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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冷小说到暖电影

2010年07月28日23:18南方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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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原著小说叫《余震》,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的作品。按照张翎的说法,小说强调的是一个“痛”字,在电影里,“疼痛被温暖代替”。因而,电影对小说进行了大篇幅的删改和加工。

编剧苏小卫说,正是这样的大删大改,把一本气质阴冷的小说变成了一部引爆大众泪点的电影。作为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编剧,苏小卫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传递正面能量

苏小卫是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每周两天参与电影局的审片工作,审片之余,她的身份是编剧,写过不少“主旋律”剧本,比如2007年的《超级台风》、2009年的《沂蒙六姐妹》。电影《唐山大地震》项目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剧组对前几位编剧不满意,电影局张宏森副局长向冯小刚推荐了她。

冯小刚为什么选她?

苏小卫说:“这个片子不是特别典型的灾难片,更注重灾难背后的情感故事,主要讲母女关系。常态生活、感情和家庭化的东西,我写得多,像《那山,那人,那狗》。”对苏小卫来说,这个工作不算挑战,从介入到写完只花了两个月,还算顺利,但对剧本的修改和讨论进行了将近一年。

苏小卫进入剧组时,《唐山大地震》这个项目已经走过摸索期,冯小刚选择了张翎的小说《余震》,因为小说独特的个体感受视角。在苏小卫看来,《余震》的切入角度很好,没有流于类型化的灾难故事,像《后天》、《2012》那种,写灾难来了英雄如何拯救大家,全景式的场面控制,主要人物有贪生怕死的,有指挥不利的等等。“如果我接到《唐山大地震》的命题作文,我也有可能这么写,但张翎老师的小说摆脱了这个模式,写灾难后的余震,冲出了题材的局限,不仅仅是灾难,还有生活和情感。”

在苏小卫看来,小说《余震》有一个“好起点”:面对地震中被压在一块混凝土预制板下的龙凤胎(方登、方达),母亲李元妮只有能力救出一个……这个“选择的命题”成为电影最大的催泪弹。这个故事很像美国作家威廉·斯泰隆的小说《苏菲的选择》,波兰女子苏菲和儿子、女儿一起生活在纳粹集中营里,纳粹指挥官让她在儿子、女儿之间作一个“生死选择”,她选择了让儿子活下来,只能看着女儿被推向焚尸炉。小说《苏菲的选择》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唐山大地震》是一部主旋律电影,投资1.2亿元人民币,由唐山市政府、广电局、中影集团、华谊兄弟联合出品。“唐山市政府拍摄这部片子有非常特殊的理由——对唐山的历史和人民有个交代。唐山人对大地震的记忆无法淡忘,他们也很为这30多年唐山的巨大变化而骄傲,在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社会感恩的情绪下,来做这样的片子,势必是包含着正面和积极的东西。小说《余震》尽管略微悲观,但也是一个乐观的结局。”苏小卫说,因为上述种种理由,在各方的协商沟通下,由她“大刀阔斧”地对小说进行了改动,把更多笔墨放在时代感、人物的命运、情感纠葛和心灵治疗的过程上,这让电影有了更广阔的容量,更加温暖的色调,充满希望,释放出正面的能量。

更温暖,更时代

苏小卫喜欢用白菜和炒白菜来形容小说和电影的关系,“不能因为你炒菜只需要叶子,没用菜帮,就说菜帮不好,这主要取决于这盘菜需要什么。”她说,虽然小说的存在决定了电影的存在,但两者有传承也有改变。电影是小说的衍生品,但不是小说的复制品。电影《唐山大地震》对小说《余震》的改动很大,以至于可以称得上是挣脱小说的“另一部电影”。

从单线人物改成三条线的家庭群戏,是电影对小说的一个大改动。小说中女儿方登是绝对的主角,7岁那年在地震中被母亲放弃,经过一场暴雨,奇迹般地活过来,跟随养父母长大,经历人生坎坷,出国求学,并最终回到了唐山。而电影把故事分成母亲、女儿和儿子三条线,讲述32年来一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的命运和生活。苏小卫说:“电影反映了一个较长的时代变迁和更多人物的命运,故事展开以后,视角更开阔,也能引起更多观众共鸣。”

除了故事的结构,电影在主题上也做了“大手脚”,故事的基调由阴暗、疼痛变为温暖、希望。小说家张翎要表达的是,即使灾难过去,被摧毁的地貌逐渐平复,建筑物重新盖起,但地震在孩子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却暗暗地渗流得更久。小说着重描写了女儿方登在地震后遭遇的一连串“生活灾难”:养母病逝,被养父性侵害、丈夫移情别恋、女儿离家出走、躺在心理医生的病房、多次试图自杀等等。这些阴暗残酷的故事,反映了张翎对女主人公的命运设计:经历过地震的方登,蒙上心灵阴影,形成偏执性格,无法回归家庭,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小说令人黯然落泪。

