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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昏庸掩盖贪腐?!

2010年09月13日02:34《足球》报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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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肯定不会有事。”谢亚龙传出消息被调查后,中国足球圈内人士无论亲疏都这样评价。只是当他消失的时间从72小时变成更长的“无限”,当央视在9.12爆出他已经被警方正式立案调查,人们才在震惊之余不得不相信:原来谢亚龙也确实涉及从足球圈内攫取不正当利益。

谢亚龙被调查之初,舆论认为,他面临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他从这些调查中全身而退了,就证明这名曾经的足坛掌门昏庸到了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步;也就是说,这个调查只能证明如下———要么他是纯粹的政工干部,自始至终根本没有融入圈子,这可以认为是几年内的渎职行为(这种渎职行为现在几乎无从追究);要么他参与了足球黑幕。没有中间道路。

而他被立案调查,证明了他是被圈内误读,或者说,他欺骗了所有人———谢亚龙在执政四年间表现出的业余和昏庸,让人觉得他一直没能进入中国足球圈贪腐运营的轨道,他因为与这个圈子的格格不入,没有机会渗透其中,参与其中。而事实证明,这是他有意无意为了掩盖制造的假象!仔细回望谢亚龙在任的四年不难发现,他虽然看似与职业足球圈距离遥远,甚至他刻意在保持与这个圈子的距离,但事实上,他离中国官场的圈子一点不远,离明规则潜规则都很通行的中国体育圈更是非常之近。四年间,他一直用他的昏庸掩盖他的贪腐。

在2008年奥运会后本报进行的相关调查中,受访的俱乐部经理人中,有20%表示,自己从未与谢亚龙说过话,到现在都不了解谢亚龙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这意味着,在圈内人心目中,谢亚龙虽是愚蠢的,但更是陌生的,正是这种陌生和距离感,给他镀上了保护色,根深蒂固的“局外人”定位让他自如游走。

让我们来听听谢亚龙在国奥2比7输给拜仁慕尼黑后的采访。当时,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谢亚龙说,“在过去的70多场联赛中,拜仁只丢了9个球。而我们一场就打进他们两个球。”言外之意,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而实际上,拜仁任何时候也没有在“70多场联赛”

中只丢9个球,不知道谢亚龙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数据。

谢亚龙在分析这场比赛丢了7个球的原因时居然说,“他们(拜仁)的主教练是最后一场球带队,球员和教练的感情很深啊,这场球就很用命。”让人莞尔的是,当时是2008年1月,克林斯曼和拜仁签约,将在夏天执掌拜仁。而从这时起一直到赛季末,拜仁都将继续由希斯菲尔德执教。

这些采访都没有被公开过,因为要保全他的面子。谢亚龙不断用各种行动表明,他其实离这个圈子很远,他刻意保持着对这个圈子的距离。还有一个细节是,在他执政期间,足工会和足代会都没有召开过,甚至都没机会见一下他。他总给人一种他置身事外的感觉,让圈内人认定他就是个局外人。

2008年6月,国奥队在延吉和马来西亚队进行热身。当时,杜伊的帅位问题已经危如累卵,谢亚龙仍然采取的是怀柔态度。比赛之前,南勇在延吉宴请各路记者,谢亚龙也出现在某菜馆,但不到20分钟他就匆匆离开。在他离开后,在场有人明确向南勇表示,谢亚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圈子,后者一笑置之。而这个举动,放在眼下来看,也应该被视为他刻意和圈子内保持距离的行为。一句话,谢亚龙根本就不想让人认为他是一个懂足球并想融入圈子的人。

他上任的第一时间出差即是去成都毛家湾基地,现场观看女足的训练。以专家自居的谢亚龙给女足提出了一些田径训练的要求,奥运会后有关“叉腰肌”的笑话,滥觞于此。在国奥监军,谢亚龙有时候干脆穿着西裤踢球,颠球,被摄影记者留下“倩影”,而这些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他故意贴上不懂足球的又一标签而已。

起用“弃将”,占据足协相关要害部门,这是他对这个圈子最有效的渗透,或者说,是他按照自己意愿的资源重整,秩序重建。这其中,在几线国字号,他都派了领队,掺了沙子,布了眼线,掌了权。“谢时代”的国字号接连不断的丑闻和他对管理者的坚持使用,随着蔚少辉立案侦查都“伴君侧”,开始变得有趣起来,他们之间在国字号上确实可能存在深不可测的利益交换。

谢亚龙上任后,任用的蔚少辉(国足领队)、李晓光(国奥领队)、张健强(女足领队)、李飞宇(女足领队)们,无不是原来足协的“弃将”,一一被他起用,只是,这些人早就是圈内人,没有引起外界注意。

