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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中国还有多久的“人口红利”

2009年10月20日16:34凤凰网辉格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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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校招生报名人数比去年减少了40万,降幅3.8%,这一数据多年来的首次下降,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将这一变化解释为这些年的毕业生就业困难降低了学生上大学的兴趣,高达数十万的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似乎佐证了这一解释,然而回顾前些年的毕业生弃考情况,这个数字其实并未明显增长。实际上,从十几年前的人口变动数据,完全可以预见到今天的局面。若不是因为近年来的大学扩招、入学率提高,和每年近300万复读生的存在,高校考生原本会在两年前就开始减少;而人口数字显示,今后几年考生人数将继续大幅减少,降幅的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

像考生减少这种通过已有公开数据便可确切预见的情况,却成了新闻事件而引发一阵骚动,这似乎在提醒我们,对于人口变迁这一无可避免的前景,以及它即将给各种产业带来的冲击,我们是否缺乏准备?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阐述了创新机遇的七大来源,而其中唯一具有高度可预见性,而事实上却又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来源,就是人口变动。许多产业的产品组合与商业模式,都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对特定消费人群识别的基础上,这一人群的数量、年龄结构,以及收入、身份、职业、文化背景等特征分布,构成了目标消费群的人口模型,而模型中任一参数的变动都可能给产业前景带来重大影响。

遗憾的是,人口变迁的潜在影响在它最终表现出来之前,很容易被忽视。那些突发性的、立竿见影的事件和其中的因果关系,很容易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而人口变动则是潜移默化的,并且决定人口趋势的基础变量(生育率和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变动,和它们的经济后果最终表现出来,这之间往往有数十年的时间差,这就很难构成新闻事件。但当它的后果表现出来时,再作反应或许为时已晚,特别是那些投资周期长、掉头慢的产业,预见性尤显重要。

在中国,有一个额外因素会干扰人们的直觉判断:那就是计划生育。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过程中,产业界每每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历史中,从四小龙的经历中,获得一些有益的经验,来对发展前景作出预见:人均收入到某某水平时汽车销量开始跨越临界点,城市化到某某水平时水务市场开始爆发性增长,女性就业率到某某水平时生育意愿开始下降,等等,诸如此类的参照类比尽管很粗略也未必靠得住,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然而在与人口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这样的类比却很可能成为误导。中国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造就出一条从未有人见过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这条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让那些从对他国历史的观察中获得的经验归于无效。对此,产业界必须引起警惕。

1949年后,中国经历了三次生育高峰,其顶点分别在1963年、1971年和1987年。第一次是三年灾难过后的恢复性增长,第二次是被第一阶段计划生育和知青下乡所打断的一个生育高涨期,而第三次一方面是第一次高峰中出生的人开始生育的结果,而这一高涨期随后又被更加严厉的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所打断。1963和1987年两个高峰显示出24岁是首次生育的集中年龄,这也与1980和2004年两个出生率恢复增长的年份相吻合。每个高峰的前后都各有一个出生人口的上行期和下行期,就人口变动的经济后果而言,其变动数比绝对数更重要,假设一个产业以30到35岁为主力消费年龄段,那么,1998-2001年和2014-2017年便很可能是繁荣期,而2018年之后将进入长达15年的衰退期。

所谓人口红利,既来自人口绝对数的增长,也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城市化不仅将大量人口卷入新型的消费模式,也为工业和服务业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人口变迁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在其他国家,生育率下降晚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通常,随着妇女就业率提高、育儿模式变迁、儿童抚养和教育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导致生育意愿下降。而在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生育率在60年代末便开始快速下降,远远早于城市化进程,这导致了两个结果:对于以城市青壮年人群为主要对象的产业来说,人口下行期的影响多半被城市化所缓冲和抵消了;其次,由于2004年开始城市化速度急剧放慢,从那时起,人口下行期将与城市化下行期叠加在一起,其影响将是空前的。

在考虑城市化因素之后,从1988年开始的那个下行段,其影响便尤为重大。从那年起,新生人口以平均每年48万的速度下降,年降幅约3个百分点,直到2004年后暂时趋稳。而正是从2004年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便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从2003年的顶峰2000万降至去年的1100万。有意思的是:2003年恰好是1987年出生的孩子初中毕业的年龄,我们知道,许多农村孩子正是在这个年纪进城打工,现在,城市化的这一来源正在枯竭。然而城市化减速比这一年龄段人口减少还要快得多,眼下在农村,16至45岁这一青壮年潜在进城人群正在全面萎缩。每个中国生意人,必须牢记1988和2004这两个年份,以此来推算其影响何时落到自己头上。

