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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6
评论

劳教制度如何变革?

嘉宾 / 刘仁文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观点辑要:

【要点1】 “劳教四大问题: 一在立法上存在严重欠缺。 二是在认定和执行中随意性很大。三是劳教制度的法律性质跟它的严厉程度不相适应。四是劳教制度已经严重不适应当今社会形势的发展需要。”

【要点2】 在法治社会里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公安机关本身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一支力量,自己抓人又自己盖章,这是权力的异化,近年来在很多地方劳教更是异化成为一种维稳的手段。

【要点3】劳教制度立法迟迟难以出台,里面必有难处,难处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决定权要否交给法院。否则21世纪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制定的法,还把如此长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权赋予公安机关,会被世界笑掉大牙。

【要点4】 1979年制订《刑法》后,劳教制度作为人治的自留地被长期留下来,结果毛病越来越大。由此出现了刑罚比劳动教养还轻的现象。现在法律都健全了,劳教制度游离在法律之外,而且让人很惊讶,劳教最低就是1年,刑罚还可以判缓刑、管制,判决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拘役。

【要点5】 保安是保卫社会的安全。从保卫社会安全以及保障公民人权的角度,保安处分制度要加以系统的完善。传统劳教制度基本要废除,但要把劳教制度改革为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制度,以配合刑罚,共同实现刑法领域的善治。

【要点6】 刑法跟刑事诉讼的程序配套起来,通过刑事诉讼的程序实现“漏斗效应”,一开始纳入到起诉范围的人很多,检察官从公共利益出发,过滤掉那些不需要起诉的,并通过刑事和解、暂缓起诉、简易处罚令等制度,最后真正到法院的只是那些确需定罪判刑的案子。实现人性化的过滤,繁者更繁,简者更简。

【要点7】 传统意义上的劳教制度要废除,把它的场所改造成分门别类的保安处分执行场所。但保安处分要同样遵循刑法上的行为法定、处罚法定原则,同样要遵守行为与处罚的合比例性原则。

“劳教制度是过去人治的产物,改革形成共识”

刘仁文:谢谢!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燕山大讲堂,2009年讲过一次,今年2月份讲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燕山大讲堂名气很大,特别荣幸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是看到一些老朋友和一些新朋友。劳教问题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说,因为只有一个小时,就直奔主题。

这个主题的内容非常多,就不讲历史了,一是因时间关系,二是我感觉到在过去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没有刑法,劳教问题并不是很突出.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各种法律都健全了,特别是去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在刑事法律领域里,大家觉得劳动教养的法律最后没有出来,是个遗憾。在刑事法律领域里劳动教养制度留下了人治的最后一块自留地,所以所谓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更多地带有政治宣告的色彩,其实任务还远没有完成。

首先讲一下劳教制度的问题。我从重庆刚调研回来,感觉重庆方面非常小心谨慎。后来在座谈会上我就说现在劳教制度影响最大的不一定是重庆,而是我老家湖南的“上访妈妈唐慧被劳教案”。10月9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公开答记者问讲“对劳教制度进行改革已经形成共识,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具体改革方案。”这个“形成共识”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劳教制度确确实实是过去人治的一个产物,在当今实行法治的背景下不改革不行了,就这个问题形成共识了。但到底怎么改并没有形成共识。

立法机关连续两届有一个立法规划叫起草“违法行为矫治法”,最近改成“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这个法到去年也没有出台,去年宣布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主要症结在于公安机关舍不得将决定权移交到法院,没有达成一致。但现在随着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包括我本人,我算是对劳教制度有所研究的,十多年以前我写过《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这篇论文被联合国的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翻译成英文,到中国外交部开会时,我有点惊喜地发现他们把这个论文给我们进行交流,而这个论文的作者就是我。对这个问题我时断时续研究了十多年,研究到现在常思考常新,感觉劳教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把决定权从公安拿到法院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现在的劳动教养制度如果其对象和内容不做脱胎换骨式的调整,在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之间插不进去。研究到这一步,觉得现在起草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内容要尽可能做一些大调整,否则这个法将来一出来,还会有很多后遗症。

我的基本的意思是:第一,劳教制度要尽快改。过去的收容遣送制度因为孙志刚事件闹得非常被动,压倒收容遣送最后一根稻草的是孙志刚事件。实际在孙志刚事件之前,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学术界呼吁了很多年,民政部门也一直在讨论怎么改,但没有紧迫性。现在的劳教制度也一样,公安部、司法部一直在探讨改革措施,但如果没有认识其紧迫性,随着唐慧案、重庆一系列的案件出来,将来会越来越被动。现在主动权掌握在立法机关手上,我们应该尽快出台。

第二,腾讯网发布了这个消息后,很多人点评“劳教制度就应该废除,干嘛要改革?有什么好改的?”如果大家看我的东西或者仔细读我的研究,就会发现我的结论是:现行的劳教制度基本应废除,但从改革的策略角度,特别是现在有很多既得利益部门,劳教制度存在了几十年,有很多劳教场所、劳教干警甚至企业,这些怎么办?我的考虑是现在刑事法律体系中确实有另一块需要规范,即保安处分。保安是保卫社会的安全。这一块现在刑法非常欠缺,从保卫社会安全以及保障公民人权的角度,保安处分制度要加以系统的完善。我现在的想法是,传统劳教制度基本要废除,但要把劳教制度改革为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制度,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结论。

“劳教渐渐异化成为一种维稳的手段”

劳教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归纳为四个:

一是在立法上存在严重欠缺。现在劳教制度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两个:一个是1957年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教问题的决定》,一个是1982年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劳教问题的补充规定》。大家仔细看一下条文,过去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决定和后面的补充规定只有短短几条,内容非常粗糙,这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为什么大家说“劳教制度成为一个框,什么违法行为都往里装”?因为规定得非常简单,我们的刑法500多条,规定相对细致一些,什么行为构成犯罪,罪刑法定。劳教规定得很笼统,比如扰乱社会秩序,这个问题不好操作。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50年代整个国家法治不健全,当时没有刑法,第一部《刑法》1979年才制定,当时情况下劳教制度本身并不突出,为什么?因为整个国家搞人治、靠政策治国,定罪判刑也是。那时的劳教制度问题并不突出。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了《立法法》,又强调要尊重《宪法》,所有法律要服从宪法,宪法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法律,如果某部法律的基本精神跟宪法相冲突就应宣布无效。《立法法》也是带有宪法性质的一部法律,现在《立法法》找不到这种法律形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颁布。说它没有一点法律依据,也有,但严重不足,新的立法法找不到这种立法方式。所以我给的定位是,立法上严重欠缺。根据新的《立法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形式,国务院无权颁布这样的决定。

二是在认定和执行中随意性很大。最初关于劳教制度有一个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部门、劳动部门、民政部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后在实践中演变成把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各地的公安机关,公章在公安机关,基本上是公安机关代行劳教管理委员会的职权。在法治社会里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公安机关本身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一支力量,自己抓人又自己盖章,这是权力的异化,近年来在很多地方劳教更是异化成为一种维稳的手段。比如湖南的唐慧,这种案子即使按照现有的劳教法也不能被劳教,上访是公民的权利。但实际中随意性很大。

还有一个问题,劳教制度1—3年,必要时劳教场所还可以延长一年,就是4年。监狱都没有这个权力,把人放到监狱里不能再延长一年,要经法院判决。

几十年来,劳教制度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50年代初是为了对付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严重的枪毙,轻点的判刑,再轻的就劳教。那时我们搞计划经济,不像现在搞市场经济,一个人一定要归属一个单位,单位信不过你,开除你,开除后不能流向社会,国家搞一个场所你去劳动,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制度到1957年,变成反右的一个工具,不少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都曾在新疆、青海劳教,当时尽管表面没有说劳教针对右派,但实际上正因为这个制度的弹性太大,所以称为对付右派的一个主要工具。

