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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讲堂84期 陈有西 司法改革与社会控制

2010年10月14日15:11腾讯公益陈有西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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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讲堂84期 陈有西 司法改革与社会控制

社会稳定和进步的方式是什么?

第二个大问题,维护稳定。发展是中国当前各界共识,也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我们不反对维稳,现在的分歧在于维稳用什么的方法,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不安的因素就压迫,有不满的言论就封闭。上访,可以给关起来或者放到精神病院里,怕老百姓开启民智,而不开启。所以要封闭一些观点,现在网络控制的工作量非常大。中国有的人有一种急躁情绪,有的有一种危难情绪。急躁情绪是改革没有希望的,也不可能把权力让出来,所以我写了一篇《不到马嵬驿,不舍杨贵妃》,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方,不舍得将杨贵妃吊死。只有到山穷水尽,皇帝自己都不保命时,要杨贵妃吊死。现在的改革也是这样,主动将杨贵妃让出来,他们是不大愿意的。但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就选择一种更加迫切的手段,改良、改革都没有办法,只有革命。现在革命,不知道天下是谁家之天下。最大的腐败分子在党内,但中国社会精英也在党内,中国的希望都在党内,跟共产党为敌,绝对是书呆子说梦话,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中国是一一艘老旧的大船,我们只是其上面的乘客和水手,我们只能在上面帮助划浆让它向前快一些,而不能脱离其速度自己顾自向前跑。一个人往前跑,从船头掉进大海里,是要淹死的。

在中国法律界,淹死的人很多。有的逃到国外有的被抓进去,在杭州,我把这样的观点讲,有人说,我是保守派,都是一种幻想,不可能实现。我说中国现在的情况下,这些幻想是一种现实主义,不要动不动掀起革命,这会害了我们的年轻人。

总的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很成功的,中国的大多数官员也想把国家带向繁荣富强文明。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

第三个问题,社会进步的方式选择

中国改革有一个短板理论:一个木桶有20块板,其中有一块板最矮,所以装水也只有那么高,现在的中国改革也面临这样的情况,经济体制改革越快越好,甚至不惜破坏生态资源,将所有的资源破坏掉,也要把国家的经济搞下去,所以经济体制改革越快越好,政治体制改革越保守越好。我国的改革,就是木桶短板理论。

政治体制改革不上去,整个国家的价值观,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照样上不去,人家不会光看其GDP,总量超过了日本,外贸第一名都很容易,什么东西一弄就是全世界第一,因为中国人很多,但平均一下,中国很弱。一个现象就可以把整个国际形象打掉,一个案例就够了。由于经济改革不断往前走,政治改革却越来越落后,大量的矛盾爆发,腐败的问题、整个决策的问题,司法改革停滞不前的问题,社会公平无法实现的问题,上访大军出现的问题,校园血案的问题,一切的一切跟社会公平有关,总根源就是社会体制改革。无论是官方和民间都得了改革焦虑症、改革的恐惧证。焦虑症是民间特别是有知识的年轻人,觉得中国再这样等下去没希望,一定要寻找另外一种方法,不能等他们主动来改了,要自下而上进行更加激烈的改革,这是焦虑症;官方的是恐惧证,这个社会天天有上访、游行、自焚,如果一放开,司法改革独立以后,自己的政权就没了,政权没了以后,中国会产生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很可怕,比法国大革命还厉害,这样一来,导致一些人更加不敢改革,因为改革的结果就是自己丧失政权以及丧失其所有的社会基础,整个家族完蛋。所以改革越来越难。

整个社会的背景中,如果客观冷静地分析这些现象,民间官方要有个渠道听得懂对方的语言很关键。现在互相听不懂。有人说温家宝总理在做秀,其实是没有人听懂他的话,官方也听不懂民间的声音,所以,就加强警察、武警、加强国家机器,用大量的税收,将国家维护住,这样做社会的矛盾越来越深,而且最后的买单都是老百姓。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人早就明白,国家大乱最辛苦的是老百姓,当炮灰的都是下面的子民。所以这句话是千古名言,国家能够改良、稳定,尽量不要革命。这是经验之谈,绝对不是怕死。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吃苦的都是老百姓,中国的稳定非常重要。特别是社会知识分子要认识到这一点。晚清变法时,梁启超、谭嗣同是想提醒体制内要改良。最早觉醒的是知识阶层。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的现象,体制内想维护这样的政权,将国家推向富强、民主,官方和民间要互相听得懂对方的语言,能够明白很关键。