以房地产业为例,城市购房主力是首次购房者(占七成以上),而首次购房的首要动机是结婚。目前城市青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5岁,从2013年起,这一人群的数量将以每年2到3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考虑到投资和开发周期,这一影响已迫在眉睫。而在住房租赁市场,消费主力是还未买房的年轻人,其年龄起点以前是初中毕业的16岁,目前正移向高中毕业的19岁,低端租赁市场看来从2004年起便已下滑,而中高端的公寓租赁将从2010年起吃紧。

再看汽车业,目前平均购车年龄约32岁,并且这个年龄正在快速下降,平均首次购车年龄大约低于30岁,这样,汽车业的拐点将在2018年到来。当然,拐点未必意味着销量绝对下降,可能只是增长率降低,这取决于在此之前汽车拥有率是否已经趋于饱和,但即便如此,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十几年高速增长的行业,增长率突降也是很大的冲击。相比之下,摩托车首次购车年龄不足20岁,国内摩托车市场几年前便已显露颓势,而一些城市的禁摩政策加上汽车的替代,使得这一萎缩将被加速,今年第一季度摩托车销量同比下降了7.71%;今后除非出口业务大有起色,该产业前景不妙。

显然,受冲击最大的将是那些目标年龄段明确而又狭窄的产业:教育、婚纱摄影、玩具、儿童读物、动画片、游戏、青春剧、验光配镜,等等。小学生减少将至少再持续5年,加上小学合并的加速,更多小学将被废弃,八九十年代修建的大批希望小学已被改作仓库甚至猪圈,接着师范学校将被迫缩减,实际上,前些年清退民办教师和师范改大专延缓了这一过程,今后必将加速下滑,与此相应的是,教师的学历将大幅提高。

人口变迁最广泛的影响将发生在劳动力市场,这几乎将影响每一个产业。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蔓延全国,那一年的进城者急剧下降了200万,此后便一直在下降。很自然,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相应劳动成本成倍提高,许多行业的雇员结构也开始老龄化,年轻保姆几乎被中年妇女彻底挤出市场,餐馆服务员也多了许多中年人,年轻人向那些最需要年轻和反应敏捷的产业和岗位集中,其身价也随之抬高。2004年的民工荒源自初中毕业进城者的枯竭,影响的主要是初级岗位,而3年后民工荒向熟练工和中级岗位推移,很明显,三五年后,劳动力短缺将再度向知识型和高级岗位蔓延,因为届时大学毕业生将开始减少,而熟练工又得不到足够补充。

在众多产业中,在需求面唯一不受国内人口变迁影响的产业,便是出口加工业,然而它们却将在另一个方向上遭受巨大打击。出口加工多半是劳动密集型,近年来饱受劳动力匮乏和成本急升之苦,去年的金融危机只不过给了它最后一击。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原腹地和西部转移,只能暂时缓解局面,并非长久之计,那里的年轻劳动力也已开始枯竭,西进者更多的实惠来自土地成本的下降;未来这些产业向境外转移的趋势将不可避免,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尼,将是最可能的目标。

不过人口紧箍咒并非对所有产业都是噩耗,也有受益者。还是2003年,该年死亡率达到了19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6.40‰,此后便以平均每年0.13个千分点的速度上升,对应着死亡人数平均每年22万的递增;考虑到人均寿命还在不断延长,这显然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结果。殡葬业、墓地、临终医疗、老年护理、养老院,这些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这一增长将延续到2050年代。在此过程中,整个赡养模式和医疗产业的面貌,都将经历一次彻底的改造,大量创新将随之而涌现。

和经济危机一样,人口紧箍咒横扫之处,每个产业都将经历一次大扫除,效率低下和盲目扩张的企业将被清除,那些陶醉于过去10年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兴奋与乐观之中,那些多年来享受着人口红利因而对自己运行良好的盈利模式信心满满的企业,或许会一夜醒来发现世界已彻底改变。与经济危机不同的是,人口收缩期将至少持续15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衰退更加漫长。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被人口总数还在继续增长这一事实所迷惑,对于具体产业来说,人口总数毫无意义,重要的是目标年龄段和特征细分的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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