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物学原因，血缘无疑是人类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皇帝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好皇帝，将军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好将军。在人类社会中，这确是人之常情。进一步说，“爹”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资源，而拥有这种资源并不可耻。人与人之间就很难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一个优秀的“爹”能给孩子更多，这无可厚非，“期望每个社会个体之间实现绝对公平，完全没有拼爹”，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所以可以说，只要有人，就会有“荫蔽”，就会有“拼爹”。

而放眼世界，各国也确实都存在“拼爹”、“拼家底”和“拼关系”的现象。在美国，拼爹甚至就是“美国梦”的一种延伸。“美国梦”鼓励人奋斗，而父母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希望辛勤工作可以让孩子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在日本和中国台湾，所谓的“世袭政治家”甚至成为了社会现象。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也发现导致德国民众的收入不平等，有40%的原因是家庭背景差异。…[详细]

2012年10月的《彭博商业周刊》曾援引皮尤基金会的数据，发现在美国，出生在最贫穷20%家庭的孩子中，有40%的人终其一生也无法脱离父母所属的收入阶层，而出生在最富裕20%家庭的孩子，保持其所在阶层的比例是40%——这一比例是人们普遍预期的两倍。家庭背景优越的人往往成年后收入也更高，而皮尤认为这种“拼爹”将导致社会收入结构的僵化。…[详细]

"拼爹"现象的存在加剧了普通民众对未来的忧虑。

这种僵化并不是特例，在中国、日本和德国等等国家都存在。而现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又加剧了这种僵化带来的痛感。随着科学技术对生活影响不断深入，一个人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从事更有创造力的工作才能在空前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成功。而在本就如此惨烈的竞争中，“拼爹”因素带来的收入僵化，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民众对未来的忧虑。

虽然“拼爹现象”放之四海皆有，但在程度上，中国却是最为严重的之一。根据渥太华大学的一项关于“代际收入弹性系数”(IgE)的研究，中国在调研样本国中高居第二。而“代际收入弹性系数”(IgE)就是用来表明父母和子女（成年后）收入的相关程度的指数。如果该系数为0，则说明两代人的收入流动性大，个人收入多寡完全取决于他们自身。反之若为1，则说明该国家个人收入水平完全由他们家庭背景所决定。根据2011年的数据，中国的“拼爹指数”高达0.6，在样本国中仅次于秘鲁(0.67)。这说明在中国出身对人的影响十分巨大。 还需补充的一点，在此项研究中固定与隐性资产是未被计入的。IgE研究者称，如果扩大财富的统计口径，则这种相关性会更明显。而在中国当前环境下，如果综合考虑这两点，中国的实际指数可能会远超0.6。…[详细]

各国两代间收入的相关程度

此项研究，与中国人口学者豆小红的一项抽样研究得出的结果类似。豆小红将研究样本父辈分为上，中，中下，下四个社会等级。最后发现，父辈处于下层68人中，子辈只有8人跻身上层。而父辈属于上层的30人中，子辈无一人堕入下层，落入中下层的只有2人，落入中层的也只有3人。综合两项研究，可以认定，在中国，阶层固化现象十分严重，想通过“不拼爹”的途径提升自己的收入和社会阶层困难重重。

相较于其它国家，中国是少数在制度上直接为“拼爹”提供舞台的国家。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本就十分严重的阶层固化现象雪上加霜。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国92.8%的农业生产者就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当中98.4%是农业户口，89.8%居住在农村。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农民的阶层固化问题严重。

同时户籍制度也限制了代际收入的流动性，不同地区在政策层面很难实现平等。来自“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详细]

在美国净资产500至2500万美元的家庭，有90%的家庭将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视为他们能够成为富人的重要因素。而根据皮尤基金会的调查，四年制大学文凭是贫穷家庭子女经济变动性由底部向上爬升的最强推动力，能使其跻身最高经济阶层的概率提升三倍。

