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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以锦:作假总有一天会“血本无归”

2010年07月23日10:21大洋网韩洪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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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以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利益驱动导致作假

时代周报:“唐骏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已经有好几周了,仍在持续发酵。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成功至上,还是诚信至上”。在你看来,社会公众在看待像唐骏这样的“成功人士”时的逻辑是什么?

范以锦:当前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存在着种种的制度缺陷,人们的心态普遍浮躁,急功近利思想泛滥。由于很多领域有空子可钻,这就造成了一种“超额利润”空间。学历上造假,经历上欺瞒,背后是有一种强烈的利益追逐力量在驱动。在他们眼中,人生就像是赌场,以假充真,以小博大。另一方面,也有人愿意帮这些人炒作,这样就可以从中分一杯羹,比如张悟本。但是,作假肯定有风险,社会上有良知的人还是很多。如今,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获取的手段越来越便捷。这样,作假被监督的机会越来越多,机会成本越来越大。所以,别以为作假会拿到超额利润,总有一天会血本无归。

时代周报:不过,目前来看,作假的成本和风险总体而言还是比较低的。惩罚也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严厉,比如三鹿奶粉事件的处理,所以,三聚氰胺奶粉还在屡屡出现。还是拿唐骏作例子吧,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枪打出头鸟,唐骏太成功了,被盯上了才歇菜了。

范以锦:虽然说,唐骏们露馅了,但能不能就此遏制造假的风气,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我看是这样的,只要造假者在不断追求“更低的成本,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会搞得非常大,搞得大的话,风险就会非常大。这就会出现某种连环效应,当新的“假”起来之后,它后面的“假”会更大。而且,这种效应引起关注的话,就很容易被揭露出来。但如果是一般性的“小打小闹”,相当部分是没有办法暴露的,也没有人去关注,这些只能靠制度上的不断完善和规范来逐渐地杜绝。

时代周报:在这次的“唐骏事件”中,媒体还是在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的。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唐骏事件”在媒体上的呈现会骤然减少,但其在社会上引发的种种反思和追问,还在继续,还在发酵。你怎么看这种社会心态?

范以锦:大家会去揭露,会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也是希望回归比较正常的社会,为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而共同去努力。《人民日报》也发文表态,认为“好人主义”要不得,对造假要动真格。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舆论还是有一个基本共识的,是非不分的道德相对主义终究还是要破产的。

讲真话也有市场价值

时代周报:一个方面来讲,这个社会在作假方面胆子越来越大。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说真话的勇气也越来越大。比如年轻人中有韩寒,比如媒体人中,您自己也在为历史努力说出真相。回到经济学的语言,那该如何看说真话的成本与风险?

范以锦:社会很浮躁的时候,假话连篇的时候,你能够反其道而行之,能够讲真话,能够脚踏实地地提供真相,那么你能够比别人,在品格方面保持独有的价值,同样你也会得到社会的尊重,你就可以找市场,可以发展起来。当然,我们很难讲它是不是“超额利润”,你是通过正当的渠道和符合道德的努力得来的,这种生存是很扎实的,而且能够使人尊敬。

当然,目前来看,我们这个社会说真话还是有风险的,但是不能够因为有风险我们就不去做。如果什么风险都没有了,随波逐流,那么从报纸的品格、从人的品格、从长远发展来讲,最终会把媒体搞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社会在不断地进步。这体现在哪里?一方面,国家的高层对媒体是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信息公开的条例也在逐步地推动,总体上来讲,我们国家运作上是在朝着开明的方向往前走的。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而且是很难被制止的。如今是一个泛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人人都可有一个麦克风。它会推动人们观念的改变和社会进步。这既是对作假的制约,也会是对讲真话的激励。

媒体的势利眼值得反思

时代周报:刚才谈到了炒作,媒体在舆论的形成中是非常核心的一环。媒体在不断地发掘并塑造这个时代的“成功人物”。事实上,唐骏的影响力也是媒体推上去的。那该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中媒体的作用?

范以锦:尽管现在有一些人对媒体缺乏信任感,但是毕竟相当多的人还是会从媒体了解信息。反过来,媒体的反复宣传和传播,也就使得这些人相信了它所报道的“事实”。对绝大多数媒体来说,有意作假是不会的。大多数情况是由于没有认真经过调查,为了抢新闻便把信息发布出去。由于媒体求“快”,萝卜快了不洗泥,这个过程有不够专业的地方。

当然了,媒体在价值观上也应该检讨,媒体的势利眼也值得反思。比如说,我们的媒体急功近利,我炒作你,你明年地位提升了,那我们媒体可以得到一个提升,这里面就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社会里面,对自己的地位,应该体现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水准,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品位,这跟价值观有关系,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时代周报:从这十几年的历程来看,媒体在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没什么争议。但是,媒体的负面作用同样值得警惕。我们看看媒体的内容分布就知道,对成功人士对明星的报道,占据了太多的篇幅。而且,其报道取向和语言往往太单一,人性的多元体现不足,也缺少质疑的追问,结果媒体的报道变成了“成功在那儿自说自话”。

范以锦:媒体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在对“成功”的报道上,媒体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给这个社会设置了一种成功与失败二元对立的语境,自动地对接上了传统中的“成王败寇”的逻辑。相反,对那些选择自己的道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往上攀登的人,对那些多元的人生榜样,我们的媒体挖掘得不够、报道得不够。如今又在走另一个极端,去追逐包括“凤姐”这些例子。

媒体会为了赢得眼球,在报道的时候突出某些耸动的亮点,却没有考虑到它的传播后果。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当唐骏这样的事情一次一次地出现,媒体便会丧失其公信力。媒体要成为真正的社会公器,不能够人云亦云,要冷静客观地调查分析研究,坚持媒体相对的独立性,尽量减少这方面的失误,严格地说,近年来唐骏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时代周报: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很容易受急功近利的思潮所影响,有的人把成功量化为一些物质指标,比如收入多少、是否有房有车等。你怎么看待这种“成功标准”?

范以锦:生活得好一点,要有车子房子,这些都是正常的诉求,而且它们经过努力都是可以实现的。但这并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因为不同的群体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人也有不同的起点。如果一个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得到改善达到自己的目标就不算成功吗?一个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就可以算是成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走精英道路。

对于年轻人,首先当然要有理想有追求有信念,其次是脚踏实地,眼光要放长远,把基本功练好,并经过长期磨练,会有成功之日。想要快一点就要更加努力,这种快不是急功近利,而是了解自身条件以及确立自己的价值和理想之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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