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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讲堂88期 高全喜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

2010年11月11日17:41腾讯公益高全喜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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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讲堂88期 高全喜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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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非常感谢高老师,引发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高老师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现代中国?讲到了古今之变的核心是现代国家的构建,为什么?首先是要解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1840年之前,王朝政治时代是打天下、坐天下,权力来源非常正当,我打赢了,我坐江山,传给我的子孙,帝国终结之后,权力来源问题要做出新的安排,按西方现代国家构建来说,国家的权力是每个公民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利给你的,这就需要宪政和法治,需要制宪。中国从1840年到1908年,这中间60多年一直不断冲突,到1908年时,决定要立宪,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在我看来,这么好的开端可能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了。

此后,高老师梳理了现代中国法治发展的进程,从中华民国约法到六法全书,一直到台湾,他们完成了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过程,可以说在台湾结出了比较令人欣慰的果实。而大陆这边,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以及四次修宪,法治中国的道路直到现在,诸多根本性的价值并没有得到确立,这可能是高老师比较忧患的现代中国法治之路的困境所在。

高老师讲到一个问题,首先要厘清党和宪法的关系,我非常赞成。同时高老师也讲到改革的突破点不在司法,这值得商榷。我觉得转型的成功有赖于知识界的共识,知识分子要提供一些方向,有勇气,有眼光,看得远,放下成见,形成共识。前不久我听袁伟时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的对话,袁伟时老师讲到台湾、大陆都有迷失的40年,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政治上、经济上都在迷失,台湾那段时期也是计划经济,比我们好的是有开放,政治上两岸都迷失了40年。这是他们共同认可的看法。不知高老师怎么评价。

高老师最后讲到了法治的基石,讲到了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来源于哪?他觉得网民社会能够增加公民社会的力量,网民中间成分驳杂。中国社会有一种可怕的危局,财富的贪婪+底层的暴力,很容易摧毁脆弱的秩序和文明。我看1917年的报纸,看到一幅漫画,比较震惊:暴民和顺民,呼吁的是公民和平民。这副漫画,放到现在丝毫不落后,我们这个时代平民和公民仍然稀缺。很抱歉我说多了,回到提问时间。

提问1:高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我感觉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古今之变,中国打破了封建社会,但没有建立一个新国,中国的法治之路或者未来之路,怎么能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5000年历史中,找到互动的契机?

第二,你刚才讲到司法独立有不能承受之痛,不能解决很多问题,您希望党和国家关系理顺,但现在政改步履维艰,非常艰难,那怎么去打破这个僵局。单独司法改革搞不下去,打破僵局的出路在哪里,是不是您说的公民社会?谢谢!

高全喜:我强调古今之变高于中西之辩,现在中国特殊论,基本上是基于中西之辩,把西方东西和中国东西隔开,中国要找独特的道路。但中国也罢,西方也罢,都是社会结构上演变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只是西方是三五百年前就完成了转型,中国从1840年才被动地面临这个问题,但一旦面临这个问题,就绕不开了。我们的古今之变所面临的问题,比当时西方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古今之变包含更多的内容,西方那时的古今之变也就是古希腊、罗马那一块东西,古今之变看起来很漫长,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中国的古今之变不仅要面对古典中国,还要面对西方社会,而且是两种西方社会的形态,一种是英美的,一个是欧陆的,这种古今之变包含的内容很多很复杂,这是一个重大挑战,所以不是简单的中西之辩就能解决了的。

如何实现古今之变?有几种方式。我个人比较主张英美的,尤其是苏格兰的启蒙思想,苏格兰启蒙思想对于处理古今之变会提供一些教益。法国大革命的古今之变和宗教改革的古今之变,大体上是通过流血、战争与革命完成的,苏格兰启蒙思想所提出的对传统同情式的理解,但又基本的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以及宪政框架、市场经济,把这些和传统同情式的理解结合起来。苏格兰启蒙思想中所提供的强大思想资源是中国这些年来学术界一定没有重视的。苏格兰的启蒙思想不单纯是简单的教条,包含着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有文明演进论,有道德哲学,有政体论,有法治论,都强调法治。苏格兰启蒙思想,有一套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社会科学,包括道德学、政治学、经济学、文明演化论,就是一整套对文明演变的系统论说。后来才产生了哈耶克的一套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最主要一部分的渊源就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中。其中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很好的解决了现代社会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就是传统演进式,而不是革命式、暴力式的批判。政体上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社会要实行演进式。政体革命和社会革命不一样,政体革命是在政治、宪法框架内实现权力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很血腥、不会弥漫到全社会中去。英美就这么走过来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苏格兰启蒙思想是对英美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一个理论板,是理论上的阐发。中国近百年的路子不是这样的,搞的是全面革命,不但是社会革命,而且是灵魂革命,这样的话,把社会烙了几个饼,这就不可能和传统接续起来。

第二,谈到司法独立和政治改革的问题,我不是反对,我认为它很重要。问题在于现在的司法独立没有一系列的预设条件,无法独立,现在不是说要司法独立,而是培育司法独立的预设性前提,像公民社会建设,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怎么给未来司法独立提供一些预设前提的制度安排,这一块缓慢推进比现在直接的呼吁司法独立更加有效。所谓司法独立,就是法官判案要独立自主。司法独立有一个广泛的理解和狭隘的理解,如果是一个狭隘的理解,司法独立目前是承担不了的,如果是广泛的司法独立,我觉得是可以培育的,司法独立的制度性前提,需要社会的、政治的、德性的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培育。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目前的僵化,秦晓有一个观点,他说一个社会变革需要外部压力,到足够大压力之后才能变革。但从一个理想状态来说,这个压力又不至于彻底摧毁它。社会变革有时候很偶然,必然中有偶然,一些个人、突发事件所起到的作用很关键。为什么有人说政治家很重要,政治家在情势发生时,真正的能力就在于能够恰当的、准确的判断,然后做出抉择,这种抉择是一瞬间的,但在历史上是重大的,这个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天意。我们只能希望外部文化、内部机制培育出真正在危机到来时,有能够因势利导的人物、行动者,这是一个希望。看历史时,会发现这些事,会看到良好的国家在关键时期,确实培育出了需要以人民的名义出场的伟大人物。

我顺便回应一下子云的问题。海峡两岸确实都有迷失,台湾的迷失是真迷失,中国文革那些年,不是迷失,而是错误的抉择,那时有一套坚定的理论以及行动,是路线的错误。我们现在看来是一种迷失,当事者不迷失,很坚定。而台湾在联合国丧失主权了,一个地域的人民在汪洋大海中,到底何去何从,法权如何安放,人心怎么安定,他们确实是迷失,但中国大陆不叫迷失,完全是另外一套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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