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至2012年十年的基尼系数在0.473~0.491之间，其中最早的2003年基尼系数为0.479。而2000年中国政府曾公布过的基尼系数仅为0.412。这说明，这次依据“新标准、新口径、老资料”公布的基尼系数，并没有与明显被低估的旧数字接轨，0.47~0.49的数值虽然比一些民间研究要低，但也被公认为是较高的数值，这足以反映出统计局的诚意。

中国近十年首次公布基尼系数，顶部近似倒U形

但既然利用的是老资料，何以原来不能表现出诚意呢？除了刻意压低数值会让人觉得不可信外，长期以来基尼系数处在高位、并处于一个上升通道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而如今统计局之所以敢公布较高的基尼系数，与连续四年基尼系数下降脱不了干系。

这是因为，基尼系数由上升变为下降，意义并不止于数字在变动。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大意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期间，捷足先登者会迅速致富，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差距会迅速拉大，但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工业化完成后，收入差距会稳定下来并且开始自然减小。反映在基尼系数上，便是一个“倒U型曲线”。按统计局的数字，自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91的高点后，已连续四年下降，仿佛中国已经跨过了“库兹涅茨拐点”，将走向收入分配不断缩小的康庄大道。…[详细]

果真如此乎？

波士顿咨询集团(BCG)预测中国工人薪资将大幅增加

在经济学家李稻葵看来，统计局的基尼系数所反映的趋势是可信的。他认为，影响全国收入基尼系数的最大因素是城乡差距，而这几年由于农民工工资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显著下降。全国基尼系数下降则顺理成章。

的确，农民工工资正在增长，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前些日子“搬砖工月薪7000高过白领”等传说虽然有些偏离真相，但也确实反映出城市白领对农民工收入增长速度的羡慕。著名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集团(BCG)2011年的一份报告称，从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2005年中国工人的平均时薪还仅为0.8美元，而2010年达到了2美元。

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反映出社会整体的劳动报酬开始增加，收入分配开始倾向人力，最新的统计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下降，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这也有利于劳动报酬增长，成为推动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劳动报酬的增长能否持续？劳动报酬推动的收入差距缩小又能否抵消那些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详细]

事实上，近年来农民工为主体的蓝领工人工资的快速提高，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有关。在2007~2010 年期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增加了8.5%，而建筑业增加了20.6%，房地产业增加了27.1%，租赁与商业、服务业增加了25.4%。这些行业对农民工都有着较大的需求，构成了拉动农民工工资上升的主要因素。而这些行业的扩张是与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分不开的，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其持续性存在问题。…[详细]

而且，近年来劳动报酬的快速增长，其实也可以算作“报复性反弹”。有研究显示，在2008年之前，中国的劳动报酬与GDP的比值，已经几乎连续20年都在下降，而资本报酬则在持续上升，这显然是不正常，因此劳动报酬会出现反弹。但当劳动报酬的反弹性增长到一定比例时，自然就会放缓。

与近年劳动报酬的快速增长相比，另一样事物的增长尤其瞩目，那就是房价。最近十年，城镇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会使得高收入人群的财 产性收入大幅度上升，从而加大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 的收入差距，这让低收入者好不容易因劳动报酬上涨造成的收入差距的缩小，被大大抵消。

由于统计局并没有公布新的基尼系数如何计算，因房子而产生的财产性收入是否纳入统计尚不得而知，但鉴于我国对房产的统计存在很大困难，我们可以认定房产对扩大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被低估的。…[详细]

中国收入差距之难以缩小，还有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税。税收调节是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差距最有效的手段，如英国的基尼系数在收税和再分配之前大约是0.52，但在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后，基尼系数就只有0.36左右。而中国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差距并不大，甚至税后的基尼系数比税前还要高。这是因为，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中国税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累退税，低收入者的税负比例比高收入者更高。

另外，较高的通货膨胀特别是食品价格拉动的物价上涨，往往对穷人和低收入居民更加不利，他们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幅度超过高收入居民，这在实质上加剧了收入差距。

除此之外，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垄断国有部门不合理的高收入高福利、以及随处可见的腐败，都是降低收入差距的大敌。

事实上，有许多研究都指出，“库兹涅茨倒U曲线”并不会天然地出现。许多拉美国家早早进入“少数人迅速致富”的时期后，迟迟迎不来真正的拐点，基尼系数即便一时降低也会出现反弹，或一直保持在高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

而日韩等相对成功的国家，在发展期往往基尼系数突破0.4之前便迎来了拐点，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及早避免了收入差距增大时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的局面，又或者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重视提高劳动者报酬，从开始就打下公平分配的基础。

以上例子足以说明，即便中国的基尼系数下降了那么一点，也并不值得有多欣喜，相反，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仍是刻不容缓。…[详细]

在经济快速增长——即“蛋糕”还能不断做大的时期，如何让“蛋糕”分得更公平，往往还不会成为最受瞩目的焦点。但一旦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如何更公平地进行收入分配，对国家、民众而言是命运攸关的话题。经历了十年左右接近10%的高速增长后，受劳动力成本增加、劳动力开始减少，受教育劳动人口增长放缓等种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回落。

或许有人认为，技术进步将解决增长放缓的问题。然而，没人能够对此做出保证。而且，即便技术进步真的能够带来增长，对工薪族而言也未必是好事。最近的一些技术前景如机器人、3d打印、自动驾驶等表明，一旦这些技术走向成熟，很多活就不需要人类来做了。企业家只需要资本就能进行生产，劳动者将找不到工作或者薪资贬值——不要以为这些离中国还太远，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应用新技术并不需要比先进国家晚太长时间。

要应对这一前景，一个重视教育和再分配的收入分配体系必不可少。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于2012年合作出版了一本《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受到了西方学界的极大关注。这本书探讨了为什么有些国家能成功，有些国家会失败，是什么创造了社会的繁荣与贫穷——答案是“体制、体制、体制”，在本书的两位作者看来，一个国家是否有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包括保障私有产权、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则包括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等等。

收入分配的正义对国家非常重要

无疑，一个良好的收入分配体系将是良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结合。公平的劳动报酬，不被掠夺的财产，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税收，民众获得充分的教育和福利，这是评价一个收入分配制度好坏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有足够好的制度时，便会获得发展，而当这个国家的制度适应不了一个新的阶段时，便会走向失败。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了的国家，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说法，“群体收入低，没有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他们就会恨，他们身上的暴力因此就容易一触即发”——显然，这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所期望的社会。

在当下中国，在习李新政的反腐大潮下，高官一个一个落马，房叔房姐不断曝光，据称有些官员已经开始“恐慌性抛房”，前几年还全球猖獗的中国奢侈品豪购团也有所收敛——但这并不足以抵消长期以来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的巨大惯性。接下来我们会讨论，克服不合理的城乡差距、垄断国有部门不合理的高收入有多少困难。而万众期待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需要做些什么，而人们又可以期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