有意思的是,尽管劳教制度是人治的产物,但到文化大革命也废除了,为什么?那时候靠人民群众专政,劳教制度也不要了,造反派就可以把人关在牛棚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社会治安形势变得严重,劳教制度又开始恢复。刚开始对付违法犯罪人,近年变成一个维稳的工具。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没有变化,但实践中弹性那么大,主要来源于立法先天不足,太笼统。

三是劳教制度的法律性质跟它的严厉程度不相适应。劳动教养定性不是犯罪,可最低是一年。大家知道刑法上构成犯罪的有缓刑、拘役(6个月以下)、管制(不放在监狱,半开放,在社区里实行管制)。构成犯罪的比不构成犯罪的处理还轻。我们到外地调研,有的法官讲,“有的劳教人被送到检察院批捕,检察院说达不到批捕标准不批捕,这个人跪下说‘请你将我批捕吧',若退回到公安机关送去劳教,最轻都是一年,批捕到法院还可以请律师辩护,有上诉的权利,可能就判一个缓刑或拘役几个月。送回公安机关直接被劳教,最低是一年。”逻辑发生了混乱,本来构成犯罪的处罚比不构成犯罪的要重,可在劳教领域里倒置了,劳教比犯罪处罚的后果还要严厉。

四是劳教制度已经严重不适应当今社会形势的发展需要。1957年短短几条笼统规定到现在,现在国家的法治建设大踏步前进,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说当时劳教的一个功能是解决失业问题,国家搞计划经济,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内容严重过时了。我主张对于历史的问题尽量不去纠缠了,这个问题说得太多也不解决问题。现在要抓紧时间改革,现在不改,积累下来的问题会越来越被动。

“把治安拘留、劳动教养纳入《刑法》”

劳教制度到底怎么改?前面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届立法规划,去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时,看过去的立法规划会发现只有劳动教养这一部没有完成。之前还讲这几个法要抓紧制定,赶在去年宣布法律体系建成之日这些法律要通过。但劳教制度的法没有出来。没有出来的理由据说是公安机关说现在社会治安很严峻,若把劳教制度废除,出了问题别怪我。当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但针对这种说法,有人说不能拿这个来要挟领导人,毕竟国家民主法治是大势所趋。但不管怎么说,劳教制度立法迟迟难以出台,里面必有难处,难处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决定权要否交给法院。否则21世纪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制定的法,还把如此长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权赋予公安机关,会被世界笑掉大牙。1998年我们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明确讲对于人身自由的处罚,必须由一个不偏不倚的法院或者类似于法院的司法结构来裁决。这个公约签署十多年了,胡锦涛、温家宝也多次在国际场合承诺“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批准。”政府签署,批准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旦批准后每年要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写报告,报告履约情况。人权委员会要对你的国内法进行检查,我们的劳教制度首当其冲。但现在因为维稳压力比较大,好像离开劳教制度就会有大危险似的。我个人认为劳教制度没有这么大功效,但最高领导层有这样的担忧,所以这个制度比较难产。

劳教制度肯定要改,但怎么个改法?过去包括我本人在内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国家的刑法跟国外不一样。国外立法只定性不定量,比如说盗窃,法律上说“秘密窃取他人的行为就构成盗窃罪”。我们国家的立法既定性又定量,《刑法》中一般有数额较大、情节严重、后果严重。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的《刑法》只惩罚那些比较严重的行为,比较轻的行为怎么办?在我们国家有两块:一块是通过治安处罚,这是公安机关处理,包括治安警告、治安罚款、治安拘留,剥夺驾驶执照、剥夺营业执照。还有一块是劳教。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中国制定一部统一的《刑法典》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因为劳教制度1-3年,必要时延长一年,把治安处罚压在一边,没有去关照它。而劳教制度解决后,治安拘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治安拘留是1-15天,数个行为并罚可以是20天。按照联合国公约,一旦批准后会这也会很被动;另外大家看看西方很多国家的刑法典,有的剥夺自由刑也就是一、两天,我们的公安机关随便拘留15天、20天,但这15天、20天跟三年、四年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暂时没有当一回事。

明天我要参加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储槐植先生的80大寿庆祝活动,他提出一个观点,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把刑法的定量因素去掉,统一到《刑法》里;另一种方法在《刑法》有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定量因素的规定下,劳教制度和治安处罚有必要保留。大多数人朝着第二种方案论证,可我感觉到最理想、最科学的办法是把治安拘留、劳动教养纳入到《刑法》中,否则内在逻辑很难解决。这个问题说起来可能比较专业,我说一个最简单的观点。看西方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刑法里基本包括几部分:第一部分是重罪,这一块大体上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现在的规定,比如情节严重、后果严重;第二部分是轻罪;第三部分是违警罪(违反警察秩序法的犯罪)。重罪、轻罪、违警罪主要针对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比如14岁以上或者16岁以上),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比如没有精神病、精神障碍等),可以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对你进行刑法处罚,定罪判刑,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违警罪则一般处以罚款。这三个都是针对有责任能力的,对应的都是刑罚,即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跟刑罚相对应的还有一个保安处分,针对的是虽然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但由于欠缺刑事责任能力如精神病人,或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如14岁以下或16岁以下,等等。精神病人你搞得人心惶惶,杀人放火,为了保卫社会安全,得搞保安处分,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治疗。还有少年儿童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比如我国《刑法》规定14岁以下彻底不负刑事责任,14—16岁只有杀人放火特别严重的犯罪才负刑事责任。这些人一般情况下责令家长严加管教,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或者屡犯不改怎么办?国家为了社会安全也得有一个办法。但由于他们是病人或者小孩,得治疗他、教育他。其他像吸毒的、长期酗酒的,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要把吸毒、酗酒的毛病戒除掉。世界各国都有保安处分制度,以配合刑罚,共同实现刑法领域的善治。

“刑罚和保安处分需要互相配合,才能实现最佳效益”

正如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刑罚种类有多种多样且不完全一致,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保安处分也有多种多样且不完全一致。如《德国刑法典》,在刑罚之外,专门规定了6种“矫正与保安处分”:1、收容于精神病院;2、收容于戒除瘾癖的机构;3、行为监督;4、保安监督;5、吊销驾驶证; 6、职业禁止。其中,关于“收容于精神病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实施违法行为时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法院在对行为人及其行为进行综合评价后,如认为该人还可能实施违法行为因而对公众具有危险性的,可命令将其收容于精神病院。关于“收容于戒除瘾癖的机构”,法律的规定是:如果某人有过量服用含酒精饮料或其他麻醉剂的瘾癖,且因其在昏醉中实施的或归因于瘾癖的违法行为而被判处有罪;或仅仅因为他被证实无责任能力或未被排除无责任能力而未被判处有罪,那么,如果仍然存在由于其瘾癖而实施严重违法犯罪的危险,法院可命令将其收容于戒除瘾癖的机构。关于“行为监督”的规定:因实施了法律特别规定应予以行为监督的犯罪行为而被判处6个月以上有期自由刑的,如果行为人仍存在继续犯罪危险,法院除判处刑罚外还可命令在其释放后对其予以行为监督, 如未经行为监督机构许可,不得擅自离开住所或居所或某一特定区域,等。

