正富强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样的富强是成就了一个抽象的政治体,甚至变成了毒瘤,北京市很富强,周边200公里以外都是焦土,中国现在就是这种状况。我们要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富强,真正的富强是国民对财富的拥有,我们一百年是否追求到了富强?很难说。

真正获得富强,有待于自由的法治宪政制度,法治宪政制度最主要的功能是能够遏制国家的榨取性的富强,能使国民的财富真正为每个人所拥有,这才是法治、宪法的精神,宪法的精神恰恰要抵制国家的权力对民间财富的榨取,捍卫每个人对财富的拥有。只有法治最终才会实现真正的富强,这才是真正的富强。每个人生活得很好、富足,社会充满生机,每个人能够自由劳动、创造,法律保障其劳动成果,这样的宪法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所以,我认为,从深层逻辑上说,法治在地位上要高于富强,法治宪政是现代中国的首要目标。当然,我并不反对国家的税收,衡量税收的标准,不是多少的问题,税收恰当就好,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其目的是保障公权力的有效行使。但是否恰当不是国家说了算,而是议会说了算,在人民同意的前提下,税务公开,议会审议年度预算。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富强是国家对税收的拥有,而且体现在税收的持续增长上,这不符合宪政的逻辑。

主持人:谢谢,因为时间关系,不再进行提问。

现代中国的构建,有两个尴尬,第一,是启蒙让位于救亡,第二,法治让位于富强。回到今天的主题,高老师在演讲过程中,多次讲到仰赖天意,好像有些无可奈何。但我觉得不一定全在天意,还有人力可为的空间。一个社会转型,要有两种力量,一是这个民族的精英人群、知识分子对未来有清晰的论述;二是在于公民社会的觉醒,每个人争取做自己的主人,而且保持着非暴力的隐忍。同时社会成功转型还有两个比较好的存量:第一,要有专业的中立的官僚阶层,在政权变革时不至于国家运转中断。当然,这有赖每个人能够保守自己的内心冲动,不致暴力泛滥。第二,有立场坚定、价值观清晰的新闻媒体人,他们的传播和呼吁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谢谢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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