第四革命化问题,中国的政改可以在宪法法律框架内进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教授提出的说法都是行政体制内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范围大得多,普适价值、公平、权力制衡,自由、民主、博爱等这些东西不是搞几来个部长的事,真正要改的话,从司法突破,代价最小。

第五个问题,通过司法改革可实现的权利。现在有三个权利可以通过司法改革实现,一个是言论自由的权利,一个是民主选举权,一个是司法独立权。

宪法第5条强调了司法独立的权力,国家的法治立场是独立的,宪法明确规定。宪法第2条、第3条人民代表是人民选举产生的。现在的问题是大法授权,小法收权。大法架空,小法撕裂。

中国改革的第一步是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为什么这是代价最小的突破口?因为这是理性的、可控的、有对话平台的。苏联垮台时,采取的是坦克进大厅,经济结构改革采取的是休克疗法。我们能不能采取暴力的方法或者休克的疗法?我觉得不可取。但通过司法改革是代价最小的。比如说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们可以通过新闻,通过立法阶段,大家讨论,都是司法达成共识的阶段。书呆子能不能讨论出?照样可以,联邦档案文集都是大家讨论出的一个体制,书呆子一起讨论,也可以讨论出一个合理的政治化架构出来。选举法的修改,革命代表不能自己私人接待,当然这是立法理念的问题。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选举法,如果真正地把代议权利拿回来,在宪法的框架之下也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的代议是失控的。像我这样有点身份的人,三级代议以后,完全被架空,他们玩忽职守,我们也没有办法管。到现在为止,对非洲豁免了多少债务,我们不知道;朝鲜支援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人民的税收收去以后,用到哪里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实现公权力?如何完善选举法,也是在宪法框架内。

司法权利可以通过诉讼法来完善,但没有人执行也是没有用的。光是立在那里,也是天上的月亮画饼充饥。

诉讼法的完善和推进,立法的讨论以及法律的实施,也可以依照独立审判的原则实现。现在不受任何团体、单位个人的干扰,实现司法独立,实际上我们影响法院的东西很多,有效的、独立的司法是政改的调节器。政改出现矛盾不可调和时,法院可以调和各种政治力量裁断。

第六个问题,司法改革的目的和价值取向。我认为有四个要达到:

一是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都不希望我们国家乱,特别是对有产阶级的人; 二是实现公平正义;三是民主法治的落实;四是保障政治体格改制的成果。

第七个问题,影响我们现在司法制度公正和效能的原因在哪里?

一是意识形态的因素,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司法机器就是专政机器,是政治家的奴仆,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而是政府的工具,整个意识形态在建国时就定好了。周总理讲,公安是刀把子,军队是枪杆子。依靠公安管理社会治安,枪杆子是对外的,保护国防。当时就不需要法院,也不需要律师。“律师”这个概念,最早就是公安军管。

二是权力架构。现在的权力架构是政府下面的一个部分。宪法上一府两院是平等的,三个章是一样大的,也就是说,在理论上一府两院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最高法院比公安部都不如,公安部长是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是政法委委员。律师事务所当时根本就没有,司法研究是法院里分离出来的,司法研究中,产生了法律顾问,法律顾问改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自己要探讨搞什么样的形式走向民间,所以律师就是“孩子生孩子”,最后孩子很小,根本就没有地位。

三是公权同化因素。现在这个概念根深蒂固。为什么重庆的五毛党骂律师骂得厉害,认为我们律师就是为黑社会辩护,律师为他们讲话好不到哪里去。但整个公权同化的因素导致本能地不保护被告人群,被告没有权力。

四是地方利益因素。抓记者、抓作家这些事,说明公权力严重私化。

五是人情关系因素。这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和效能的影响非常严重。

六是选择标准的因素。因为强调三个至上,选择法官第一是忠于谁,不是忠于法律而是忠于权力。考法官、检察官,首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坚持法律公平正义,进门的第一步是忠于权力而不是法律。我国最高权力机构是谁?全国人大。在大学中必须这样回答,毕业以后,还认为是全国人大,那就是傻瓜。法律人是最讲实事求是的群体,但却在刚入门时被异化,不能讲真话,性格被分裂,要讲傻话。最后有原则有骨气的人是上不去的,阿谀奉承的、随风倒的就能当法官,就能上去。这样选出来的法官是缺钙的。这样的法官怎么可能接受公平正义,现在的司法一塌糊涂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劣化选择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越有骨气的可能很早完蛋,越阿谀奉承的,爬得最高,而爬得最高的人其人格越糟糕,所以法官一定要坚守公平正义。