我国台湾地区现在仍然沿用1935年制定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当时这部刑法典就规定有较为完善的保安处分制度,具体分为7种:1、感化教育处分(“因未满14岁而不罚者,得令入感化教育所施以感化教育。因未满18岁而减轻其刑者,得于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令入感化教育处所,施以感化教育。”)2、监护处分(又分为两种:一是对于心神丧失的人的行为不判处刑罚,根据需要可直接处监护处分;二是对于精神耗弱或喑哑人的犯罪行为,虽然可以减轻刑罚,但在执行完刑罚或赦免后,可以强制其进入特定的处所施行监护。)3、禁戒处分(也分两种:一是对吸毒的犯罪人,可以判令其进入特定场所施行禁戒;二是对因酗酒而犯罪的,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可以令其进入特定场所施行禁戒。)4、强制工作处分(“有犯罪之习惯或以犯罪为常业或因游荡或懒惰成习而犯罪者,得于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令入劳动场所,强制工作。”)5、强制治疗处分(“明知自己有花柳病或麻风病而隐瞒、与他人进行猥亵行为或奸淫,以致传染给他人的,可以判令其进入特定处所强制治疗。)6、保护管束处分(包括:(1)以保护管束代替其他保安处分。所有的感化教育处分、监护处分、禁戒处分,强制工作处分,都可以以保护管束取代之。但是,如果在保护管束期间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可以随时撤销保护管束,继续执行原保安处分。(2)对特定人的保护管束。对受缓刑宣告者在缓刑期内和获假释者在假释中可以得付保护管束。在这两种情况中,如违反保护管束规则情节严重的,即可以撤销缓刑宣告或假释,而执行其宣告刑或继续执行其剩余刑期。)7、驱逐出境处分(“外国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于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驱逐出境。”)

对照上述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类似这些行为在我国大都是作为行政处罚措施规定在相关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中,如我国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的收容教养,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对吸毒者的强制隔离戒毒,以及过去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等。有些保安处分措施,如对因酗酒而犯罪者的酒瘾戒除,在我国甚至还有待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刑法实行一元制(只有刑罚而没有保安处分),值得反思,因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刑罚和保安处分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实现最佳效益。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精神病人、吸毒和酗酒成瘾者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后如何处理的问题。一个人虽然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是精神病,但如果通过其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足以显示其对社会还继续有危险,就总不能因为不符合刑法上的罪责原则而一放了之,还得考虑保卫社会;而对那些因吸毒和酗酒成瘾而犯罪者,单处以刑罚并不能有效地防止他们再犯,所以也有必要采取相应的保安处分措施来对其行为恶习加以矫治。

但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通行做法,凡涉及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或措施,都要由法院通过司法裁决来决定。我国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解释,该款适用于剥夺自由的一切情况,无论它涉及的是刑事案件还是诸如精神病、游荡、吸毒成瘾等其他情况;这里的“法律”,是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所谓的“根据和程序”,是“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来裁判”。

我国在1997年颁行新刑法时,增加了对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由政府强制医疗的规定,这是在我国刑法一元制的情况下,保安处分措施渗透进刑法的体现;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将强制医疗的裁断程序司法化,即对那些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坚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由人民法院来决定予以强制医疗。这体现了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也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方向。

“公安机关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回过头看我们国家的《刑法典》,基本只有国外刑法中的重罪部分,轻罪和违警罪一部分在劳教里,一部分在《治安管理处罚法》里。保安处分这一块则基本没有纳入《刑法典》。二十多年前我们学习法律时,“保安处分”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邪恶制度,确实二战时期希特勒利用这个制度迫害进步人士,借口保卫社会安全,而把他们抓起来。1979年以前,我国是高度计划经济,各个单位把人管得死死的,问题不突出。现在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国门打开后,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精神病、青少年违法犯罪等种种问题都突显出来了。所以保安处分制度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问题。精神病人危害社会怎么办?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危害社会怎么办?有的小孩早熟,老是违法犯罪怎么办?对他们定罪行吗?不行,因为不符合《刑法》中的责任主义原则,可这些人若是一概不管,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由于我们刑法中没有规定这些东西,基本上把这些交给了公安机关,由他们做。所以公安机关按照有关禁毒的决定、打击卖淫嫖娼的决定,可以擅自决定戒毒2年、强制收容教育2年,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收容教养1—2年,这些权力都交给了公安机关。有人就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国家迄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警察国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些权力按照联合国有关标准,都属于刑法的后果,因为都是剥夺人身自由。公安机关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那这些东西怎么办?我主张纳入将来改革后的“劳教”制度里,对劳教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把现有的劳教制度基本废除掉,改作接收处以保安处分的人。为什么可以废除掉现有的劳教制度?有人说刑法中有定量的规定,劳教怎么废除?《刑法》中的定量制度迟早会取消,这个不取消特别不科学。比如我盗窃你的钱包,怎么知道你的钱包里有多少钱?我不知道,现在基本是唯结果论。假设盗窃你的钱包想盗窃很多钱,但你刚刚在外面把钱存起来或者给别人,钱包里的钱很少。知道数额较大,北京是2000块钱以上,如果盗窃1900块钱可能不构成犯罪。相反,一个小偷本来只想盗窃你几十块钱,但你钱包里好几张信用卡有好几百万。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定量规定不科学。

“通过刑事诉讼的程序实现‘漏斗效应’,使繁者更繁,简者更简”

大家知道肖传国伤害方舟子案件,当时《南方周末》采访我。我说祸根在于《刑法》的定量规定,导致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双输,为什么?第一,按照现在的刑法他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尽管他是有预谋的,准备了凶器,主观恶性足够大,但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要经过法医鉴定,轻伤以上才构成犯罪。方舟子跑得快,鉴定的伤情是轻微伤,没有达到轻伤。按照刑法规定,不构成伤害罪。结果判肖传国寻衅滋事罪。判寻衅滋事罪太勉强了,因为寻衅滋事是扰乱公共秩序,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对象。肖传国是科学家,对象非常特定。最近浙江虐待小孩教师又以寻衅滋事罪逮捕她,最后放了。寻衅滋事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刑法一定要罪刑法定,这是保障人权的要求。据说肖传国在北京某个劳教所执行这个刑罚,执行完出去后,他说“我对劳教所的管理没有意见,里面很人性化,管理很规范,就是对这个罪名不服气,我有什么寻衅滋事?我就是要打方舟子。”这都是刑法定量导致的不科学。

过去很多人辩护说中国的刑法定量是科学的,并以为西方国家里没有定量,那偷一杯矿泉水是否就构成犯罪,要判刑、坐牢?这个社会成本太大了。逃公共汽车票5毛钱就判刑?因为你说只定性不定量。这是对西方国家刑法运作的严重误会。我们有的海龟派的教授在国外构成违警罪多次,他开车超速构成违警罪,罚款,这就构成犯罪,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就业和未来的发展。为什么?国外违警罪只是让你享受定罪判刑的正当程序的保护,但性质上不会作为犯罪记录,不会影响你将来升学就业。对稍微严重但又没有很严重的犯罪怎么办?规定一个前科消灭期,给一年或者几年的考验期,这期间没有再犯罪,就把记录撤掉,你就没有犯罪记录。这样一系列的制度保证不让你担心出现副作用。超速、闯红灯、吃罚单,不会跟杀人放火一样,要不要做一个犯罪记录,犯罪记录保留多久会作一个制度上的设计。对于盗窃罪,中国规定数额较大,他们没有规定数额较大,但并不会出现有些人担心的偷一个苹果也顶罪判刑。为什么?刑法跟刑事诉讼的程序配套起来,通过刑事诉讼的程序实现“漏斗效应”,一开始纳入到起诉范围的人很多,但检察官会从公共利益出发,过滤掉那些不需要起诉的,并通过刑事和解、暂缓起诉、简易处罚令等制度,最后真正到法院的只是那些确需定罪判刑的案子。

