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共事务这个词语和教授、学者、作家、媒体人等身份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普遍觉得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当这个词语投射在文体明星身上时，大家又有不一样的想法。

当人们谈公共事务时，普遍觉得得带着点文化底蕴有点知识水平才行，可文体明星们除非带着邓亚萍那样广为人知的博士头衔，否则普遍就被看低。

当然，这还和所谓“品行”有关。这一点体育明星稍好，娱乐界人士就很显劣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传统文化中都有轻视“伶人”的传统，那句著名的俗语“戏子无情”就是极好的例证。所以走出了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诸多大家的富连成社的创办者叶春善先生，也曾经代表梨园资助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筹款，因为“人人平等”的革命理念打动了他，他们向往的是社会对戏剧艺术的认可和伶人人格最基本的尊重。这样的偏见到现在依然存在。…[详细]

富连成的创办人叶春善先生被“人人平等”四字打动，昔日“伶人”地位很低，受不到尊重

2011年，因为一部电影的演出，杨紫琼被缅甸驱逐。当时国内一家电视台的总监发表了一篇名为《艺人也要讲政治学》的文章说：“由于职业原因，我常常要和艺人打交道，我发现所接触的很多艺人是不太懂政治的。我这里的艺人更多的是指港台艺人，大陆的演员、主持人和表演艺术家是不习惯甚至反感别人称他为艺人的，而且他们受党教育多年，也比较讲政治。大部分港台的艺人似乎更注重职业操守，‘拿人钱财，替人演戏’，至于演什么和为什么演，往往并不在乎……不要和这些艺人太计较，艺人们就像闯进政治丛林的小白兔，如果他们稀里糊涂地冒犯了什么，就请原谅他们的无知或无意而放他们一马吧。”…[详细]

可见所谓的“讲政治”就是不能越界，别闯入“政治丛林”。但，一旦明星们关心起社会公共事务来就很难不和政治扯上关系了。

去年6月，两位女星在微博上的公开“骂战”引人关注。《光明日报》就发表文章说，明星被社会宠坏了。“‘德艺双馨’历来是中国传统艺术家的最高追求，想当初很多艺人成名后，受到大众的尊敬与爱戴，拿不了多少钱，享受不了特殊待遇，却能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而现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明星，有的连最基本的‘人格’都没有，何谈‘艺德’、‘艺格’！”普通大众也对明星有此要求，早在07年，腾讯新闻和中国青年报的一项有10352人（35岁以下青年占95%）参与的联合调查就显示，人们在选择是否喜欢一个明星时，首要因素是他的“才艺”（69.6%），与之相差无几排在第二位的则是“是否有社会责任感”（69.4%）。…[详细]

体育明星也不外如是，《人民日报》上月有一篇体育评论就称——中国泳坛能培养出一个孙杨“可遇不可求”，珍爱孙杨、善待孙杨本不必多说。但善待不等于溺爱，如何承担一个体坛明星还需担负的社会责任、如何展示一个体坛明星所应具备的良好素质，还真的需要孙杨好好思量。…[详细]

承担社会责任，当然不止于做做慈善，还包括关心更多社会公共事务并热心参与。所以，“德艺双馨”这个要求，“艺”如同公共知识分子的“知识”，“德”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而被镁光灯环绕着的明星们，比起很多知识分子来讲，要天生有“公共属性”多了。这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有异曲同工之妙。

“德艺双馨”当然是高标准、严要求。而参与公共事务的话，明星也并不比普通人高明，说错话，甚至搞到和公众对立不罕见。像是周立波就曾经引起过争议。最开始，他那些针砭时弊的段子，让人们觉得看到了一个新的“公共知识分子”气质的明星。所以，他很受追捧。可是他很快漏了“怯”，站在了网民的对立面，说了“网络是公共厕所”等让人惊诧的话。但是，有评论就指出，周立波只是个“艺人”，不能寄望他的文化层次、知识水平、认知程度比你我高多少。

所以，许多人也提出就把明星还原成人，还原成公民，既然是公民，关心公共事务也就再正常不过。在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对“高铁票价”、“异地高考”、“空气污染指数”等等公共事务发声的时候，明星们自然有发声的权利和自由。当然，人们希望他们能够说得更好，更慎重，只是即使说得不好，说得很“小白”，或者和大多数人意见相左，那也是他们自由，大家一样可以批评，只是不能因此叫别人不发声。当然，不管是哪股力量也不能强迫明星开腔表态，就好像有人抵制日货，但不能强制自己喜欢的偶像也抵制。…[详细]

有的人“歌以载道”

奥巴马为鲍勃·迪伦戴上自由勋章

美国传奇歌手鲍勃·迪伦的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同时他也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言人。他的歌词质朴又富有哲理，充分地表达了对社会的看法和对政治的见解。前不久，中国著名演员陈数就提到，她过去一年最爱读的书之一就是迪伦的传记《像一块滚石》，因为读到了真诚。而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本书影响，陈数本人也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香港两大殿堂级乐队beyond和达明一派的歌也有着对社会、对公共事务的解读和关心。beyond著名的《光辉岁月》是向曼德拉致敬的歌曲，他们唱着“风雨中紧抱自由”；而达明一派有一首《十个救火的少年》讲述了十个少年决定去救火，七个因为各种瞻前顾后而放弃，三个少年最后葬身在火海中。这不正是讲述人性与社会的批判性佳作吗？

