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造诣上看，施一公足够当选中科院院士

2011年，在中科院新增院士评选中，两位颇具声望，分别掌舵清华、北大生命科学院的施一公、饶毅教授双双折戟铩羽；近日，还是这位施一公教授，因刚刚在美国当选科学院、人文与科学学院的双料院士，而将当年的“落选门”钩沉，重新引发了舆论关注。美方在接受媒体连线采访时回应施一公在中国的落选称：“这个问题你需要去问中国科学院。”

施一公学术上的成就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从1998年到2001年，仅用3年时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而一般申请终身教职需要6年；2003年，他又被聘为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他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短短9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他将癌症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研究的课题是：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2003年，当时年仅36岁的施一公获得全球生物蛋白研究学会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研究家奖”，成为这一奖项设立17年以来首位获奖的华裔学者。2008年2月，施一公全职来到清华，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担任生命科学院院长。

迄今为止，施一公共发表SCI论文125篇，其中有40篇发表于《细胞（cell）》、《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统称CNS），另有几十篇发表在Cell、Nature、Science的子刊，被SCI引用14000余次。其团队取得的科研成果于2010、2011年连续两次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012年被《科学》杂志“年度十大进展”重点引用，并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施一公是发表优秀论文最多的大陆华人生物学家之一，施一公回国后发表的重要论文，多于全部同期当选院士（生物医学类）加起来的总和。针对优秀论文特别多的施一公，有人提出不能以论文取人，但是，论文数量和质量远不如他的人，并无论文以外的贡献却当选院士，这显然是“双重标准”。 …[详细]

施一公的落选与国籍无关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第四条“院士的标准和条件”规定：“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含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侨居他国的中国籍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详细]

2011年，媒体广泛报道，施一公落选皆因“国籍”问题，“申报院士的时候，（他）还没获得取消美国国籍的证明”。而此前首轮候选就被淘汰的北大教授饶毅的国籍问题也遭此疑问。实际上，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委会秘书长曹效业曾正式回应，施一公和饶毅国籍没有问题，其双双落选院士与“国籍”无关。

公安部曾给中科院发过一个函：“关于国籍的问题，有两句话，一是从某年某日起，两人具有中国国籍；二是相关手续还没有办完。”中科院学部主席团经过讨论后，认定他们拥有中国国籍，也将其列入了有效候选人中。在中科院公布的314个有效候选人名单中，确有饶毅和施一公名字。既然被列入了候选人，那之后的落选肯定就和是否具有中国国籍无关。 …[详细]

“对中国贡献不大”？既不正确，也不正当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规定，“对于长期不在国内工作的院士候选人，在坚持院士标准的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其对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显然，施一公长期在美国学习、工作。他于1990年赴美深造，2008年回国工作。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指出“他能对中国科学做多大贡献呢？”

有论者认为：评的是中国院士，而施一公更多的学术论文是在美国发表的，所以评不上实属正常。这种说法非常荒唐，“科学无国界”已经被说烂了，评院士应该是依据一个人整体的学术水平，国外、国内的研究成果都是有内在连续性的，怎么可能机械地割裂开来？况且此前当选的许多院士，其学术成果很多也是在国外完成的，为什么到了施一公这就要区别对待了？

当初他来清华时，对清华承诺“三年内，将在《细胞》、《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12篇论文”，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承诺，他的直读二年级博士生张旭已经有一篇论文在《自然》杂志的姊妹刊《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Nature structural and molecular biology》）发表。

据美国国家科学院新闻办公室媒体官员称，美国国家科学院选择外籍院士的标准是“新成员入选美国科学院，就是为了表彰他们的杰出贡献和持续的原创研究成果。”今年，美国科学院公布的增选院士名单包括84位美国本土院士和21位外籍院士，施一公教授当选外籍院士，也是21位入选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显然，美国评选施一公为双院士，主要从他的学术水平来衡量，而非为美国做出了什么贡献。 …[详细]

施一公的落选很可能是对中国学术圈“水土不服”