德国50%以上的案件在检察院就没有起诉到法院。在警察机关,如果案子很轻,他们有一个类似于中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业机构。大家都知道警察工作很忙,而且没有耐性,调解需要技术,什么时候、多大范围的人参加,保持多大的距离,要不要亲戚朋友一起来参加说服等有一系列的技巧。根据双方意见,愿意调解就给你一个单子到那个部门去,一个礼拜后回来,如果达成和解,案子就算了结。若达不成,就走下一步,送到检察院或者法院。如果案子很小,为了这个案子到法院出庭,而不想出庭或者到美国出差,不愿意为这个事回来,检察官到法院申请双方都同意的处理,法官同意就盖章,通过快递给双方结案了结。这样通过刑事诉讼的过滤程序,把恐怖分子、有组织犯罪也即使我们所说的黑社会犯罪、重大恶性的暴力犯罪或者严重的经济犯罪、腐败犯罪,这些案件不能和解,必须送到法院,由法院判决。大家经常看报纸、案子,国外一个案子开庭开一个礼拜、十几天,我们的案子若加上将来所有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案子都这么开庭,法官当然忙不过来。所以要繁者更繁,简者更简,简单的比我们还要简单,前面就和解,过滤掉了,或者检察官开出一个处罚令,经过法官同意给他们,最后只有不到一半的案子到法院,这样才能确保这些案子的证人到庭、专家到庭,控辩双方对抗,把案子辩得越来越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出现肖传国有意识的准备工具打人,没有打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就不构成犯罪。因为犯罪一定是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相结合的判断产物,这两方面都要考虑。大家看美国的拳王泰森仅仅打了对方一拳,法院判刑,为什么?因为拳王屡教不改,而且在假释期间再犯罪。如果只打一拳,鉴定伤得不严重,在我们国家就不构成犯罪。

“刑法上定罪量刑应当主观、客观相统一”

我们刑法将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要把劳教和治安处罚,特别是治安拘留纳入到刑法的,其实国外连剥夺营业执照、驾照的资格都要由法院来判处。当然也可以把治安罚款等非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留给公安机关,但如果当事人一旦不服,则应当法庭见,由法庭来裁决。只要是剥夺自由,一天都不行,自由太宝贵,必须由法院来裁决。像闯红灯被罚款,因为证据清楚,而且自己知道到法院去也是输,所以可以赋予警察这个权力,若当事人不同意,比如他认为自己没有闯红灯或闯红灯是因为红灯设置有问题、看不到,那也要法庭见,以法庭的裁决为结果。设置一个前置程序,罚款的权力可以给公安机关,但剥夺自由不能设置前置程序,因为一旦被剥夺自由,他就无法救济。治安拘留纳入到刑法里,劳动教养纳入到刑法里,在刑法里设立重罪、轻罪,甚至违警罪,建立不同级别的罪,设置轻重不同的刑罚后果,然后有相关制度配合(如违警罪不作犯罪记录,轻罪设置一定的前科消灭期),这就比较好。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把盗窃罪的数额给去掉了,现在扒窃、入室盗窃等不论数额大小,我认为这代表了中国刑法去定量规定的一个发展方向。将来中国刑法趋势肯定要去掉“定量”,盗窃罪已经先行一步;醉酒驾驶等也带有这个味道,不再要求过去出现交通肇事的后果。这表明治安处罚与刑法正在融合,现在带来一个问题,治安处罚、劳动教养和刑法三驾马车的基本格局还没有变,那么那把盗窃罪去数额化,又把醉酒驾驶和飙车纳入刑法,就涉及一个三法之间如何衔接和协调的问题。

2012年修改了《刑事诉讼法》,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从2013年1月1日法律生效后要经过法院判决。按照国家法治建设的规律和方向,这也是任何涉及人身自由的处罚和措施必须由法院来裁决的一个进步例子。

所以,刑法的定量规定将来要拿掉,然后通过刑事诉讼相关制度的程序设计,使不应当送往法院定罪判刑的,在前阶段过滤掉,应当定罪判刑的就送到法院去。在公交车上逃票一块钱,在理论上能否构成犯罪?完全可以,因为电脑里都有记录,第一次作为罚款,但如果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记录,并且屡教不改,那就对不起,尽管你是逃票,尽管数额较小,也构成犯罪。

为什么过去说劳教制度在中国有存在的空间,没有办法废除它?就是因为我们的刑法结构有欠缺,规定了“数额较大、情节严重、后果严重”。在这种对于刑法不能动摇的情况下,劳教制度确有它存在的空间。现在刑法已经松动,其中对于盗窃罪的规定不是过去那种单纯强调数额,而是规定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无论数额多少都构成犯罪。可实际中带来问题,因为整个法律还是“三驾马车”:刑罚、劳动教养和治安管理处罚。现在很多人提出,按照《刑法》,盗窃取消数额,那治安机关就没有事干了,劳教没有用了,整个法律体系打乱了,只有把这些东西都去掉,由刑法统一调整,才比较顺畅。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是,我们过去常说劳教制度是针对屡教不改的,这是因为过去在《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上都过分强调客观后果,如数额等。几年前许霆在一个自动取款机上取钱,自动取款机出毛病,一个劲的往外吐钱,他就取了十几万。这个案子有争议,是否构成犯罪?大部分主张构成犯罪,我主张不构成犯罪,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今天就不谈了。要谈的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信用卡没有伪造、盗窃,去银行取款机上取款,取款机吐出来了,从人性出发,拿走钱,这个主观恶性很小,比有意识的去盗窃,主观恶性要小很多。但有意盗窃钱不够多不构成犯罪,自动取款机吐出几十万,一审判无期徒刑。为什么?按照最高法院规定,“数额特别巨大”是指10万以上,所以唯数额论,不考虑主观恶性,非常荒谬。

刑法上定罪量刑应当主观、客观相统一,主观恶性大不大,客观危害大不大,这两个一定要结合起来。由于过去刑法只强调结果、数额,不管主观恶性,带来很多如上述许霆一样的荒谬判决。而这又给劳教制度留下了余地。为什么?说劳教制度是为了惩罚“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倒法院”的。为什么难倒法院?法院说这个数额太小不构成犯罪。公安给气死了,为什么?治安拘留几天放了,你又犯,罚款更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罚款也是有上限的限制的),所以公安气死了,法院难倒了。这种主观恶性很大,为什么不通过刑法,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数额排除在外?屡教不改就可以通过刑法处理。所以刑法将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要把这几块纳进来,纳进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满足国际公约的要求,一切剥夺人权自由的情况都经过法院的判决。所以我想传统意义上的劳教制度不存在空间,一旦把刑法中的定量规定取消了,全部拿到刑法,由刑法调整,根据不同的数额、不同情节给予不同的定罪(重罪或轻罪)和刑罚处罚,这样劳教制度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其实,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就已经能基本链接起来,刑法有累犯、惯犯,对于屡教不改的可以从重处理;比较轻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比较重的按《刑法》处理。只不过某些情况下刑法因为定量规定,只能治安处罚,而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光处以治安处罚好像又有点偏轻,所以需要在这些情况下去掉刑法中的定量规定。

