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临近,一方面是纸质iPhone5等新潮祭品热销,另一方面是城管等部门将纸质iPhone5和纸质别墅、家电还有冥币等祭祀用品作为“违禁品”予以大力查缴。由于《殡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不得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所以城管部门的行动还是有规可依的。 …[详细]
可是,无论纸质iPhone5这类新潮祭品还是冥币这类老式祭品,都是社会习俗的一部分,对其禁止真有必要吗?
从科学的眼光看,“封建迷信”荒诞不经,然而表面的荒诞下却可能暗含着合理。以广东山水县信奉“鸡骨太公”的乌石岗为例,在清朝乾隆年间,这个村的村民之间本来没有宗族关系,但是村民们一商量,决定立一个共同的祖宗,就建了一个祠堂,把一块鸡骨头包起来供奉于祠堂,从此后村民们就都是“鸡骨太公”的后代了。现在看这段故事觉得可笑,但是当时这样做是很合理的,因为这些村民上面有官府的压迫,旁边有其它宗族势力威胁,如果他们依旧保持一盘散沙,只能处处受欺,而通过立祖归宗,村民就可以拧成一股绳,实现“团结起来力量大”。
据广东学者陈忠烈考证,清朝广东地区的各乡村村民通过多种手段“认祖归宗”,建立了中国最浓厚的民间宗族氛围。以今天的眼光看,那种认祖归宗的手段和此后的宗族祭祀活动还不都是“封建迷信”?——所谓“粤俗尚鬼,赛会尤盛”。实际上我们知道,直到今天广东地区仍是大陆“封建迷信残留”最多的地区。可这种“封建迷信”确实对人们产生过有利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搞“统购统销”(实际是一种强制向农民征粮的做法),政府遇到阻力最大的地区就是广东地区。
祭奠亲人时烧纸扎财物也不是完全出于愚昧。在“养儿防老”的传统社会,祭奠时烧纸质的钱、住宅、侍从等,是对子女赡养义务的提醒。
总之,“封建迷信”是民间社会“小共同体”(家庭、宗族、帮会)成员之间的一种纽带,它既强化了“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感,提醒此身份成员对彼身份成员要承当相应义务;也强化了“小共同体”作为一个组织的凝聚力,使该组织对外时更有力量。…[详细]
大规模打击“封建迷信”始于土改。今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土改主要是一场重组中国乡村社会(而非平分土地)的运动,通过土改,旧的乡村秩序被瓦解,新的、统一于党的秩序被建立。打击“封建迷信”正是重组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当时的宗族、帮会、教派本身就是有组织的势力,而且这些组织有很多自己的“族庙公产”,要瓦解这些乡村组织和没收这些族庙公产,必须先打掉其基础——也就是“封建迷信”,宗族是封建的东西,帮会教派信奉的神灵是迷信的东西,如果“封建迷信”是落后愚昧的,那么宗族、帮会、教派自然也是该被革除的。如苏南高淳县薛城乡,党和政府在土改运动中通过打击“封建迷信”,取缔了该乡全部244个“神会”,不仅没收了其所占有的大量公田,而且禁绝其活动。
另一方面,正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所指出的:“在农民封建迷信观念转变的同时,他们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信仰——视共产党和毛主席为大救星,将过去对神灵的崇拜,转移到使他们获得翻身解放的共产党和毛主席身上”。打击“封建迷信”起到了把农民思想统一到新政权旗下的作用。
到了文革时,一场“破四旧”运动给予“封建迷信”彻底的打击。中国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中元节(正是烧纸钱冥财最多的节日)被完全取缔,至今没有复原。与此同时,民间社会的“小共同体”被瓦解到最高程度——连家庭组织都岌岌可危,“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父子、夫妻、兄弟间互相告密陷害,亲情淡漠到了极点。
改革开放后,管制有所松动,“封建迷信”一时便有复苏乃至繁盛迹象,基于“封建迷信”的民间组织也遍地开花,这又引起了政府的高度警惕,对“封建迷信”的打击再起。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已经能时常听闻各地方政府大搞“公祭”,但农村的抬菩萨、接太公这类活动仍被禁止。政府对“封建迷信”实行了整体上抵制、容易引起聚集和组织化的局部严禁的政策。这就是从1985年颁布的《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到1997年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都对“封建迷信”祭祀品设禁的原因。…[详细]
在中国,“封建迷信”是与“精神文明”对立的词汇。然而若这二者是对立的,那如何解释两个现象:第一,整体文明程度高于大陆的港台地区,为何“封建迷信”活动也盛于大陆(这一点从港台电影中即可见一斑)?第二,改革开放前,宗教也被当作“封建迷信”,为何现在宗教却被认为属于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见人民网理论频道《宗教文明与社会和谐发展》),且受到中国“上流人群”的追捧?
实际上,“封建迷信”与科学对立是无疑的,但科学与文明并不能划等号,不科学的东西也可以是文明的。比如迷信带给人类的精神慰藉,不也很文明吗?…[详细]
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虽然对“封建迷信”锱铢必较到查禁祭祀用品的程度,中国人的科学素养却依旧很差,2010年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仅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出现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若公权力可以对“封建迷信”干涉到非常细小的程度,那么这样的公权力也就太强大了。过强的公权力也可能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如文革时期人们不去祭祀自己的祖先了,却在公权力的主导下陷入了疯狂的对个人崇拜,掀起了“无神论者的造神运动”。…[详细]
燃烧纸钱冥财,主要的社会危害是污染环境,但是这种污染要远逊于燃放烟花爆竹的污染,既然为了维持民俗后者都没有被禁绝,那么有什么理由禁止前者呢?何况说到污染环境,并非只有“封建迷信”的纸扎才会污染环境,像华西村吴仁宝老书记追悼会上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花圈,最后也得焚烧,同样污染环境,要不要把花圈也禁了呢?
如果不考虑污染问题,像《殡葬管理条例》那样只是专门禁止“封建迷信”,那么得是有社会危害的东西才有必要禁止,可烧几张冥币或者纸质iPhone的“封建迷信”,究竟能有什么社会危害呢?…[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