然而,“电影要温暖许多,删去了养父性侵害、丈夫移情别恋、女儿离家出走等情节,用更多笔墨写生活的常态和温暖的情感,在地震灾难后,人们克制忧伤,恢复平静,生活继续下去。”苏小卫说,“电影是跟更多观众对话的大众媒介,不像小说是比较个人化的书写,电影毕竟要给人温暖慰藉。”刚开始写剧本,导演和制片方就明确告诉她,要写一部给观众暖意的电影,不要让观众情感受伤感到绝望,电影里要“医治”女儿对母亲的恨。

为了塑造一个温情主题,电影不仅删去了养父侵犯方登的情节,而且把养父母正面塑造成解放军。苏小卫坦言:“这些要求都是和制片方商量后决定的。我们不排除戏剧化的故事设计,但常态生活也能充分展现人的情感。常态下,绝大多数养父是不会侵犯养女的,我们选择表现养父女很好相处的正常生活状态。而且,我们的电影是不分级的,大人小孩都看,所以有意识地修改了这段。”

除了更正面、更温暖,电影还特别注重时代感,毛主席去世、高考、南下打工潮、未婚先孕、香港回归等等。在制片方看来,这些能够展示普通中国人30年生活变迁的画面,都铺陈在电影里。“主流大片应该涵盖时代记忆。而且,生活面更宽了,只是这生活背后有一个阴影和伤口。”为了表现宏大的时代,电影并没有停留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而是将时间拉长到发生汶川大地震的2008年。

电影中,救灾队伍轰隆隆驶进四川汉旺,带来大批食物和药品的弟弟方达,从加拿大飞来参加医疗队的姐姐方登,志愿者聊起了各自在唐山大地震中的遭遇——这是电影特意安排的姐弟相遇的桥段。“张翎老师写《余震》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汶川地震。我们得找一个契机让母女相认。先是让姐弟相遇,她和弟弟去汶川救援,汶川大地震时确实有很多唐山人自愿去救援。其次前面也有铺垫,双胞胎往往是有感应的,两个人天各一方生的孩子,取的名字都一样,去救灾也是不约而同的。”苏小卫认为这样的“巧遇”比较合理。

享受与冯小刚的合作

这是苏小卫首次跟冯小刚合作,苏小卫形容这次合作挺轻松。

“剧本初稿完成后就得到了导演和制片方的认可,后面修改的次数很多,但改动都不是很大。”苏小卫以前多跟丈夫霍建起合作,“我经历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只发生在这两个导演身上。他们俩都很尊重编剧,霍建起如果在拍摄现场要改戏,会给我打电话商量,冯小刚也一样。冯小刚导演自己能写剧本,但拍摄中遇到需要修改的地方,也打电话给我,有时候他也担心我会不会嫌烦。我觉得他们拍戏那么辛苦,我改几场戏其实没有什么。”苏小卫透露,冯导也提供了很多好的点子,还有王中军、张宏森,片子里很多想法是大家的。

比如一段和剧情没有多大关联的戏,一场人数庞大的群戏:毛主席逝世,解放军和小登一起折白纸花。“这是华谊兄弟总裁王中军珍贵的儿时回忆,他舍不得。”苏小卫说,这部电影是多方协商融合的产物,带有不少投资方的诉求,“王中军曾经在38军服役,当年38军是唐山抗震救灾的主力,因此将养父母的身份改成军人,既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也表达了他对部队生活的怀念。再比如对唐山新生面貌的展示,这是唐山市政府的希望。”

苏小卫挺享受跟冯小刚的合作。“我跟霍建起太熟了,所以我们往往谁也不给谁留面子,就经常会吵架。冯小刚和我不太熟,就特别客气,以商量的方式交流,互相也多表扬,这种合作方式很值得推广。”当然太客气了可能也有问题,导演让她写她就写,写了很多,后来装不下了,只好剪。苏小卫第一次看样片时,心想:完了,给冯小刚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电影有三个小时长。一部电影的容量毕竟有限,只得忍痛删去一些情节,“比如方登在养母家渐渐不开心,很想到外地上大学,方登跟养父母的对手戏都去掉了,使得现在的情节比较跳,不明白养母为什么会临终忏悔。还有表现方登独自抚养女儿生活不易的部分也删了,不过,我觉得目前影片保留了所有重要的内容,很好地保持了影片叙事的完整性。”苏小卫说。

7月13日,苏小卫和观众一起看了《唐山大地震》的北京首映场。剧场内会意的笑声和纷飞的眼泪,让她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电影能得到那么多观众的肯定,至少说明一点,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尽了全力,才使得这部影片在创作、制作、运作各环节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有时候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认真而尽力地这样对待工作和人生,我们的生活会好很多。”

除了工作上的收获,参与这部电影后,她也更加理解了自己的母亲。在她看来,母亲李元妮之所以选择救弟弟,并不是中国人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决定的,而是人的本能。“因为生活中往往是弱一点的孩子受到家庭的重视比较多,例如我姐姐虽然比我大,但她身体不好,我妈从来都是偏向她的,记得小时候打扑克,妈妈总是叫我不要赢姐姐,我当时还不理解,想凭什么?但是现在,我理解了,如果是我,我也会选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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