治安拘留15天、20天,在刑法上有一个拘役,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基本衔接。现在在治安处罚和刑罚中加一个劳教制度,就把逻辑打乱了。本来治安管理处罚——劳动教养——刑罚是递进关系,但劳教比刑罚的后果还要严重,刑罚有缓刑、管制、拘役。劳动教养1—3年,更重了。所以在治安处罚和刑法中间加入一个劳教制度进去将逻辑打乱了。在法治不健全的时代可以理解,比如说管制,管制最初来源于对人民政府信不过的反革命分子,轻微的。过去的管制跟劳教一起,比较重的判劳改,甚至死刑;比较轻的就劳教甚至管制起来。到1979年制定《刑法》后把管制纳入到刑法里,把它作为一个比较轻的刑罚,劳教制度却作为人治的自留地被长期留下来,结果毛病越来越大。由此出现了刑罚比劳动教养还轻的现象,现在法律都健全了,劳教制度游离在法律之外就说不过去了,而且让人很惊讶,因为劳教最低就是1年,太重了,刑罚还可以判缓刑、管制,判决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拘役。而只要被劳教就是1年以上,太重了,这些人的行为性质轻微,性质重的话就可以定罪判刑了。

“全国劳教场所有6万劳教人员,20万强制戒毒人员。”

所以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劳教制度确实没有存在的余地,可以通过修改《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把这两个法有机的结合,实现对于劳教里的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的管理。

目前对劳教的诟病主要在于程序不健全,对象含糊,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缺乏制约,缺乏程序保障,所以造成了很大的随意性,造成冤假错案,造成了侵犯人权的现象。但能不能说所有被劳教的都是冤案?不能这样说。因为对于许多劳教人员的违法犯罪现象在国外也要管理,比如通过轻罪、违警罪和保安处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程序不合法。怎么办?把这里面违法犯罪人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有机衔接起来,规定得尽量详细,罪刑法定,一切从无罪推定的原则出发,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一直到法院判决,律师与检察官经过反复对抗,让法官相信已经排除了一切合理怀疑,这个人不存在冤枉的可能,这个人才能判刑,所以在程序上就更加严格。现行劳教里还有一块对于上访要废除掉,上访本是公民的权利,可现在各个地方滥用此制度。还有劳教制度被异化,办案期限已经到了,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应放人,但严重怀疑此案,就把人放在劳教所以教代侦,继续侦查,待证据扎实了继续起诉,这是严重违法的。把本来不属于劳教内容的一块拿出来废掉,把原来属于轻微违法犯罪的,确实需要社会管理的,通过扩大刑法的规定、去掉定量的规定,纳入刑法,在刑法里设置相应的制度,实现人性化的过滤。

现在劳教对于维稳的作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现在劳教有怎样的比例?全国劳教场所有6万劳教人员,20万强制戒毒人员。传统意义上的劳教场人员在大幅度萎缩,这个萎缩是随着国家法治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呼吁,公安部也感觉到了社会压力,先后出台了几个规定,比如劳教案件规定聆讯制度,以前是两年以上要聆讯,现在两年以上很少,基本为两年以下,这就缩小了劳教的规模,很多劳教场所都空出来了。现在公安部把这个扩大到所有劳教案件要聆讯,虽然实际效果并不是很好,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劳教在高峰期有30多万人,现在6万人,可见劳教规模在大幅度的萎缩。北京一些劳教场所已经空置,怎么办?像肖传国这样比较短期的,要到监狱里去的,经过法院定罪判刑的,(现在监狱人满为患)把轻微的放到劳教场所里服刑,因为劳教场所空出来了。

我的学生在司法部劳教局,就跟他们探讨。他说“刘老师,我现在对于劳教制度研究得很少,这些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强制戒毒。2008年《戒毒法》出来后,关于强制戒毒这一块有一些比较系统的工作要做。”对于吸毒违法犯罪人员,任何一个国家为了社会安全,都要帮助他们戒掉毒瘾,这是典型的保安处分制度。我们国家是6万劳教,对20万强制戒毒,司法部的网站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劳教局(戒毒局),各地也是,主要精力放在强制戒毒。强制戒毒在任何国家都可以进行干预,没有问题。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现在是公安和司法两家戒毒,公安机关那一块要否拿到一起,是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保安处分要同样遵循刑法上的行为法定、处罚法定原则”

将来把传统劳教制度废除后,主要是下面几类人:1、强制医疗。《刑事诉讼法》明年1月1日生效,为了防止被精神病,一切经司法判决。由此有关部门讨论程序怎么设计,怎么宣判,哪些地方收留。因为这些人不能送到监狱去,要治疗他,要有医疗,要有场所,而且这样的场所要人性。我觉得劳教场所就是一个场所,为什么?很多劳教场所有了一套经验,而且有的还很人性化,确实不错。2、另外一块是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最有名的案件是北京海淀蓝极速网吧失火,两个小孩放火烧死很多人,一个达到年龄判刑,另一个没有达到就放到劳教所里关起来。收容教养制度本来是为了保护少年儿童,可实际是年龄大一点的可以有律师辩护,可以上诉,法庭公开审判。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小孩却不知道送到哪儿去了,所以收容教养制度应当拿过去,把有的劳教场所改造成为一些特殊的学校。3、强制戒毒和戒酒。对于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吸毒成瘾者,应当强制戒毒。现在我们的禁毒法已经作了规定,接下来是如何完善的问题,包括把公安的那一块也拿过来,包括把决定权已交法院。

关于戒除酒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国家法律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严厉。我国台湾地区包括国外,如果屡次犯罪是因为酗酒,那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还要把你送到专门场所把你的酒瘾戒掉。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从保卫社会安全角度来讲,我们的保安处分制度既不系统完备,也缺乏正当程序。社会有需要,刑法不管,都被公安机关拿过去了,这很不科学,造成实践中要么侵犯人权,要么没人管。可为了保卫社会安全的需要,也为了当事人本身得到一个人性化的待遇,需要把这些人管理起来。4、其他有些需要进行矫正和治疗的有人格障碍的违法犯罪人员,如有些恶习需要矫正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今天才去了回避的态度,即卖淫嫖娼,现在是收容教育,可以由公安机关对两次以上的卖淫嫖娼人员处以收容教育。《行政强制法》通过后,有的学者主张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对卖淫嫖娼的只能处以治安处罚,不能再处以收容教育。有个别地方也一度取消收容教育,但后来又恢复。我个人是同意对卖淫嫖娼人员不再使用收容教育的,治安拘留就足以达到处罚的效果了。那将来要不要放到保卫处分里?因带有很大的道德性,所以在这里将这个问题回避了,但我个人认为至少不宜笼统地把把这类人员纳入剥夺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里,因为刑法中有组织、容留卖淫嫖娼罪,如果有组织、容留卖淫嫖娼的就构成犯罪,如果是嫖宿幼女,刑法中也构成犯罪。单纯的成年人之间的卖淫嫖娼,国家要不要剥夺其较长时间的自由,值得深入讨论。除非对那些有严重性罪错者,如明知自己有性病还去有意通过卖淫嫖娼传播的,则在服刑同时还要进行性病治疗和相关恶习的矫正。

由上可见,不同对象不能是一个模式,要对症下药,分门别类,该设医院就设医院,该设学校就设学校,该用药物治疗就用药物治疗。针对将来改革以后保安处分对象的多样化设置一些非常人性化的、有效的措施来进行教育、矫正和治疗,以改变他们的不良习惯与恶习。总而言之把现有的劳动教养场所改造成为将来保安处分这一块,现在游离在法律之外,实际由公安机关管,可以随便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或者强制医疗等,都要统统纳入刑法,适用刑事诉讼法的正规程序(可以是简易程序)。随着《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的规定要经过法院裁定,可以预见,以后慢慢所有剥夺人身自由都要符合国际标准,经过法官判决。

