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这个名字却很年轻，在1912年之前，中国的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过“中国”。日本由于与中国接触密切，也按照中国的朝代名来称呼中国，不像与中国接触少的西方国家，不管中国什么朝代，都一律称之为China。日本在隋朝时称中国“隋”，唐朝时称中国“唐”，所以有“遣隋使”、“遣唐使”。

而万事皆有源头，搞清“支那”一词有无侮辱中国的意思，需要先弄清“支那”最早出现在何时何地。

古时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据说cina是来自“秦”的音译。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见《旧约全书》），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据说均来自这个语源。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的佛经以后，因为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经译为汉文。高僧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现在中国的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佛经从中国传到日本后，也把“支那”一词带入日本。

朝日新闻社出版的画报《北支事变》

“支那”一词在日本真正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随着日本的对外开放，外来语用也进入日本人的视野，在一般的民间报刊，会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但是，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还是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

由于发明“支那”这个词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所以排除了日本人在最开始用“支那”主观上侮辱中国人的可能。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梁启超也曾用“支那少年”作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彼时，中国革命家有反抗清廷的需要，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所以借用在日本流行的“支那”称呼中国，不仅不觉贬义，反而有自豪感。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正式称呼“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还不能代表中国全国，日本政府在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这种情下，日本政府放弃“清国”的称呼转而用民间惯用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这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起点。1919年的日本转接德国租界问题，又引起“五四”运动的反日热潮。当时爱国人士提出的一个抗日话题，就是日本称呼中国为“支那”，认为含有贬义。

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敦促下，1932年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在政府公文中不再使用“支那”。一直到日本战败后，1946年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此后这事逐渐被淡忘，直到1990年代以后，随著大陆反日情绪的升温，“支那”一词又被中国人回忆起来，作为日本侮辱中国人的罪行之一。现在日本的主要媒体看不到“支那”一词，但是一些日本右翼却不时挑起这个话题。在钓鱼岛争端爆发后，石原继续在公开场合说“支那”，引得中国爱国志士们气愤填膺。

“支那”一词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但是日本和中国都是使用会意汉字。日语中“支”有“末端”的意思，我们现在常说的“支部”、“支队”，就是直接从日本输入的辞汇；日语中“那”有“地方”的含义，所以你如果非要问“支那”在日语中有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末端的地方”。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比如古代和近代中国，人们不会去注意“末端的地方”，而在另外的历史阶段——比如现在，人们却会注意到。正如在近代中国，汉语中的“美国”就是中国人对外国的褒称，含有“美丽（好）之国”的赞美之意，而现在中国人称“美国”不过是在呼喊一个国名而已。

同时，“支那”这两个文字符号在来历中不含有贬义，不代表它在语言活动过程中不会被人们逐渐赋予贬义。中国人对“支那”二字的生理性反感，既来自政府、教科书的宣传，也和“支那”被视作日本蔑视中国的一个典型象征有关。

维特根斯坦说得很透彻“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在当今中国人的语法中，“支那”就是作污蔑中国用 。从感情上来讲，中国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付出惨痛代价后，以战胜国的身份要求日本（尤其是日本右翼）不再使用这个象征性的会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词汇，是完全说得通的。

中国的绰号文化堪称世界之最。自古以来，东方独大的中国自以为“世界中心”、“天下第一”，就自称“中华”、“中国”、“上国”、“天朝大国”。以前中国把东方的异民族称为东夷，把南方的异民族称为南蛮，把西方的异民族称为西戎，把北方的异民族称为北狄。中华和夷蛮国家的关系不是对等的，是上对下的朝贡关系。

“蛮”、“狄”、“戎”这些都是指“兽”或“虫”，惟独称日本为“夷”、“倭”，带个“人”字旁，使得当时景仰中国的日本人十分高兴，认为中国毕竟把自己当“人”看。…[详细]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军队因屡建战功被誉为“戚家军”

在明代以前，“倭”属于中性而略具褒美意味，并不是一个侮辱性词汇。从元朝后期到明，中国东南沿海发生“倭寇”入侵的骚乱，这是中国人给“倭”带来了贬义的根本原因。正史中将“倭”和“寇”一起使用，是从《明史》开始的。《明史》的“倭寇”中的“寇”字，其实是动词，表示“侵犯”。

而“倭”本身，也并没有矮的意思。三国时期，日本列岛的邪马台国女王向魏国派遣使者，从曹操的曾孙少帝那里获得了“亲魏倭王”的金印。由此可见，原来是很普通没有恶意的用法，在某种使用情形下，就有了嫌恶的印象。“支那”和 “倭”都是如此。…[详细]

哪怕是现在，日本人在中国民间也常被呼作“日本鬼子”，日本在中国民间的常用称呼是“小日本”。叫“小日本”已经成为国人的习惯。从蒋介石、东北军阀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再到台湾作家柏杨、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笑星赵本山、中长跑教练马俊仁、电影《小兵张嘎》中的“嘎子”，乃至５岁的幼童，都说“小日本”，更有报刊媒体、街头巷尾、黎民百姓、各色人等，集体无意识地不绝于耳、百说不厌、百写不繁的“小日本”。

“小日本”的名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对日本有所敬畏，但嘴上功夫依然强硬。1903年，留日生陈天华在《警世钟》说“小小日本不足道”。“小日本”，终于明显强烈地从一个汉民族英雄的口里说了出来，影响至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就是陈天华和宋教仁创办）

九一八后，吉林省德惠县抗日义勇军的战歌唱道：“提起了九一八啊，两眼泪哗哗；可恨那小日本儿啊，侵占我东北。”老师偷着告诉孩子，要是大个子中国人被打死，一车能装10个，日本兵个小，能装20个。伴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和残暴，中国人一口一个“小日本”地怒骂，以此发泄内心的愤懑。

这种情感，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理解。这不仅仅是憎恨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也有讥讽日本之意：国土面积小、个头小（实际上日本年轻人的平均身高如今已经超过中国）。不管是因为憎恨还是讥讽，“小日本”的称呼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详细]

在1919年“五四”反日高潮中，1919年11月出版的王拱壁《东游挥汗录》是当时很有煽动性的代表杰作。现摘录一段如下：“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报界及著作均用“支那”二字，政府公牍则舍中国民国二字之简，而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之繁，是对我不但无国际敬礼，并不以国家视我也。是我中国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

在上述文中，作者一方面抗议日本报刊用“支那”称中国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可是作者却在自己公开出版的书籍中称日本为“倭”、“倭人”。中国人既然明白自己听到“支那”这样的称呼心里不舒服，又何不能想到日本人听到“倭人”这种称呼心里也不会好受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叫日本民众“倭人”、“鬼子”、“小日本”，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承认日本人也有同样的权利叫我们“支那人”呢？

不光是对日本，我们称印度人为“阿三”、称韩国人为“棒子”、称黑人为“黑鬼”，称俄罗斯人为“毛子”，过去称“黑五类”的子女是“黑崽子”，现在编造笑话歧视河南人，至今还有人叫南方人“南蛮子”，这些称呼也是因为别人和我们有仇？

在“侮辱”别人方面，至少要做到逻辑一致：要么“看重”这个事，你不许侮辱我，我也不会侮辱你；要么“轻视”这个事，我会侮辱你，但不会因你也侮辱我而气愤。总之，不能总有一种逻辑：我可以侮辱你，你不可以侮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