荒废闲置的“弃将”,自然很容易变成自己人,在重要部门都任用了“自己人”,表明谢亚龙深谙官场之道。虽然这些被他重用的人,在管理球队期间出现很多前所未有的滑稽丑闻,但谢亚龙从未动摇,对他们的信任堪称顽固。当蔚少辉不断被指出卖国脚资格,并且最后是因为经常在队中聚集国脚赌博惹怒了杜伊,造成了拉杜国家队的提早崩盘,当李晓光管理的国奥队不断出现“斗殴门”(与皇家园林巡游者比赛中)、“军训门”(有球员问教官,是否找过小姐),李飞宇在女足搞出“窃听门”(女足世界杯期间,在丹麦队的休息室里安装了窃听器),当张健强和伊丽莎白在女足闹得不可开交,人们似乎只是把一切归罪于奥运之下的队委会制度,而没想到,这其中谢亚龙扮演的角色,即便有人指责谢亚龙,也绝对没想过他在这些位置上安插人马的真实用意。

蔚少辉和张健强出事后,让人们终于清醒了,原来谢亚龙在中国足球领域的渗透是如此之深,而谢亚龙通过他们要完成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恐怕只有当事人说得清楚了。至少在“谢时代”,所有的国字号教练都是他一手选的,在他出事后,首先被指出的问题正是引进拉杜过程中可能有利益交换;至少拉杜时代,没有一次国家队名单是教练选的,全部是队委会议定的。这其中,谢占了多少份额,他和“爱将”蔚少辉同时进去,也许足够说明问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时,虽然谢亚龙很外行,但他任上的各线国字号主帅,都是他选的。包括最早的朱广沪、裴恩才,包括杜伊、福拉多、多曼斯基、伊丽莎白,这些人都是谢亚龙说了算。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在做出选择时,谢亚龙吃了多少利益,但一个细节显示他是懂得利益交换的,在当初跟武汉方面交涉要裴恩才的时候,他允诺,足协今后一定在各方面都会关照武汉,这后来被认定是利益交换的证据,而在他出事后,2007女足世界杯选址在武汉也被指是有猫腻在里边,可见,谢亚龙深谙这其中的门道。可惜的是,在武汉退出时,已经是南勇代理执政,谢亚龙最终没有帮上什么忙,搞得武汉方面一直怒骂谢亚龙骗了他们。

尽管在延吉的饭局上,谢亚龙提前退场,几乎是将“江湖影响”拱手相让,但他在和南勇的斗争中,从来都没有采取守势。事实上,在“谢时代”,谢亚龙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掌控欲望,多次出现他和杨一民南勇的工作交换,这样的争夺,如果不是利益驱使,还是什么?

南勇和杨一民的交集应该是从2003年开始,在阎世铎主政足协期间,其他四位副主席的坐席排列依次是薛立、南勇、张吉龙、杨一民。说起南勇和男足的渊源,不能不提2001年十强赛,特别是在处理与米卢的各种矛盾中,南勇显示出了自己的能力。虽然在这期间,足协管理层的分工调整也时有出现,但总的来说,这段时间的足协领导班子却是相对平稳的。然而到了谢亚龙时代,却一再打破惯例。

谢亚龙掌管原本认为可能出成绩的女足,与杨一民一道下武汉“钦点”了裴恩才上任,仅仅两个月之后,2005年8月份,女足就迎来了韩国举办的东亚四国赛。在这次任务分派上,谢亚龙以女足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随队赴韩。这次东亚四国赛的结果却出乎意料,本来被寄予夺冠厚望的女足却惨遭垫底,而之前没有任何指望的中国男足却夺得了冠军。于是,回到国内,谢亚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女足项目重新划分到杨一民的帐下,而杨一民只能将男足、女足国字号队伍一手抓。

当时2008年奥运会已经日益逼近,2006年5月,在男女足均面临奥运重任的情况下,杨一民主动提出希望将分管的女足项目交出去,自己则集中精力负责男足备战2008奥运以及2010世界杯赛。2006年6月的主席办公会上,谢亚龙却作出了由杨一民主管女足,而男足国字号队伍由南勇分管的决定。当时南勇被任命为足协党委书记,成为正司局级干部,他重掌国字号,细细一想也是顺理成章。但此后谢亚龙并没有真正放手。

实际上,从2005年年初谢亚龙上任后,南勇从杨一民手中接过了国家队、国奥队和联赛部工作,就南杨二人而言这是工作分工的不同,但是谁都知道这是谢亚龙的一个布局,而并非外界所猜测,只是两人之间的你争我夺,在这次国字号职务任免上,谢亚龙玩了一次掌控奥运会布局的权力游戏。

