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地震牵动人心,灾区民众的境况备受全国人民关注。然而在前日,灾区却传来很让人“添堵”的消息。有报道称,“雅安三个地震重灾县已公布高达1700亿元的经济损失数据”,这一过高的数字遭到了广泛质疑,有论者称之为为另一种浮夸,与“亩产万斤”相提并论。…[详细]
不过,昨日又有媒体称,三县经济损失情况正在统计核实,相关部门并未对外公布相关数据。这到底是什么回事?传闻背后又反映什么问题?
1700亿的数字,来自于《21世纪经济报道》,该报网站26日凌晨的文章《雅安地震评估进行时 上千亿经济损失数据何来?》提到,“截至25日,雅安三个重灾县已公布高达1693.58亿元的经济损失数值。该值至少是其上年GDP总和的21倍。”“芦山全县直接经济损失851.71亿元。”
不过,除去这篇文章外,再无别家媒体报道这两个数字。在雅安市和芦山县的相关网站上,也找不到与此有关的信息。如此看来,“三县经济损失情况正在统计核实,并未对外公布相关数据”或许属实,“1700亿经济损失”传闻可能有误。
然而“1700亿”这个数字是否真的无中生有呢?恐怕也不是。所谓的“澄清1700亿不属实”,只是说还在核实,数据未公布,并未斥责这是虚假报道。而且,《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这篇文章中,不仅提到了经济损失的具体数字,还采访到了负责统计经济损失的机构和官员,详细说明了损失数据是如何得到并在几天内不断“加码”的。…[详细]
26日《每日经济新闻》的一篇报道,似乎也印证了“1700亿经济损失”并非无中生有。该报记者称,从政府相关人士处看到了一份名为《芦山县“4·20”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实施项目明细表》。芦山县灾后重建的费用规模达到1500多亿元,相关规划的项目2000多个,“但因为规划还须经过上级批准,金额和额度还可能有较大变化”。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如果上报1500亿重建费用属实,哪怕打个折只有1000亿,那么芦山上报的直接经济损失恐怕与850亿就相去不远,只是未曾公布而已。
很多人之所以相信并指责“1700亿经济损失”这个数字,是因为在灾难发生后,地方政府夸大经济损失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汶川地震后当年,国家审计署就曾通报四川崇州市旅游局、交通局损失上报数据汇总重复,多列受灾损失12.34亿元。2012年湖南省桃江县遭受洪涝灾害,对于直接经济损失,县民政局的数字是1800万元,而防汛办向媒体提供的灾情汇报材料却说是8900万元,涉嫌虚报了5倍的损失。
毕竟,虚报损失的动机很好理解,“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损失报少一些,上级部门或许就会少发些钱。如果真是这样,那这种近乎发“国难财”的行为,不仅该受到谴责,还应依法追究责任。
事实上,对于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国家有一套评估标准,并不是想怎么报就怎么报。2008年汶川8级大地震,69,197人遇难,374,767人受伤,18,222人失踪,国家核定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8450亿元;2010年青海玉树7.1级地震,2,698人遇难,12,135人受伤,270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为228亿元。2011年是地震灾害较小的一年,全国该年地震共造成32 人死亡,506 人受伤,184 万人受灾,核定的直接经济损失总共也就60亿元左右。
本次雅安地震震情已大致稳定下来,截至目前有196人死亡,25人失踪,约12000人受伤,230万人受灾。据美银美林大中华区经济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研究,结合雅安地广人稀、制造业还不发达的情况来看,雅安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应该在百亿级左右,绝不至于达到1700亿。
然而,百亿级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何会产生“1700亿”的传闻呢?除去“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媒体和公众对这次地震的异常关注。
本次雅安地震,最初报的是5.9级,后迅速修正为7级,震源深度仅为13公里,为浅源地震(近年来人们已经熟知浅源地震的危害),再加上处于以人口稠密著称的四川,且离汶川、成都不远。这使得媒体和民众下意识地联想起汶川地震、唐山地震,尽管7级地震威力还是要小些,但考虑到7.1级玉树地震也能造成两千多人遇难,海地的7.3级地震更造成22万人死亡,许多人一开始都把雅安地震的灾情想象得比现在的情况严重得多。