我跟学生讲,为什么要要搞法律?就要要舍身护法;毕业时就告诉他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很多优秀律师被抓很可惜,让人痛心。

现在的司法公正、司法效能选择了一批庸官,为什么?因为只有庸官是听话的。现在有一个高级法院院长在阅兵,简直是傻院长,阅兵不是谁都能做的,在封建社会,这个人绝对被杀掉,这种庸官,没有水平,连规矩都不懂,官场也有潜规则。现在的庸官上去,不懂规矩。当然,这个院长比较有改革开放思想,经常在网上发言。选择标准非常重要。贺卫方、陈瑞华教授讲过很多次,但很多首席法官没有写过一篇论文。

七是制度缺陷的因素。整个的制度缺陷是全方位的,法官的缺钙、法官的选才标准包括审判委员会、合议庭的设立以及检察长可以列席省委会等制度的缺陷是全方位的。最高法院的观点就是内部审批的,不是司法程序,律师对刑讯证据不闻不见。我们的最高法院说了算,他说不是就是不是。制度缺陷的问题也要通过司法改革。

八是法官伦理的因素。现在的法官听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坚守公平正义是傻帽,这样的想法,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现在的法官没有内疚感,因为他的正卷是跟律师看的,附件另外一有本,院长的意见、庭长的意见、内部和议的意见都在附件里,所以他一点负罪感都没有,这个人被杀掉不是自己判的。审的不判,判的不审,导致法官都是异化的。法官基本的人格、独立的意志,对生命的敬畏都没有。我现在做死刑案很小心,我去过刑场,老师带着我去看,枪毙20个人,就像杀鸡一样,脑浆都被打飞,这让我很震撼。可惜大量的审死刑案件的法官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对生命不敬畏,用国家法律的名义杀人也是杀人,但他们没有这种想法。罪犯不能杀人,国家能够杀人吗?现在中国说要废除死刑,很多的专家、学者都不赞成。说废除死刑,是西方法学思想的代言人(现场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会慢慢明白,如果把财产性的犯罪死刑去掉,导致的影响会更大。当然这需要过程。

第八个大问题,当前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途径选择。重点是法院制度改革,司法改革要突破,要从法院制度改革开始,为什么?因为法院没地位,法院内地位律师肯定也没有地位,讲了半天,不如公安局长、纪委的一个电话,所以我们必须把法院的地位抬高,法官的地位抬高。在法律伦理上要确立法官独立的观念,这要从教育抓起。要提高最高法院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地位。从定罪权改革入手确保法院独立审判。建设强势法院干预政治和政府宏观经济行为。现在司法失效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说山西的煤炭,浙江老板500亿投过去,是按照市场经济买来的,但政府一个命令却将其全部收回,政府、法院发一个文件,一律不受理,司法失效。政府掠夺民营权利的行为,司法全部放弃审查。强势政府、弱势法院是普遍性的现象。

提高当庭判决的比例实现法官审判权的回归。如果规定一个案子七天内判掉,合议庭的权力就真正加强了,司法的腐败就会减少。提高当庭判决的比例。从法院职业化着手,培养国家忠于法律的法官队伍。探索大区法院,专门法院模式摆脱司法地方化。推动法律共同体循环交流,改变公权混合概念,这很重要。有一个课题,一个律师去当检察官,检察官当律师,屁股决定脑袋,到最后很多理念能够共通起来。

河南有一个教授,在南方当法官,北方当律师,在自己的家乡当教授,三个职业是同时的。律师怎么能够当法官,他说,他从来不去办案,就去审。我很奇怪三个职位却是一个人?

最后一个大问题,法律人应当积极稳妥地投身政改。中国现在面临着非常重要的时期,总理在这次联合国开会期间,讲了政改,说死路一条,再不改就不行了,而且自己“义无反顾”,朱镕基讲的是“差不多了”。民间也有各种力量,民间上书、以及罢免以及大学里思想活法的活动,整体上,朝野一致,希望中国改变现在的面貌。另一方面,我们对世袭的政权很支持,派一个常委去支持,全球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支持。

中国从军事观念转到技术观念,现在慢慢转入法治观念。懂法律者,将来肯定会进入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些人会理性地管理国家。我们要做一个善意的批评者,更要做一个合作者,这个定位很重要,法律人应该有道义感和责任感,应该互相理解更加团结,把改革的代价控制到最小的限度,让我们国家尽快文明进步起来,谢谢大家!(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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