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本届人大将选出新一任国家主席,15日将产生新一任总理。这意味着胡锦涛、温家宝领导的两届政府在执政十年后即将卸任。[…详细]
这十年是中国飞速发展的十年,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毋庸讳言,政府的领导是实现这一成就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制度方面的一些举措,对推动社会前进做出了贡献。这些不仅是成功的经验,也是正确的思路,值得后来者借鉴。
2004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结果不到一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28个相继宣告“免征”农业税。2006年1月,《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 9亿中国农首次彻底告别了数千年来缴纳农业税的历史。这一举措被认为是胡温执政十年的标志性政绩。事实上,废除农业税在发达国家早已成为趋势,农业税也早已不是财政的主要来源。不过,如此快速地全面废除农业税仍表明了政府的决心——改变长期以来“以农业养活工业、以农村养活城市”的状况,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废除农业税,是向9亿农民负责的体现。[…详细]
不仅如此,在废除农业税的同时,胡温政府还在农村大力推进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短短数年间,“新农合”与“新农保”便极快地覆盖了几乎所有农村人口。以“新农合为例”,2004年只有8000万人参保,但到了2010年,便已有8亿3600万人参加,参保率达96%,基金支出也以极快的速度增加。这背后是财政的大力支持——2010年全国公共财政用于“新农合”与“新农保”的补助支出分别是1041亿和240亿,但到2011年,又迅速增长至1738亿和649亿。农民参保费用的自筹率也从数年前的35%降到了20%左右,保额也大大增加。
换言之,废除农业税之前,中国农民还要每年向政府缴交不菲的劳动所得,而废除农业税后, 反而能从政府处得到不少收入,而且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增加。
胡温执政十年,不仅在农村大力推动社会保障,在城镇地区同样也如此,低保、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的覆盖率相比十年前均有了很大提升。对于整体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来说,这些举措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社保方面也有不少问题,公务员公费医疗、养老金双轨制等等被广为诟病,这是今后的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详细]
2003年胡温执政之初的一大功绩,便是借由“孙志刚事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走在大街上,就被认为有罪,就被抓,关,限制人身自由,被称为“盲流”,这与宪法不容,这与现代文明不容。收容遣送制度的背景是城乡二元对立体制和户籍制度,而更深层次的背后则是长期以来“人附属于单位”的观念。
然而随着社会的前进,这些藩篱都将被打破,人口的自由迁徙和流动不可阻挡,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只是第一步。胡温执政期间,通过住房和就业市场化、居住证制度、社保制度改革等一系列的政策,为人口自由流动、农村人口进城创造了条件,逐渐使中国人完成了“单位人”到“社会人”的改变。这些举措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新执政者的任务之一,便是承接此态势,最终完成户籍制度改革,达致公民权的平等。[…详细]
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原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007年3月,全国人大又通过《物权法》,进一步对公民财产权做出了规定。“私产入宪”、《物权法》的实施均是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承认私有财产,是给予人民“有尊严生活”的第一步。
在征地拆迁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国,物权法是保障民众合法财产的有力武器。著名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便是借着物权法的春风,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顺利得到应有的补偿。多年来,“私产不受侵犯”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良好的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根基”,也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详细]
2003年非典,胡温十年执政开头便遇上了大考。在经历了疫情之初的瞒报风波之后,中央政府迅速决定公开非典疫情,每天播报实时数据,让民众获得了战胜非典的信心。自此,政务公开成为胡温十年执政的重要主题。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行,政务信息大举上网。预算公开、三公消费公开则年年成为媒体和民众讨论的焦点。近年来,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发展,许多政府部门更是开始大举网络问政,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民众对“有关部门”的印象。
政务公开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政府的信息和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错误和官员腐败。而各路“表哥”“表叔”被人肉出的佩戴名表的照片,往往都来自于政府网站。仅此一点,足以说明政务公开对官员腐败的限制作用。当然,政务信息公开接下来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官员财产公开,这也是民众最为期待的一条新政府反腐举措。[…详细]
2003年非典带来的另一个制度变化,便是大力推进了官员问责制度:一场疫情,让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同时下课,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此后,各地开始建立并执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各种“问责风暴”也不断袭来:在2003年4月海军361潜艇失事事故、12月重庆开县井喷事故、2005年11月的松花江污染事故、2008年河北三鹿奶粉事件、9月山西襄汾溃坝事故等许多事件中,我们都看到了负责人被问责至免职。
问责官员所带来的好处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去年底山西连发特大事故,迫使多人被问责,代省长李小鹏三番五次出来道歉。这种机制自然会使官员感到压力。因问责而下台本来就是现代政府的常态,一套政府班子,如果官员下台都是因为腐败,民众反会怀疑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政府。只有官员下台都是因为行政过失,民众才会相信这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不过目前,官员问责制度仍存在不少问题,民众最大的疑虑是,被免职的官员为何往往被重新任用。解决这个问题,是完善官员问责制度的下一个目标。[…详细]
胡温执政十年的一大重点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把一些本“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不仅在经济方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得到发挥,在很多社会事务方面,也放手让民间社会组织来管理推动。十年间,国务院先后取消和调整了数千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近七成。近年来,广东一些地区还试验出台了一些鼓励民间组织发挥社会职能的措施,目标是逐步形成“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治理格局。而即将实行的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也体现着这一思路。
民间组织这十年确实也在不断壮大,2002年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只有24.4万个,到2011年已经猛增至46.2万个,而没有注册的各种NGO据估计已达300万个。而近年各地不断兴起的针对污染项目的“邻避运动”则是民间组织行动力的最好说明。民间力量的壮大还体现在民间慈善方面,据统计,民政部门接收的社会捐赠在2002年不过19亿元,而到了2011年,数额已经猛增至490亿元。[…详细]
胡温执政十年最鲜明的特征,还在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务实发展,“不折腾”。在重庆主政者“折腾”般的运动过后,重申“不走老路”,某种意义上,是胡温政府最重要的一项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