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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2010年03月25日09:12南方周末王彬彬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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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将怎样面对世界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答案——以国家对国家,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用那些中国的甜甜蜜蜜的东西,因为生存的手段正是基本的民族价值,梁启超打通了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的道路。(p145)

这就意味着要以一个国家,而不是以一种文化来面对西方。梁启超不再在具体的价值中去竭力寻求平等……而只是在理论的可能性中坚持平等。(p168)……

汪晖这样总结鲁迅的第二个思维特点(p72):

第二,在鲁迅的叙事中,中国的悲剧命运不是来自传统文化的断裂,不是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变革首先是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变革。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24页:

他(梁启超)终于走进一个新的境界。中国的灾难并非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背叛,也并非来自对经典著作权威性任性的抵制,而正是来自于坚持这种权威。必须从那些“伪经”、从那些“真经”、从那些过去的死亡之手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这两段话,意思完全相同。可以说,汪晖是将勒文森在不同章节、不同语境中对梁启超思想状况的论述拢到一处,贴上了“鲁迅思维特点”的标签。

对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剽袭

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也给予了汪晖很大帮助。《反抗绝望》只在一处明白标注引用了林毓生的原文,但引用得让人莫明其妙。而在真正借助林毓生的地方,则不做任何说明。例如,《反抗绝望》中,用“整体反传统”这一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完全就是对林毓生的学舌。《反抗绝望》对林毓生的剽袭,是以搅拌、组装、拼凑等多种方式进行的。具体字句上的剽袭痕迹不是很明显,但“偷意”的迹象则是十分显眼的。

下面,先抄一段《反抗绝望 》 中 的 话(pp61—62/pp124-125):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首先要说,这一番话,有多处文理不通。以搅拌、组装、拼凑的方式剽袭他人时,特别容易犯文理不通的错误。这道理,想必不用多讲。

下面看看《中国意识的危机》中的一段(pp49—50):

辛亥革命以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加以抨击。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潜在的整体观,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些因素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道德所采取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激愤;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操,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根本改造的迫切要求;即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由于袁世凯的无耻篡权和夭折的帝制运动和张勋的复辟(这两者增强了他们要求变革的迫切感)而使他们产生的对整个社会旧邪恶势力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极度疏远。总之,普遍王权崩溃后所遗留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溯源于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分析范畴,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范畴才形成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pp49—50)

读者不需要有太多的耐心和太好的眼力,就能看出汪晖的那段论述,完全“脱胎”于林毓生的相关论述。剽袭他人时,一般性的话,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但核心概念却难以改变。林毓生所谓的“整体观的思想模式”、“普遍王权”这些概念,汪晖也只能袭用。

对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的剽袭

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是介绍和研究当代西方释义学的专著,与汪晖的论题本无直接关系。汪晖要借助其观点解释鲁迅等人对传统的理解,自然也无不可。但汪晖却不是老老实实地借用,而是“老老实实”的剽袭。举两例。

汪晖《反抗绝望》第64页(三联版第128页):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没有冒号,也没有引号。汪晖是将其作为自己的观点显示给读者的。我们再看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在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用不着我再做什么分析了。汪晖的那段话,虽然做了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张汝伦的书,但这样的“参见”,实在欺人太甚:欺原作者太甚;也欺读者太甚。比较起来,下面的剽袭方式,让人反感的程度就要轻些。

汪晖《反抗绝望》第65页(三联版第129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这一段话,几乎原原本本地抄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中的一大段话。这回采取的是跳跃式,即抄几句,便跳过若干字、若干句、若干行。为了节省篇幅,我在汪晖跳跃得较完整的地方,用省略号表示,并在括弧里说明跳过多少行。《意义的探究》第179—180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此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此处跳过16行)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分理解对象——文本。……(此处跳过两行半)所以,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虽然有些跳跃,虽然在个别字句上有些变动,但这样的剽袭,基本上是“奋不顾身”的,表明一旦被发现,便不想抵赖的。固然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也没有用一个“参见”来留条退路,来欺侮原作者和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方式的剽袭,还不是最让人反感的。

上面查考的五种书,恰好是我手头有的。即便是这五种书,也查考得并不全面。《反抗绝望》之后,汪晖先生转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成了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权威,更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有颇具影响的论说。我希望并且愿意相信:以各种方式剽袭他人著作的情形,不再能在后来的著述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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