所以，在美德等国，“拼爹”多是在教育领域体现的。而在该领域中，“拼爹”的方式也是有规则可循的。除了提供更多的资源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居住在更好的社区外，还有一些其它“拼爹”方式，比如父母是医生的家庭可以通过推荐信的方式使得孩子能够有更大的机会进入医学院校，而父母是学者的家庭可以通过帮助孩子参加科学竞赛的方式增加其被优秀大学录取的筹码。

相对于美德等国比较“老实”和“正式”的拼爹，在中国，拼爹的手段就要“多元”的多。政策加分、内部录取和跨地高考等等，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公务人员通过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安排”工作。而近几年，“萝卜招聘”、温州官员公然瓜分公务员职位等等案例层出不穷，这种“安排”工作甚至成为了官员的一种隐形福利。

而制度的不公开、不透明，更是成为了这种“拼爹游戏”的沃土。最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变得更为严重。根据清华大学的对19所高校6000多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官二代的起薪要超过非官二代13%（官二代标准为父母中至少一人为政府官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也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即便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仍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此外，“坑爹”事件的不断爆出，还进一步放大了人们对“拼爹”的疑虑。2012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2年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就指出，吏治腐败，特别是裙带关系、官二代等问题屡屡发生，尤为引发人们不满。…[详细]

渥太华大学的研究还表明，在一个国家里家庭出身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越大，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越明显。这种相关性被形象地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而盖茨比作为美国家喻户晓的悲剧小说中的人物，正代表了人们在财富与社会地位里的挣扎。在曲线中，“代际流动性低”且“基尼系数高”的典型代表是拉美国家，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国。…[详细]

之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最新基尼(Gini)系数为0.47，连续多年超过0.40的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而贫困阶层的下一代又输在了“拼爹”起跑线上，形成了一个难以跳脱的怪圈。相比之下，美国和德国的基尼系数仅分别为0.38和0.30。世界银行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c在《富人与穷人：全球贫富差距的另类简史》中，将不平等比作胆固醇。“就像一定量的胆固醇有助于防止体内脂肪堆积一样，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有助于刺激人们努力学习、工作或创业。”他写道，“同时也确保人们不至于因变动性太大而有随时向下滑落的可能。胆固醇过多会导致动脉阻塞，并引发疾病。一旦只有处于顶层的人群才能获得教育机会和最好的职位，社会成员中的一大部分群体（穷人）就被剥夺了获得技能与知识的机会”。而对于陷入怪圈的中国贫困阶层来说，他们就丢掉了这种机会。其中很多人甚至陷入了绝望。根据《潇湘晨报》的调查，有超过75%的国人认为“父辈的职业在很大长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还有22%的人认为“无法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

超过75%的国人认为“父辈的职业在很大长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

“美国富人白手起家的凤毛麟角”的说法并不正确，相反，美国是世界上靠白手起家成为富人最多的国家，在福布斯400个最富有美国人排行榜中，70%的富人是白手起家，30%的富人是靠继承财产来形成富人的地位。2012年美国芬迪提投资公司对美国百万富翁的调查显示，86%的百万富翁是白手起家致富的，只有14%的人是靠继承财产成为百万富翁的。

而且在美国，越有钱的人的工作越辛苦。越没钱的人，反而是可以享享“清福”。调查显示美国家庭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数比例在60%以上，而净资产10万至100万美元的人群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数比例仅五成多一点。白手起家并且努力工作。这些富人的形象更多都是中产阶级的“奋斗榜样”而不是让他们反感的“拼爹典型”。

仅以德国为例。虽然德国的阶层固化现象远好于中国，但他们仍然在着手去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拼爹问题”。

在教育上，对学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孩子，德国政府义务提供帮扶，着力为每个阶层提供公平的教育。比如，德国就推出了一项政策，凡儿童听说读写德语有困难，经鉴定后可单独请家教一对一辅导，费用由政府负担。其次，在更广泛的框架下，创造公平、公正和透明的行政环境，减少公务员“拼爹”。德国公务员管理制度比较成熟，在公务员回避和限制兼职方面有严格和明确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家庭和社会背景对个人就职和升迁的影响。三是合理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德国自民党秘书长帕特里克·德林说：“强劲、健康的经济增长，将为就业和社会升迁提供最好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