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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讲堂88期 高全喜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

2010年11月11日17:41腾讯公益高全喜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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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讲堂88期 高全喜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

(图说:孙中山早期革命变革之路)

古今之变与中西之辩

关于“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大致上我想讲几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法治进程放到现代性的语境下,涉及到两个前提,一个前提就是所谓的古今之争,再一个前提是中西之争。无论谈中国社会转型,谈一种现代制度的构建,还是谈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实际上在中国目前来谈这个问题都隐含这两个前提。大家有可能意识到,有可能没有意识到,我觉得大家要是读这类书或文章,或者思考中国社会变革,我们现在改革30年,到底向何处去,作为理论预测大体上你要清楚是放在一个什么情况下来谈的。这两个就是古今之变和中西之争。

什么意思呢?首先是古今之变,在中国我们谈社会转型和民主宪政,首先它是一个古今之变下的问题。古今之变这里面的分界点在我看来就是鸦片战争,随着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王朝秩序进入到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面临一个新的国家构建问题,你摆脱不了这个问题。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王朝政治,唐宋元明清,它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变化,但它里面的社会结构是没有什么变化,打下了江山,有这样一个继承,然后这个社会就慢慢演变。到了一定程度出现危机了,爆发农民起义,颠覆一个王朝,新的王朝出现了,又开始新一轮的重复,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社会秩序也有法制,这个法制按照传统中国来说,有两种治理,一种就是礼仪之治,再一个就是刑法之治。基本上这套法制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不是一回事情,但是它也是有一个社会秩序。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王朝政治演变的过程。

你要再往前,中国在秦制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封建社会,那是真正的封建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有点对应的。在秦始皇之后建立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不是封建社会了,是一个皇权专制社会,是郡县制。这一套演变跟我们要谈的现代法治也不是一回事情。我们谈法治或者说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就面临着古今之变。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一个古今之变。这个古今之变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西方也面临着古今之变。西方当然不是鸦片战争这种形态,但是西方的古今之变要比中国早几百年,追究历史的话,从1500年西方也开始了一个古今之变。从最早的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政治到了中世纪教权和王权的二元分治,到了1500年之后,一些现代的民主国家清醒了。这样主权问题出现了,民主政治出现了,开始了建设西方的现代秩序中的法治进程。这种法治进程演变了几百年,一个一个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之后,一方面是内政的法治与民主的构建;另一方面是对外的国际秩序的构建。西方也面临一个古今之变,当然西方古今之变的演变模式、动力机制、国家形态的出现、个人权利的保障、议会民主的形成,那是西方面临的问题,几百年的演变,至少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状况。或者到了二战之后,我们面临二战《雅尔塔体系》的国际秩序,这是从国际秩序来说。从各个国家来说,英、美、法、德都逐渐建立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宪政民主制度。

这个宪政民主制度当然从法律来说有几个法系,比如说普通法,还有一个大陆法,使得他们国家形态中法治的路径有不同。英美基本是普通法系的,欧陆基本上是大陆法系的,但是有些问题也是相关的,解决的都是社会秩序、个人权利的保障,国家权力如何制约,如何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对内构建了一个相对比较强大的民主国家,以及一个市民社会,对外形成了一个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从拿破仑时代就有,后来的神圣同盟,到一战,到二战,以及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所谓的全球化,这个世界秩序当然有政治的、经济的、金融的、军事的、法律的。

西方有一个古今之变,中国也有一个古今之变,你要探讨这个问题,要有古今之变这样一个视角。 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中西之辩,这个中西之辩从晚清末年就开始了,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诸如此类的。中国的古今之变不像西方,西方就是古今之变,当然古今之变隐含的有罗马法的复兴、古希腊的文艺复兴,也还有教会法,它也重新复活了或者改造了传统中的一系列有价值的因素。但是西方基本上还是在基督教世界下的,一个欧洲中心的范围内来处理他们的古今之变的。中国的古今之变就面临着中西之辩,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社会,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是伴随着西方异质的文明形态,包含着刚开始的船坚炮利,后来我们知道船坚炮利之后,还有一套制度文明,他们还有一系列法系,然后再包含它有工业文明、科技这一系列的东西,再往后他们还有一套普世价值。所谓的西方的东西和我们传统中国的几千年文明中的制度、礼仪、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发生碰撞、冲突,也有一些包容、叠合,这种情况下,在中西问题中呈现出了古今之变,我们的古今之变是在中西之辩中展现出的古今之变。

无论谈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国的法治进程,甚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现在你都绕不开古今、中西之辩,这是两个背景。在这两个背景下,我们来思考中国目前谈的一些所谓的大问题。法治也是这样的,个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公共利益怎么梳理,国家的公权力怎么制约,或者说它怎么发育出来、怎么制约,这有一系列的问题,都要放在我刚才说的背景下思考,才能找到我们是怎么来的,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状况,是不是比较优良,目前我们面临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改变,甚至要发生一些革命,今后我们向何处去,我觉得这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两个基本大的前途。

古今之变和中西之辩哪个更根本

现在理论界也有争论,古今之变和中西之辩哪一个更根本?这就有不同理论了。认为中西之辩是最根本性的,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的,这就是涉及到普世价值到底存在不存在,是不是有一个中国模式,独特的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罢,或者我们传统的儒家复兴也罢。他们强调的是中西之辩在古今之变中相对来说占有更大的位置,更根本,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是放在中西之辩的情况下,有些人主张这个。我个人认为古今之变对中国来说高于中西之辩,为什么了?的确是通过中西的变化促成了我们的古今之变,但是即使没有中西差别,中国也要面临着古今之变问题。只是说我们在1840年的时候,西方文明发达到一定程度,它的殖民主义扩张接触到了一个原生态的文明,但是你没有像印第安文明、印度文明那样被彻底地消灭掉,或者彻底地被殖民化,而是激发了内部的一些变革的动因。那么古今之变的问题展现出来的比较激烈,甚至呈现了所谓“保国、保教、保种”问题。

即使没有西方文明,这样一个传统的文明形态,在面临工业发展、科技文明,甚至面临所谓的政治文明的情况下,也要面临着从前现代的到现代的转变。所以在这里头中西之辩不要过多的辨析,什么中国特殊、普世价值,到底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哪一个我们应该遵守,哪一个应该反对,我觉得这些东西要放在古今之变的背景下。中国如何走出传统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社会,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假如说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更根本的角度考虑,那么争论所谓的普世价值到底有多少意义,争论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有没有多少意义,我觉得这里头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认识。这里面涉及到三个,两个是古今、中西之辩,两个大的线索;再一个,如何看待这两个线索里哪一个高、哪一个低,哪一个是根本的问题。我基本上认为重要的是古今之变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出来,西方可能人家完全走出这个过程,所以变成了后现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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