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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6
评论

讲堂188期实录 余世存等 现代文明人格与丛书启蒙

嘉宾 / 余世存、赵国君、纪彭、赵婕、王俊秀、叶匡政
【要点1】西方意义的启蒙运动经历了几百年的光荣后,到20世纪出现了巨大危机,我们通常称为现代性危机。最大的问题是导致哈耶克所说的理性僭越、理性的自负。

【要点2】中国意义的启蒙是什么意思?在先秦经典《礼记》有一句话叫“礼闻来学”。这个启蒙跟康德不一样,规避了理性的自负,没有说要启蒙你,而是你来找我问问题就可以,我不去主动教你,这是中国人的启蒙态度。

【要点3】中国文明有它的智慧,社会乱了或者到了冬天,就会有一批仁人志士出来,给大家调整时间。中国历朝历代,每个皇帝登基后要改元,改元就是调整时间,就是定时,调整人文时间。

【要点4】80年代的启蒙多少鼓足了干劲,睁开了眼睛,有股上下同心的开明劲儿;但今天的启蒙已经水涨船高武装到牙齿,所有艺术管制、文化管制水涨船高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层面。

【要点5】教育对人格的培养已经完全缺失,没有知识的人格是削弱的,没有人格的知识是危险的。启蒙也好,做一切的行动也好,最后指向的都是个体与人生。

杨子云:各位网友各位老师晚上好!今天是燕山大讲堂188期,我们所要谈论的主题是“现代文明人格与丛书启蒙”,这个话题的起源是一套丛书《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第二个关键词是“启蒙”,“启蒙”这个词要远涉到一百多年前或更早的时间。1949年后经历了一段封闭时间,到了80年代,重续启蒙话题。80年代的文化热,与几套丛书相关,比如《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出版的一系列丛书,以及“传统与变革”丛书等。这几套丛书的不同走向,基本上奠定了我们当下的思想格局。

这次由余世存老师、王俊秀老师担纲主编的《现代文明人格丛书》,他们基于什么样的思考,有什么进展?我们今天请到了操作人和作者,分别是:余世存老师,我们正准备给他贴一个标签,他首创微博体,用微博体的方式独家讲述中国历史之非常道。下一位是赵国君老师,律师观察网的律师创始人,现在仍在继续坚持。第三位是纪彭,他是《文史参考》杂志的记者。下一位是赵婕,《爱因斯坦传》的作者。第五位是王俊秀老师,中国互联网事业的推动人,博客概念的提出者。今天的活动串场就交给王俊秀老师。首先有请余世存老师做一个发言。

“西方启蒙的现代性危机”

余世存:熟悉我的人知道我的口才很差,非常感谢诸位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听我“胡说八道”。来这儿之前,子云跟我说过主讲一下今天晚上的活动,希望谈谈启蒙,我们这套书跟启蒙有什么关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启蒙工作跟80年代启蒙工作的最大差别是什么?在我看来,80年代在春天启蒙,我们是在冬天启蒙。这样马上把春天和冬天的天文时间概念运用到社会人文实践中,天文和人文相联系,不仅是中国人的理解方式,大家都知道诗人雪莱的一句话:“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就是把天文时间跟人文时间结合起来的一个例子。

具体说到中国知识人对春天的盼望,比如说,上世纪50年代费孝通教授写过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当时他以为中国知识人的春天来了,但报春太早,被寒流压住。第二次,即诗人郭沫若在1978年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科学的春天》,他是一个大诗人,对季候非常敏感,知道中国打倒“四人帮”后人文时间发生了变化,所以他认为春天来了。这是文明史上将天文时间与人文时间结合的经典案例。郭沫若预言科学的春天来了,我们迎来了80年代,80年代出现了各种社会热点,比如启蒙热、文化热、方法论热。80年代是中国当代社会很少有的一个年代,那时候大家心气比较足,而且心态很开放,追求个性。那时候丛书启蒙的功劳很大,无论《走向未来》丛书,还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在当时的启蒙性、思想性非常强。

从现在来看那些丛书,在学术上、知识意义上已经被Pass掉了,已经站不住脚,时过境迁了。现在年轻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看那些丛书的内心感觉,我们的人生都受到它们的影响。子云跟我交流说:那个年代的丛书几乎奠定了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格局。她的评价很平实。所以我说那个年代的启蒙是春天的启蒙,让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追求解放、追求个性、追求自我,并且像真正的春天和夏天一样,放任自我自然的生长。但很可惜,80年代遇到了90年代,虽然流行歌曲也唱“90年代某个春天某个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但中国进入到另外一个时间序列中,这个“以权抢钱”的私有化浪潮,不是一个正常的春天,而是贪污腐败的春天。所以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急剧的贫富分化、两极分化,中国的生态环境、心态环境、世态环境都遭到空前的污染和败坏,这个年代持续了二十年。到今天我们正处于漫长的严冬,正好天文时间也是冬天。