于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数年内已经经历过多起国殇的中国人的神经再次紧张了起来,国家领导人、官方救援以及媒体们的迅速响应再加上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空前的爆炸式传播,使得雅安地震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1700亿经济损失”,或许正是有些人利用这种关注和善心,来谋求更多的利益。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使中国慈善救灾事业产生革命性变化的重要事件。在灾难降临的时刻,在举国关注下,许多未经深思熟虑的想法涌现出来并立刻主导了民意,其中一点便是“是否向地震灾区捐款”、“是否捐得足够多”成为评判企业好坏的重要标准。最典型的正面例子便是生产“王老吉”饮料的加多宝集团,因宣布捐款1亿元而赢得公众和舆论的普遍赞扬。而反面的例子就是万科,万科在地震发生当天宣布捐款200 万元,没想到的是马上引来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万科稍后宣布增加捐款至1亿元, 董事长王石为“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的言论公开道歉。而在国外,很少会有舆论会对企业“捐得少”提出批评。…[详细]
而且,这个评价企业好坏标准的民意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许多企业都敏锐地察觉到在捐款方面的表现会影响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的表现。有研究指出,在512地震捐款的企业中,其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捐款数额平均多出50% 。并且,由于捐赠现金能够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和更高的关注度, 其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捐赠更多的现金, 平均多捐赠现金约1.8倍。巨额的捐赠行为,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的美誉度,并直接在消费者身上取得了广告效应。
这一次,同样是巨大的灾难,同样是举国关注,促使企业纷纷再次解囊捐出巨款,不仅是国内企业,在中国卖产品的外国企业同样慷慨。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正在消费电子领域争霸的两大国际巨头三星和苹果,分别捐出了6000万和5000万人民币,赢得了大量眼球与喝彩。2008年出尽风头的加多宝,似也因网友们的期待再次捐出了1个亿,甚至有网友为其撰写了新的宣传口号:“还是原来的灾情,还是熟悉的1个亿,全国地震捐款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
不仅是企业,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和各大慈善组织也纷纷在这次地震时做出了最大动员,使得捐款物资都迅速增加。…[详细]
不管是为了广告效应,还是因为举国关注动了恻隐之心,向灾民捐款都是很好的事情。然而,这样的效应是由于不太准确的灾情预期而引起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各界预期这次灾情很严重,会受到举国关注,捐款的力度不会那么大。而实际上,这次灾情却由于多种原因,其实严重程度是不如人们开始时想象那么严重的,不仅远不如汶川那样可怕,比青海玉树的严重程度也要小不少,但这次地震的关注程度,至少在初期、在捐款方面比玉树地震要来得强烈。
这并不是说,灾情没想象那么严重,就可以减少救灾和援助的力度。只是,有很多同样灾情也很严重的自然灾害,因为缺少一些吸引人眼球的要素,受到的关注和援助远远不如这次地震。典型的就是去年的云南彝良5.7级和5.6级地震。由于震级比较低,人们对其灾害的程度预期也较低,对其关注就远远不如这次雅安地震,即便温家宝总理曾两次去了彝良也是如此。
这点从壹基金在两次地震中获得的捐款即可见一斑:彝良地震中,二十余天壹基金收到的专项捐赠为295万元;而本次雅安地震,一周的时间,壹基金共收到社会公众、企业单位140万人次的捐赠,捐款总额为1.748亿元,反差可谓极为明显。而事实上,彝良地震加后来的山体滑坡共造成了100人遇难,821人受伤,74.4万人受灾,房屋倒塌7138户、30600间,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7亿元,其受灾的严重程度并不比雅安地震小太多。
相比之下,对关注度并不特别在意的官办慈善,在彝良地震中所捐赠的善款还相对比较多。
去年3月曾有媒体披露,在北川县红枫敬老院内,发现了大批“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各界捐助的救灾物资,但这些救灾物资至今尚未开包。这个事实令各界震惊。有不少志愿者和媒体人都反映,在汶川地震中,汶川、北川这样受灾最严重、最受关注的地区,其收到的物资过剩,重建资金绰绰有余。而且有不少企业指定就要在汶川、北川投资建设项目。相比之下,一些不太出名,又比较偏远的地方,灾情也很严重,但受到的重视就远远不够,很缺钱。
媒体人左志坚就举了青川的例子,称“这个地方离成都太远,坐车要大半天,山路长又弯,但惨烈一点不弱于映秀,有整个村子被全部埋掉的。问题在于,由于交通闭塞,记者、官员都很少去,曝光不足,捐款企业没法获得曝光的机会,官员也捞不到政绩,那自然不重视。”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1338人死亡,192人失踪,1109.6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房屋倒塌90.6万间,严重损坏145.5万间,一般损坏282.4万间。直接经济损失4185.5亿元”
然而,由于这些灾害大多是分散发生的,每个单独的自然灾害受到的关注远远不够。这使得民众和企业奉献的爱心资源,往往得不到合理的分配,这个问题理应得到重视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