2010年，施一公和饶毅在《科学》杂志上联合撰文称“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在名为《中国的科研文化》的文章中，他们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中国科技部对此的回应是“这与事实不符”，但是，中科院前院长徐匡迪也承认，近年来院士增选工作受到的干扰有所增加，存在候选人或候选人所在单位“助选、拉票”行为以及“集成、包装”现象。而“烟草院士”谢剑平的当选就是对徐匡迪所言现象的最好注解。

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批评中国学术圈“把头低着排队”的施一公会不会在院士的选举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呢？ …[详细]

中美科学院“英雄所见不同”不是第一次

据统计，有十几位中国科学家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荣誉，他们其中大部分同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但亦有几位尚未获得中国院士称号，或是当选美国院士后，才成了中国院士。

例如，于2009年当选美国外籍院士的李爱珍，当时是惟一一位成为美国院士的中国女性，其至今的头衔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2010年4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古鸟类专家周忠和，在一年多之后，才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美院士含金量差几何？

美国院士和中国相比，在评价机制和获选后的待遇上有本质不同。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事实上是一家民间机构，是非营利的、科学家的荣誉性自治组织，致力于为联邦政府提供科学技术方面的咨询和建议。当选院士被认为是美国学术界最高荣誉之一。每年他们在世界各国评选出在某个科学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为外籍院士。

由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属于民间机构，其资金来源于科学家的捐赠和出版物的经营，当选院士除了荣誉之外，并无功利上的好处。院士称号对科学家个人的收入上并无变化。在申请各种科研基金时，获得院士称号的科学家，也并不比普通的博士和教授更有优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华人科学家李远哲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后又获得诺贝尔奖，而加州伯克利大学给他的奖励，不过是一个优先停车位而已。

中国的院士制度比美国晚了一个多世纪，但当选院士能够得到的好处，却领先世界水平。国务院规定，中科院院士享受的医疗、乘车方面的工作待遇相当于副部级。各地方政府、院校为了吸引院士，开出了优厚的津贴、年薪和安家条件等。更重要的是，院士在中国等级分明的学术身份中位于最高级，在各类评审、申请重大课题时的优势不言而喻，而这些，都是中国院士称号的含“金”之所在。

在中国的学术圈存在三个关系网：一是由血缘或师生等自然形成的利益近亲关系；二是以利益分层或利益补偿为筹码，通过公关等方式临时建立的关系；三是资助企业与个人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个“利益圈”中，不搞科研但拉关系的，能纵横捭阖、如鱼得水；不拉关系只搞科研的，有时反而会捉襟见肘、四面楚歌。这种关系网和利益圈更加体现在院士的评选中。2009年，中国两院院士名单显示，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两院”中的另一个——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详细]

施一公曾经的落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虽然施一公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当院士不是我的归国目标”，并且能否当选院士的判断标准牵扯到一定的专业性，似乎这样的话题不会扩张到公共领域。但情况并不是如此。

作为一个在国外已经有相当学术地位并回国的学者，施一公本身的学术能力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明；在此基础上，对于他落选的讨论，更多的就会集中在非学术的领域，而具备成为大众话题的基础；学术界的腐败与派系，一直是大众所关注的，也是一个社会热点话题，因此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近年来屡屡爆出的有关院士的负面新闻，也提升了大众对这个学术界最高荣誉群体的关注度。

类似施一公这样的在“墙外”早已蜚声满贯，却几度与“墙内”院士无缘的情况，已不再是本来具有高度的学术场域屏蔽的“小众”事件，它屡屡进入公众舆论，成为公众话语可以评述的话题，至少表明，关于院士的那些事儿，真不是只和“他”有关。

施一公在中国遭遇挑剔，意义不仅体现在他个人。“水平低的人选上了，水平高的人反而落选”，这样的后果将非常可怕：国内的年轻科研人员将迷失奋斗的方向，无所适从；想回国致力学术研究的海外学子则会望而却步。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