最后的结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劳教制度要废除,把它的场所改造成分门别类的保安处分执行场所。但保安处分要同样遵循刑法上的行为法定、处罚法定原则,同样要遵守行为与处罚的合比例性原则。不能动不动就说为了保卫社会安全把这个人抓起来。保安处分在历史上之所以有不好的名声,就是跟希特勒时期的滥用有关系,所以有些保安处分措施如针对所谓有人身危险性的人实行无期限的保安监督,即使今天在国外也是有争议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块要盲目地扩大,对于那些现在我们没有的保安处分措施要否增设,我们务必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但对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公安机关一直在实施的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强制戒毒、强制医疗,把这些人通过法院的判决纳入到劳教场所实行分门别类的处遇。

再强调一下,保安处分是有前提的,比如保安处分一定要有行为人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先,不能简单说这个人是精神病或者吸毒就把他抓起来,这不行,一定要有危害社会的事实行为,这是前提。就像刑法上一定要有犯罪行为才可以定罪判刑一样,不能说思想犯或者说话很坏就把你抓起来定罪判刑,这是不可以的。对保卫社会和保障人权要平衡。当然保安处分里还有很多详细问题,时间关系就不展开讲了。

总而言之,现行劳动教养经过程序上的改造,从现在的公安机关的行政决定到法院的司法裁决,对象上的改造,把现在的对象进行脱胎换骨的调整和改革,将来对于其他各类保安处分,针对他们矫正、治疗、教育的需要,分门别类设计相应的制度和机构,时间上的改造总体要缩短 ,不能搞1—3年,当然这里面要分门别类,遵守规律。比如说戒毒,要遵循戒毒的规律,有几个阶段,符合科学。再就是内容上的改造,重在医疗、矫正和教育,简单的强制劳动不行,一定要安排适当的劳动也主要是培养他爱好劳动的习惯,让他学一门手艺,使他返回社会后能够自食其力。还有就是执行方式的改造,尽可能用“社区矫正”等方式,让他跟社会、家人、亲人保持联系,因为他迟早都是要回归社会的。这些年从司法部对缓刑、管制、假释、保外就医等五类人搞社区矫正看,效果挺好。名称上的改造,绝对不能再用“劳动教养”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国内外消极的名声太坏了,所以在名称上要改造,实现现行劳教制度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保障人权和保卫社会达到恰到好处的微妙平衡,实现符合国情和国际通行做法的平衡。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曾茜):谢谢刘老师非常精彩的演讲!劳教制度已经走过50年,现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今天有一位非常神秘的嘉宾,他从重庆远道而来,他是一个80后。两年前因在QQ上与人约喝茶,因言获罪被劳教两年。2012年12月17日,他从劳教所里走出来,让我们欢迎黄成城,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和经历。

黄成城: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重庆,因在两年前用QQ发帖被劳教两年的黄成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被劳教的故事以及我在劳教所见证了其他几个被劳教的案例,让各位感受一下中国现行的劳教制度对中国现行公民权利的侵犯现状,希望我的发言能给各位来一些思考,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2011年2月20日左右,因约一个十年前中学同学在解放碑喝茶,我把QQ签名改成:朋友,这个星期天下午我在解放碑麦当劳泡杯茉莉花茶等你。那时刚刚过完情人节,有一个情人节的帖子在网上转得非常火,帖子主要是讲:一对恋人,男的问女的这个情人节想要送我什么花?女的说就送有钱花、随便花。男的说今天看见你真美,你想得美。我就把这个帖子转到我的QQ里,写成:朋友,这个星期天下午我在解放碑拿朵什么花?(有钱花、随便花,茉莉花等你)。

3月17日重庆市国宝总队的警察找到我,问我发这两句话的动机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这是约同学在解放碑会面的邀约。当时的询问从3月17日下午6点到3月18日的凌晨2点,我把过去的一些经历以及当时的动机,包括和这个同学喝茶谈了什么,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些事情交代完后,他们晚上用车把我送到住处,告诉我没什么事。但第二天,即3月18日的下午,璧山县公安局警察再次来到我上班的公司,下午六点把我带走,说昨天的事情没有说清楚,上面领导对我昨天说话不是很满意,希望我能重新补充一下证据。就再次把我带回公安局。

期间国宝总队的警察也来到璧山县公安局,和璧山县公安局的民警一起参与询问,他们希望我能把这件事说成他们希望的东西。但我告诉他们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些事情你们可以通过第三方、第四方进行排查,就是这两句话,不会有什么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对我进行了连续几次不让睡觉的询问,然后把我放到璧山县看守所。过了几天,听家人说我所有朋友、所有亲人都被约去喝茶,有时是几十个小时不让睡觉的喝茶。

黄成城

在3月26日、27日,璧山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看守所说璧山县公安局对你的案件提请批准逮捕。我把情况跟他们说了,他们也看了案卷,然后问我对自己的案件怎么看,会不会被批捕逮捕。我说自己的行为没有犯罪,没有问题,不会被逮捕。但过了几天,也就是3月31日璧山县公安局国宝大队给我送来劳教聆讯通知书,当时看守所的其他在押人员告诉我,“你的承办人(璧山县国宝大队)在没有证据时用劳教制度来整你。”承办人主观臆想做有罪推定,先认为你有罪,在无法找到证据时用劳教制度把你关起来。我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就申请聆讯。聆讯时很多一起的在押人员(有很多是吸毒的,多次被劳教的)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申请聆讯就不会被劳教的。”

现在我给大家说说聆讯的过程:3月31日送来聆讯告知书,告知我在两日后有聆讯的权利。于是我叫璧山县看守所的管房干警给我的家人打电话,叫家人给我请律师。管房干警告诉我他已经给我的家人打了电话,家人也说要请律师。但两天后4月2日,璧山县公安局的法制科陈科长、璧山县国宝大队的大队长以及他们各自的助手来到看守所告诉我“今天我们是为你组织聆讯的。”然后让我签一份聆讯通知书。聆讯通知书应该提前两日之前送给我,但没有,结果让我把日期签在两日之前。然后在璧山县看守所的会议室组织聆讯,相当于小小的法庭,璧山县国宝大队的两个警察坐在控方,璧山县公安局法制科的两个干警坐在法官的位置,我和管房干部坐在被告位置。璧山县公安局干警拿着案卷材料逐条宣读,我提出反对意见时,璧山县法制科的干警就打断我的话,“黄成城,我知道你说什么,你不用说了,我会把你要说的记录在案。”这样过了15—20分钟,让我在聆讯记录上签字,按手印,他们说过几天就会有结果。我问他们报请的劳教是多少年。他说这种情况是1-2年,可能是为了安慰我就说“可能就是1年吧。”4月18日,国宝大队的两个警官来到看守所,当时看守所的干警叫我名字。因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听他叫我名字时以为要无罪释放我。但干警说,“黄成城把你的被服收好”,心里就知道肯定被判劳教了,要送到劳教所。出来时他们让我在劳动决定书上签字,我说“就说两句话,让我做两年劳教?”“这没有办法,你不服,可以向劳教委提起复议,也可以向一、二、三、四、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劳教书上关于时限的规定写得很清楚。如果你不签字也没关系,我们三个警官在上面签字说你拒绝签字,照样送你去劳教。”