在冬天里进行启蒙工作,跟80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套丛书的操作跟80年代的那种操作有所不同。我跟王俊秀两个人商量这套丛书时,我们就希望设计感强一些,希望读者并不是全社会性的,而是中青年读者,面向年轻人,我们邀请的作者也以中青年为主。用我的话来讲,在这次冬天里,60后、70后、80后的读书种子和作者们散落在民间、江湖,我们要找到他们,通过一种方式收割这些人,让他们的思想真正能够表达出来、传承出来,能够对我们的社会有进步意义,有正向的价值。

无论是在80年代的春天还是90年代的春天,还是新千年前后经济年代的镀金时代,新生活、新经济的互联网春天,可以说是年轻人的大好时光。但冬天不是,现在这个冬天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的压力是空前的,和80年代、90年代的新青年相比,现在年轻人的日子难过得多,这是春天和冬天的不同。诗人穆旦曾说过在冬天看到孩子露出春天的笑容,他有一种难受。刘柠是一个敏感的作家,他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某种耻辱感和荒凉感,他说自己每天都活在巨大的羞耻感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冬天。一个敏感的作家,看到了不公,罪恶时可能会痛哭或者心里流泪时,有些人露出很傻很天真的笑容,这是巨大的反差。

这就涉及到我们做这套丛书的意义,我们要启蒙,启蒙就是调整时间、确定时间,没有对时间的调整和确定,我们没有办法发展下去、生活下去。

这里涉及跟西方人的启蒙观念的互补。说到启蒙,大家会想到康德,他对启蒙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现在读起来仍然激动人心。他写了《什么是启蒙》,何兆武先生的翻译也特别好:“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所以启蒙运动的口号是“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时,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这句话放在现在还是非常适用的。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在今天仍然非常迫切、重要。

但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有巨大的片面性。启蒙运动经历了几百年的光荣后,到20世纪出现了巨大危机,我们通常称为现代性危机。启蒙最大的问题是导致哈耶克所说的理性僭越、理性的自负。后来西方诗人、哲学家对康德进行了校正。诗人艾略特说,在他那个年代,人应该去寻找自己的传统。他认为写诗不是应该写出自己的个性来,而是要泯灭个性,不是要显露才华,而是要回归传统。海德格尔曾问,“在贫瘠的时代诗人有何作为?”冬天有何作为?还能发挥你的个性吗?不能,发挥个性未必对有好处,所以海德格尔给的答案是“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如果翻译成人文时间,还是说人要回归传统。所以他说人要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要尊重大地与家园。

可以说,启蒙得到西方一流哲学家、诗人、思想家的反思反省,但可惜他们的反思反省没有带动整个社会的校正,所以现在全球化出现了很多矛盾,虽然有人说世界是平面的,后现代性的理论消解了深度模式,但天真的他们没有看到艾略特、海德格尔和哈耶克感受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现在我们既要尊重康德的启蒙思想,同时也要看到他留下的巨大漏洞。学术界这么多年也在反省,比如你说要启蒙,谁是启蒙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人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但理性有巨大的毁坏力、破坏力,怎么保证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所以我给大家梳理启蒙的历史,要进入中国语境,中国意义的启蒙比康德意义的启蒙要丰富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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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青年思想家,《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执行编委)


“中国人的启蒙态度与西方的差别”

中国意义的启蒙是什么意思?在先秦经典《礼记》有一句话叫“礼闻来学”。这个启蒙跟康德不一样,规避了理性的自负,没有说要启蒙你,而是你来找我问问题就可以,我不去主动教你,这是中国人的启蒙态度。这个启蒙态度在中国最早的经典《易经》里也有,有一个蒙卦,排序第四,乾坤之后是屯卦,屯卦之后是蒙卦。蒙卦的核心意义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就是《礼记》里所说的意思,即你有什么问题你来问我好,我不会主动告诉你。而且还说了一句话: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问我一遍就够了,如果还问我第二遍第三遍,就亵渎了你的问题,不会告诉你。这是中国意义的启蒙。