还有人亲身参与、行动

08年，世界两大著名媒体，《展望》和《外交政策》联合举办了全球百位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里面有着各种职业的人，也有一个不少中国人都熟悉的名字——卡斯帕罗夫，俄罗斯国际象棋大师。在05年退役后，这位大师就成为俄罗斯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之一，一直站在普京的对立面。他说，从政让人精疲力尽，最容易的做法无非是置身事外，但是还是想尽我所能，带来一些不同。

在中国台湾，有一个人叫胡德夫，他是一名真正的歌者，同时也是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先驱，在街头为捍卫民主自由而歌唱，他唱着“老鼓手啊，我们问你自由是什么，你就敲打咚咚咚咚”。（《老鼓手》）

歌唱生命也歌唱自由的台湾原住民歌者胡德夫

以上种种只是明星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侧面。都说文以载道，但是他们也可以歌以载道，并不输给其他任何教授、作家。而他们的感染力也可能更惊人。他们中不少人甚至做到了和公共知识分子一样的标准，遵从自己的良知，有时候发声与自己的利益是相悖的也不惜。这当然和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家庭背景，成长经历都有关系。…[详细]

有的学者也提过“公共知识分子”与“言论明星”的区别，前者最根本的是受良知的驱动，甚至超越了自身的利益，正直发声；后者，则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说话，甚至有可能是墙头草，从中赚取声名牟利。对于那些热衷公共事务的明星，人们也有此担心，担忧他们心怀不轨，实际上就是在投机而已。像是韩国一些艺人也被质疑太热衷于政治活动，而偏离了自己大众艺人的本行，把政治活动当作提升知名度的手段，这就很不正常。当地媒体就举例说，一些艺人为了参加反对建设海军基地的示威，多次前往济州，但是就一次都没参加过守护脱北者生命的集会。

事实上，当那些经常对时事发表议论的知识分子都常常被质疑是在投机时，人们对经常谈论公共事务的明星就更多怀疑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铁骨铮铮还是少见的。而如果一个明星能够抛弃自己的利益来只凭着良知参与公共事务，这无疑是让人钦佩的“奇迹”了。所以，韩国媒体的评论未免“苛责”。…[详细]

但是苛刻的韩国媒体也提出，对这些热衷于政治的艺人做判断是市民的事情，国家机关不应出面，扮演提高那些“政治艺人”形象的幕后推手，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这是在说韩国一名主持金济东，这位著名主持是韩国已故总统卢武铉的狂热拥趸，卢武铉葬礼时他在首尔市政府大楼前主持了路祭，后来又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主持路祭后，金济东突然丢了在SBS电视台的一份工作，舆情鼎沸，被认为和政府的压力有关。后来这名主持人还是混得更风生水起。而去年4月，他主动爆料在2010年因为要主持卢武铉追悼音乐会的事情被韩国情报机关找到。

昔日意气风发的埃及演艺界天王赫斯尼因为挺穆言论而声泪俱下地向民众道歉

而发生在中东“刘德华”身上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他的投机，先是向政府，后是向民众。77年生的塔莫·赫斯尼是埃及的天皇巨星。在穆巴拉克倒台前，他公开发表了挺穆言论。有报道指他和穆巴拉克的儿子还是朋友。可局势突变后，他也立场大变，甚至跑到广场上去请求人民原谅，结果是狼狈地被赶走。此人后来传了影像到视频网站上，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此前是受到误导，真心向埃及民众道歉。后来，在埃及网民间流传着一份要抵制的“挺穆派”艺人名单，塔莫榜上有名，而他的专辑销量也确实没以前好。只是尽管曾经十分媚“先上”，塔莫并没有走到“穷途末路”，民众不喜欢他的可以抵制他，却没有什么机构限制他的演艺生涯，而现在他还是埃及的著名歌星。

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明星们才会被禁。例如我国台湾省的“戒严时期”，像是《热情的沙漠》这样的歌都会被禁，理由是“淫秽，容易引起性幻想”。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台湾当时封杀在内地也有工作的艺人，结果林子祥这个香港明星被封，有高人就让林子祥扮不懂中国话的外国人，才逃过一劫。这个故事不知真假，不过也充分戏谑了当时的紧张和荒谬气氛。

而前不久，中歌榜去台湾开颁奖典礼和演唱会差点受阻，《人民日报》有篇评论就说的甚是，“该有人奉劝这些大叔，两岸经贸社团都互设办事处了，多少台湾明星在大陆的各种活动中频频亮相，台湾粉丝也在“疯”大陆电视剧《甄嬛传》。时代不同了，少出点幺蛾子，多想想怎么把台湾经济提振上去的正事吧。”…[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