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犯罪嫌疑人宋朝玉

从精神状况来看：有些人有心理问题，有些人比较清醒

大凡犯罪，通常都有其特定目的，如“谋财害命”。也有一些犯罪，并非谋取特定的利益，而是单纯地发泄，这就是所谓的“报复社会”。巧家县爆炸案，虽然犯案者有其动机，但犯案结果对犯案者而言并无特定作用，无疑这也是“报复社会”的一种。近年一些比较严重的、造成多人死伤的恶性犯罪，不少都带有“报复社会”的意味，以致很难去理解犯案者为何要这么做。

在这些“报复社会”者中，有一类人有着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或者是人格缺陷。典型例子是福建南平屠童惨案的凶手郑民生，他有着偏执的人格，总是认为“我受挫，是别人的错”，而其内心又极端渴求得到认同——于是，他便要去做一件轰动的大事，靠杀死儿童来证明他的不卑微，证明他的价值。

另一个例子是成都公交纵火犯张云良，他因人生失败而“悲观厌世”，作案前曾说活着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但为了“不让人瞧不起”，要死得惊天动地。

还有一些人，精神状况相对比较清醒。他们之所以做出“报复社会”的行为，有着较为清晰的脉络可循。例如不断上访的抚州爆炸案凶手钱明奇，与警察有过多次冲突的上海杀警案凶手杨佳。他们之所以“报复社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抗争失败已经受够了，不愿再忍耐命运的不公。…[详细]

从报复对象来看：有些针对特定目标，有些针对不特定人群

“冤有头债有主”，这是中国人信奉的一句古话。在“报复社会”的过程中，有不少人仍遵循着这一点。例如，湖南永州保安队长朱军枪杀三法官事件，他的作案动机就是认为法官对待他不公，于是便把目标锁定在了法官这一群体身上。杨佳杀警，钱明奇炸政府均是如此。当钱明奇炸政府遭到保安何海根的阻拦时，钱明奇曾朝何大喊：“赶快走，里面有炸弹，我和你无冤无仇，不想伤害无辜。”其实，这些死去的法官、警察又有何辜，只能说，这些报复社会者至少能把目标对准某一群体。

但对于另一些“报复社会”者而言，往往并不讲究报复的具体对象是谁。张云良在公交车上纵火，郑民生向儿童举起屠刀，受害者都是不特定的人群。在他们的袭击之下，毫无瓜葛的人完全没有理由地遭到屠杀，成为“报复社会”的牺牲品。…[详细]

从实施手段来看：有些人宁愿同归于尽，有些人让别人送死

在可以观察到的“报复社会”的行为中，不少犯案者在作案中已经完全不顾后果，在报复社会的同时，也自我结束了生命。像张云良，钱明奇都称得上是自杀式袭击。即便当场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也都很清楚当场被抓获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如杨佳、郑民生。

但也有一些人，心存侥幸，自己报复社会，却要让别人来送死。

利用“肉弹”的邓德勇、宋朝玉，属于最恶劣的一种

本次巧家县爆炸案的犯案嫌疑人邓德勇、宋朝玉，利用“肉弹”，遥控炸弹爆炸，用罕见的方式犯下了罪行。他们的精神状况很好，在赵登用被怀疑为凶手的时候，邓德勇还接受过媒体采访，大谈是拆迁引起的问题。他们的报复对象不特定，不仅雇佣赵登用执行必死的任务，也明知道炸弹引爆时最有可能死亡的并不是国土局工作人员，而是来此办事的自家村民。他们报复社会，却不仅让一个无辜的人当了肉弹，还要让他承担犯罪的恶名。

毫无疑问，在所有“报复社会”的行为中，邓德勇、宋朝玉属于最恶劣的一种。…[详细]

“肉弹”赵登用

抗争不公，不能以暴制暴

可以给这两人报复社会的行为一点理解吗？毕竟，巧家爆炸案的发生，并不是毫无来由。当初巧家政府极力否认赵登用与拆迁征地有关，把问题统统都归结到赵登用本人的反社会人格，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拆迁征地中存在的问题。如今真相大白，邓德勇、宋朝玉的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反抗当今中国社会最为普遍的一种不公——强拆征地，说到底，他们也不过是不公的抗争者罢了。

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人是有底线的。对命运、对不公的抗争不能够不择手段，尤其不能以暴制暴。所有正义的实现都不可能只看目的而不顾手段的。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伤害无辜者的生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时，这个底线便逾越了——尤其在这种行为纯粹只是泄愤的情况下。逾越了底线，便成为了绝对的恶。…[详细]

弱者发怒，至少莫拔刀向更弱者

可是，面对不公，究竟该如何做呢？不去反抗，公正永远不会降临，向恶低头，只能永远遭受侮辱与损害。因此，人总是要学会抗争的。然而遗憾的现实是，中国人的抗争，往往是鲁迅所说的“弱者发怒，拔刀向更弱者”，南平屠童惨案如此，巧家爆炸案同样如此。

他们能否明白，这样的抗争方式不可能成功，即便能够一时成功，也决不可能塑造一个永无争端的社会——如果处在所谓“弱者”地位时尚且肆虐于更弱者，那么万一他改变“弱者”身份、甚至成为“强者”后，谁能说他不会肆虐于所有的人或整个社会？…[详细]

钱明奇案检察院爆炸现场

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难以强求理性

在飞速转型的当代中国，各阶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已是层出不穷，太多太多让人觉得悲惨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而考察这些事件，大多是同一轮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不甘心不公的命运起身反抗，而居于优势地位的人不允许这种反抗。

例如杨佳，因骑无牌自行车被上海警方盘查，感受到侮辱的他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要求。而他的诉求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例如钱明奇，因认为自己合法新建的楼房被非法拆除，十年不屈不饶地上访，不仅诉求得不到回应，反而在自己扬言要采取激烈行动时遭到嘲讽——“你一直说要炸，几年都没炸！”。

对于身处侮辱与损害之中，正承受着不公的人来说，很难用理性说服他们不要以暴制暴，不要“报复社会”。…[详细]

停止“不公”这把刀的砍凿，木桶才不会破裂

《拿什么阻止钱明奇》中曾打过一个比喻，“极端行为和极端思维就像木桶里的水，如果桶璧破了，水就会流出来。不公像斧头，在砍凿桶璧；理性像胶水，在粘合桶璧。”在每一次反抗不公的事件中，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理性这“胶水”的力量是多么的有限。要想桶不破裂，唯有停止“不公”这把刀的砍凿，唯有公正才能制止“报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