事后,很多人都拿谢亚龙与阎世铎进行比较,阎世铎在掌控足协内部工作上还能“抓大放小”—————他习惯只负责全盘的工作,而当时南勇主管国家队的选帅、训练等等诸多具体工作,各个部门也都有行驶职权的相应权力和空间。比较之下,谢亚龙上任后尽管安排了两位副主席主管男女足队伍,但是谢亚龙依然在选帅、训练甚至人选上有话语权,这也造成一定的矛盾。比如男足队伍中,国家队和国奥队的“拉杜组合”也是谢亚龙思路的贯彻,南勇只是执行者;而在女足的选帅上,谢亚龙最后圈定了多曼斯基和伊丽莎白以及最后参加奥运会的商瑞华担任主教练,杨一民也无权做决定。而谢亚龙则有总局“队委会”这一尚方宝剑,也造成了南勇和杨一民都难以施展身手。不过即使这样,当男女足成绩不理想时,南勇和杨一民最后却不得不担负领导责任。

最冤的应该数杨一民,由于不熟悉中国国情,伊丽莎白在性格和执教方式等方面上造成众多矛盾发生,导致女足从重庆四国赛开始到阿尔加夫兵败如山倒,但最后伊丽莎白下课,却使杨一民成为“替罪羊”。2008年3月,杨一民下课,南勇接管女足,谢亚龙则亲自执掌男足。奥运会后,杨一民又再次与南勇“交接棒”,这样的“折返跑”对双方来说都已经疲惫不堪。

而就是男足的问题上,2008年亲自监督国奥的谢亚龙,也经常给主管国家队的南勇找麻烦。他从国家队抽调李玮锋、孙祥和杜震宇等人参加多场国奥预选赛,表面上以国奥为重点,其实也是给南勇的国家队釜底抽薪。

事实上他一点都不在权力的关键环节上让步。就算在他推得很干净的爱福克斯的问题上,事实上他作为掌门人,是有很大责任的,但他还是一副清廉模样,甚至让人觉得,是他一直在逼着南勇追讨欠款。

在赞助商和运营方面,废了福特宝的谢亚龙找来了盈方公司运营中国之队,这在2006年8月拿下了“中国之队”7支球队的经营权后,尽管也联系了一些高水平球队,但整体的质量并不是很高。合作两年后,中国区总裁王应权被解职,随后赞助费用逐步下滑,数据表明2007年度盈方仅仅支付了500万美元。而盈方答应的每年22场A级赛事也很难完成。有趣的是,在国奥队和国家队分别在2008奥运会和2010世界杯上败北后,盈方更要求在合同规定款项中扣除1000万,作为国字号成绩不佳影响其运营的“灾难补偿”。

尽管谢亚龙在足协会议上也提出了为“2014年世界杯现在就开始备战”的目标,但是当时要完成教练员选拔、球队重组的程序,还需要至少几个月的时间,这样2008年赛季就结束了,而光靠国家队和国奥队上半年的那些比赛是无法上交1000万元的费用的,同时盈方也表达了一个观点,“友谊赛费用和正式比赛无法相提并论”。

在国家队的经营上,一场世界杯十强赛的比赛与一场友谊赛的承办费有着悬殊的差别,据悉,其中的差额高达数百万元,以小组赛为例,任何一场比赛都有至少四家主办城市而且都表示可以接受承办费用,但是一场邀请赛的主办城市是需要盈方绞尽脑汁“开发”出来的,而且承办费用也低,刨去花费的成本只能是赚些零花钱,一名盈方工作人员说:“我们签订合同时,就说过能赚回合同费用,主要就是靠这次世界杯外围赛,现在十强赛都没进,影响的是两年的合同款。”

2006年签约时,谢亚龙曾说明“由于盈方公司与欧洲很多国家的足球协会以及俱乐部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也能够使中国队得到更多的与高水平球队比赛的机会,加强与亚洲、世界其他球队之间的竞争。”希望盈方利用自己的关系寻找热身对手,但似乎足协在履行合同的两年间,一直认为“盈方在寻找比赛对手上没有太大帮助”。

盈方公司的无能,反而衬托出中国足协的短视。当初选择盈方公司,不过就是比亚足联开发公司多了区区200万美元的报价。

而在当时所有的报道中,几乎都集中在谢亚龙“不懂行”造成的恶果上。而对于这一事件背后是否有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人警醒。而随着谢亚龙被正式立案,此事也可能有了最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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