那我们在西山坪劳教所做了什么?是怎么劳动怎么教育的?它给我的身心带来了什么?使我思考了什么?4月21日时送到西山坪劳教所九大队,九大队是整训大队,所有刚被判处劳教的(新教)送到那里去进行队列,以及进行培训,主要是进行长时间的队列训练,使各位新来的劳教学员通过这方式学习规矩,符合劳教所的管理。我们在九大队的劳教所,不是走队列就是罚站,没有其它过多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小故事,因为我被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九大队其中一个干警信了,他很好奇,晚上收房时走到我旁边问我“你就是黄成城?”“是。”“小贼,跟警官说话不知道规矩了吗?要蹲下去!”当时我与他身体之间的距离只有20厘米左右,他让我蹲下,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只有蹲下,他说“抬起来头来看着我,我要给你训话。小贼,到了西山坪后我要告诉你什么叫民主,民主是多参加劳动,用辛勤的劳动汗水洗去你灵魂的污垢就是民主。”

5月6日从九大队下到西山坪劳教所的五大二中队,五大二中队主要做摩托车配件的工作,摩托车发动机箱体,箱体压住后边缘有很多毛刺,手工把那些毛刺戳掉,每天工作6—7个小时。我们冬天只穿背心也是全身出汗。

2012年1月13日,我被调到西山坪劳教所一大队,西山坪劳教一大队做的是汽车线束,每天工作10小时左右。线束工序很多,主要是站着做,也就是说每天要站10个小时左右。我从2012年2月13日做线束,直到2012年12月17日下午3点50分跨出劳教所大门,这期间是我在劳教所劳动方面的事情。

下面我讲讲在劳教所里的教育。

刘仁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最后出来是到期还是因为其它?

黄成城:出来时是因为我的救命恩人何三畏老师。我的案子比较蹊跷,家人在外不断向各级法院投诉、申诉以及姐姐在网上发贴,呼吁关注我。终于得到浦志强律师的参与。我在劳教所里多次向一中院送诉讼材料与证据材料,家里人前前后后的几次加我的几次一共13次,但都没有被立案。直到2012年9月6日浦志强律师和何三畏老师以及我姐姐到一中院,一中院陈法官把诉讼材料收了,开了一个收据。按法律规定,这个收据应该在7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立案或者退回的决定,但至今没有立案。直到2012年12月17日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向劳教委施压,劳教委对我做出“处理不当为由”撤销劳教决定。所以我非常感谢浦志强律师和何三畏老师,以及所在网上声援过我的朋友。浦志强律师从里面捞出来的不只是我,还捞出很多个,昨天又捞出5个。2012年12月17日我出来时,就捞出3个,加上前面的任建宇、方洪都是浦律师的功劳。

我继续说在劳教所里教育的事情。每个劳教所大队生产有任务,每个在押人每个月要为劳教所或者劳教局所成立的公司完成830—900元的效益,也就是说这个效益由劳教所包给外面的公司,这个公司是生产线束产品。生产线束产品的单价非常低,毕竟是拿给劳教所做,所以没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平常也没有怎么学习,大部分时间做生产方面的事情。做生产,在劳教所里的称为“习艺”,给这种生产,冠以一种相对来说好听一点的名字。刘仁文老师说,在劳教所劳动主要是希望我们出来后有一个本领和手段。但劳教毕竟很短,现在大部分的劳教是一年,两年不到,不到1/3。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价值观以及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通过一年时间改变其价值观和世界观很难,劳教所的干警不是神。这句话是劳教所的干警对我说的,他说“这种制度让我们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甚至不到一年时间内将你们改造好,改造成遵纪守法的公民,很为难我们。所以你们尽量在劳教所时别给我找麻烦,能够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别在下面打架斗殴就可以了。”

我们每天开饭集合时要唱劳教之歌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时的重庆是薄、王的时代,社会上的书籍不能看,都被收去焚毁,只能看薄、王规定的红色书籍,主要是讲唱红打黑方面的书籍。直到薄、王倒台后才这方面才有所松动,一般不允许家里人送书、送报进来,只能看红色书籍,唱红色歌曲。开饭集合时声音不够大,就一直唱,唱到当班民警满意为止。

我还想说一个别人的案例,他现在仍然在西三坪劳教所一大队被关押,他是当年的知青领袖。1979年他组织西双版纳5万人的知青罢工绝食,最终为西双版纳的知青获得返城机会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2011年6月因为他准备组织一个知青研讨会被劳教,其实他只是希望能让政府看到知青问题,因为当时知青回来面临很多问题,包括下岗失业、退休方面的问题。今天我说这样一个案例,希望看到这段视频的网友以及所有有良知的人能关注一下他,他也是因为上访被劳教。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黄成城,听完后非常震撼,向你的勇气致敬。成城也说到他劳教所时是他的姐姐在外面奔走,当然主要还有浦志强律师以及何三畏老师的侠义相助。现在有请《南方人物周刊》主笔,著名 记者何三畏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您肯定有很多话想说。

何三畏:主持人说我肯定有很多话想说,其实我没有多少话想说,但因成城那样讲了,我觉得有话要说,必须澄清一下。成城从个人感受角度出发使用了“恩人”或者“捞人”的词。这两个词我想刘仁文老师不赞成,所有人都不赞成。因为他进去与出来都是一个原因:“有关方面的原因”要他进去要他出来。但还有没有其它原因?有些人现在还在里面,跟他的冤情可能一样,但他们没有出来,是否因为没有遇到我们在外面给他呼吁、奔走?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成城的姐姐是一位英语老师,喜欢较真,因为不服重庆劳教委的处罚,找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诉。我们遇到他姐姐时,她已经跑了八次,她有时能见到人,有时根本看不到,有时递材料是挂号,没有回复。成城提到陈法官,他是我们见到的人中最好的,我们见到的都是好的,因为有些人就回避你,让你见不着。所以我们见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法官,浦志强律师很感激,也很喜欢他。第九次去时,我跟着浦志强律师并带着成城的姐姐,还有任建宇的老爸到重庆市第一中院。陈法官出来了,他跟我们接洽的态度不错,充满了理解。接了材料,我们就满怀期待的等,因为按有关规定会处理。可两个星期过去没有消息。

第十次去时,我们又见到陈劲松法官,他告诉我们等。

第十一次我们又去了,结果他出差了,没人。浦志强律师问找谁?他们说找院长。我们就去找院长,但根本找不到院长。有一个法官跟我们说“到信访部门。”“法院信访部门在哪里?”“在立案庭旁边。”于是我们到了立案庭旁边。浦志强律师说“回去吧,我们又被忽悠了。”在路上姐姐一直抹眼泪,申诉无门,他弟弟在里面。

第十二次我没去,那天下雨,我的稿子没写完,他姐姐跟浦志强律师一起去,我就没去了。那次过后,还是不立案、不见人。过了几天,2012年12月17日他姐姐给我打电话,有关方面通知她明天去领人。那个过程中,我在网上不断在写他姐姐的帖子,他姐姐写我就给她发出来。成城还跟他姐姐写了一封非常悲情的家书,很多人看后都掉眼泪。成城的手有点残疾,根本无法完成劳动任务。无法完成就被处罚,他被处罚就在里面绝食,绝食又被处罚。这封家书写了很多页,因为手的问题字写得很差。做毛刺是一个机械的活儿,很重,成城根本干不了。姐姐与他的感情很好。

把我们称之为“恩人”的话让我很难过,我不愿意这样。那个工作我是以个人名义而做的,如果以单位名义去做报道不出来,所以很多事情没有在杂志上报道过,只是以网民的身份做这样的事,所以在这里澄清一下。浦志强律师非常失败,连立案都没有立起来,算什么律师?打不赢官司,还可以在法庭上辩护一下,但连立案都没立起,这样的律师不是一个好律师吧?我没有报道,也不是一个好记者,如果是好记者就会写出来、报道出来。所以我们两个都没有做好本职工作。

就我个人来讲,那段时间还捞了其他人。重庆劳教过程中,我跟着浦志强走了很多,见了很多。我和浦志强律师能够背诵30个左右的劳教故事,都是冤情累累的冤案。今天来是专门粉刘仁文老师的,刘老师讲劳教制度立法的依据非常欠缺。非常欠缺是依据不够,不够就不算,应该这样理解。另外我非常想听到,从法理上推演现在的劳教制度,既然在法律上的依据不足,司法上不能表态,把依据取消会是什么结果?刘老师刚才也推演过,取消也没有让地方无法控制局面的后果。但我们往往要考虑一个问题不是从纯粹的理论上考虑,而是从法理上考虑,劝他们取消吧,这样劝他们没有必要,既然那个东西不合法,既然拐杖不对,就不要靠它走,如果丢了非法的拐杖无法走路,就别走,趴在地下,练习几步再走。关于劳教制度,我今天听刘老师所讲的内容很有感触,很受教育。我上来讲主要是将成城说的两点可能带着歧义的东西说明一下,另外谈了一点感想,谢谢大家!

网友1:听了这个讲座比较震撼,确实被黄成城的勇气所感动。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你受了这么多伤害,是否要求国家对你有所赔偿。从法律角度来讲,国家是否因误判对他给予一些赔偿?

黄成城:按照法律规定有赔偿,包括失去自由的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其它方面。从法律角度来说,如果这些个案能够对制度的变革起到一点推动作用,个人荣辱都不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刘老师您有补充吗?

刘仁文:现在劳教案件实际存在很多问题,为什么说要把它改造成一种符合司法程序?通过成城的描述可以看出请律师请不到。刑事诉讼不一样,一旦成为犯罪嫌疑人,必须给他请律师的机会。所以程序非常重要。现在劳教制度还没有废除,仅仅公安部通过一个聆讯制度就限制了很多人,所以要看到程序的力量,程序就是讲规则,这非常重要。至于劳教案件,如果撤销,是一个错案应该得到国家赔偿,我们有国家赔偿法。在我看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我问一下刘老师,能否乐观的估计一下劳教制度在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废除?

刘仁文:对于劳教制度的乐观估计,应该会很快,因为中央司法改革办公室对劳教改革已经形成共识。而且立法机关两届的立法规划都有,有的同志是人大的,说是国家秘密不能公开,但草案他们看到了。

我老在想我们过去很强调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有,但偶然性因素很大。所以特别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平平安安,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一项法律制度的动力比较大。若国家出现变数,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过去说枪炮声中无法治,枪炮声中也没有人权。我说个人平平安安是福,国家也是,在平平安安的过程中,法治可以慢慢设计。如果国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国内外因素干扰,这些东西就退居其次了。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平安发展。30多年来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刑法等很多制度非常粗糙,这些细节制度的完善需要时间,怕就怕没来得及完善,国家却发生大变局,这很麻烦,我非常希望国家和平、理性、有序的发展,在这样的过程中能给我们的制度变革创造很好的空间和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人到社会的民众都希望国家朝好方向发展,这是达成共识的。劳教制度是这个领域里最后一块滞留地,实际它有很多机会,比如1997年制定新刑法时,当时想把劳教制度解决,后来感觉到难度太大;1999年要劳教立法,但出现了法轮功事件。我的意思是,只要国内外情况没有出现大变动,制度性改革应该是达成共识的,所以对改革的到来应该保持乐观态度,谢谢!

网友3:劳教制度用金钱推动,与政府收入有相当的关系,比如行政罚款,必须要完成任务指标,劳教同样是这个指标。现在地方政府负债率特别高,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数字压干部,干部压基层,基层压老百姓,这是一个社会建构问题。劳教制度和宪法之间有一些基础,不只是从法律层面,而且有些东西不能怨法院、民警。

刘仁文:从研究法律角度来说,何三畏先生也讲到,有的法官、民警不是天生那么坏,任何人都有天使的一面和魔鬼的一面,我们要设计好制度,通过制度阳光化、规范化、程序化、规则化,把魔鬼一面压住,把善良一面激发出来。现在重庆很多警察也申诉,他们也是受害者。很多制度若天生有缺陷,就把这个行业的人也给害了。佘祥林案件,大家攻击办案人搞刑讯逼供,因社会压力很大,办案民警上吊自杀,制度把他给害了。所以我们寄希望于好的科学制度的设计。谢谢!

主持人:谢谢!腾讯新闻中心副总监傅剑峰也在现场,您有什么感想与大家分享一下。

傅剑峰:今天人不多,但在这个场合里大家一起交流一个涉及到每个人自由的事情,听后很有触动,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有坚持的公民。”成城、三畏老师,还有致力于法律研究的刘仁文老师,都是有坚持的公民,通过共同的努力,可以改变,甚至改变这部法律和这部制度。这是我听这个讲座后特别直接的感受。

回顾一下今天的讲演,成城受到了伤害,他留下了眼泪,这样的事情国家法律的耻辱。但这些东西不会留下来,一定在制度的改善上产生不小的推力,浦志强律师也一直在推动,这种推动最后可以转化成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刘仁文老师今天所说的改革路径非常好,此前大家都知道劳教是恶法,应该废除掉,如果仅仅简单的砸烂不一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比如当年的孙志刚事件,那时我在《南方都市报》工作,大家觉得一定要废除掉,废之而后快。事实上在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和法学界的推动之下废除了。但废得太快,后果也很明显。因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后,深圳陷入了无法想象的混乱。深圳有一个宝安区,外来人员特别多,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后,有一年多时间到了需要有武警镇压的程度,过了很长时间才缓过来。这是因为制度在当时没有完善。刘老师提到劳教制度是一个恶法,应该废除,但里面必须要划分开,比如保安处分,把西方的法治精神纳入到刑法体系,并且对刑法的量刑逻辑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是非常中肯的建议。现在有新的执政者,新政在很多地方很难改,是否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始?明年不行,后年改,我们已经受够了,不希望就这么等下去。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们。你们的勇气令人敬佩。今天是2012年12月21日,有人说今天是世界末日,末日没有来,黄成城,你重生了。听完刘仁文教授对劳动教养制度的专业分析,又有黄成城现身说法,让我们对劳教制度有一个既理想又直观的认识。章诒和曾有劳改10年的经历,有人问她这十年做了什么?她说:“种了五年茶,纺了五年麻”,张思之大律师也有15年的劳教经历,他说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棉衣都能拧出汗水。劳教制度50年,有人说它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是更多人说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泪史。西方谚语有言:吹过邻居的风,不会绕过你的屋檐。国家的制度其实关乎每个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一个人失去自由遭受牢狱之灾,他的家人在外面的奔走和守护其实更为艰难痛苦。感谢诸位的到来,感谢刘仁文教授精彩的演讲。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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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安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 传统意义上的劳教制度要废除
  • 保安处分要遵循刑法原则
  • 黄成城讲述被劳教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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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翟红新、王齐、窦瑞刚
策划:李玉霄、傅剑锋
主编:杨子云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微博:http://t.qq.com/yanshanforum
电话:010-62671215
邮箱:yanshanforum@qq.com
本期信息:
嘉宾:刘仁文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时间:2012-12-21 19:00-21:00
地点:希格玛B1小剧场
编辑:曾茜
制作:张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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