当然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的启蒙也有很大的问题,它导致儒生没有现实操作能力,这可以从对启蒙的理解和认知中可看出,因为他说我不会去主动教你。所以一个怪现象是,儒生搞建制搞得还可以,但面对乱世完全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儒生面对春天、夏天,让他去主持一个活动,去做点制度建设还凑合;但在冬天在乱世,儒生们就手足无措。这又可跟我们的现实层面相比,最近一二十年的漫长冬天里知识人几乎无能为力,听任权力和资本合谋毁坏中国的生存家园,这是知识人面对冬天、面对乱世的情形。

中国文明不只儒家学说一种,也有道家学说、中国的佛家学说。在冬天,儒生往往难以做事,但怀着天道、人道思想的道家知识分子,反而能有所作为。所以看中国历史,会经常看到儒生在和平时期出来展示才华;但在乱世,是道家知识分子出来力挽狂澜,平定天下。从秦汉以来,到诸葛亮,隋唐之际的王通,宋元之际的刘伯温,他们都有道家思想,或者说他们是通才型的,所以他们有抱负愿景澄清天下,调整时间。这是道家对启蒙的一个理解,在我看来比较符合自然或者比较符合我们所说的天道逻辑。

所谓启蒙是真正打开每个人自己,首先要找到我们个人的时间,这是一种;同时一定要看到你外在的时间,看到你的时代,即人文时间和天文时间。道家学说对天文和人文的关注超乎儒家。我读《易经》,发现从汉代的儒生到现代的胡适等人,他们对天文时间和人文时间缺乏感受。我们个人面对一个大的天文时间和人文时间,如果有所错位,那我们所谓的启蒙毫无意义。无论是历史上的狂生还是当代的一些才子,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但对大众对社会毫无意义。这是一个悲剧的事实。

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它自身远大于个体,它的启蒙跟理性关系不大,而跟时间相关。这个启蒙就是我最近一直强调的调时和定时的能力。人文时间有春天和冬天,按四季的说法有春夏秋冬。《易经》里的春夏秋冬叫元亨利贞。抗战后期,冯友兰以为中国的春天来了,所以写了《贞元六书》,以为贞下就能起元。他以为抗战之后是中国的春天,或者像胡适在40年代说中国有文艺复兴了一样,这是对春天的一个向往。但他错了,1949年后的中国迎来了另外一个更漫长的严冬。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但在当时立于历史情境中未必能看到。

“政治家的改元高于个人的启蒙”

个人在社会启蒙面前几乎无能为力,但中国文明有它的智慧,一旦社会是乱的或者到了冬天后,就会有一批人无论是知识人还是政治家(传统的词汇叫“仁人志士”)会出来,会给大家调整时间。这个调整时间就是冯友兰和胡适之想做的工作,想贞下起元,想调元。中国历朝历代,每个皇帝登基后要改元,改元就是调整时间,就是定时,调整人文时间。一个皇帝在位时间太长时,觉得这个社会又开始乱了,又到了冬天,又调整时间,还要改年号,改年号同样是调整时间。当代也是,比如毛去世后,有两年时间中国人很乱,不知道该干嘛,大家觉得一个伟人走了,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有人出来调整这个时间。所以无论是科学大会还是理论务虚会,大家都有这个诉求与愿望希望能改变一下,调整人心。所以政治家会出来说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可看作一个新年号,也是改的时间,那是一个巨大的启蒙。改革开放的启蒙意义比理论务虚会的意义还要大。因为一个政治家的改元高于个人的启蒙、个人的理论阐述,这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冬天里政治家的意义、作用大一点的原因所在。

西方的政治家或者西方社会也有这个问题,每到一段时间后人文时间就乱了,所以人心要求希望调整,同心同德往前走,这时就有知识分子、政治家出来要求改元。奥巴马这次连任,他第一次当选时,有一个关键词是“change”,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改元”,唤醒了美国人心中的感觉,他们要告别一个时代,开启一个新时代。这也是一种启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强调启蒙的多个层面意义。

回到我们这套丛书,你们大概能够理解这套丛书跟80年代启蒙的不同,一个是在春天,一个是在冬天,这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80年代的启蒙是思想性、弘扬个性的东西;我们这套丛书在冬天启蒙是一种常识性的、回归传统的启蒙。我们现在的所谓教育包括社会都在鼓励人要有个性,这么说很好,但这种教育走向的其实是反面,弄得大家最后仍没有个性,学生一毕业就去打工,赶紧追求社会给他赋予的名分与生活的要求。所以我说让人有个性,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启蒙的内容,冬天的启蒙是让每个人追问你熟悉哪个传统,是否熟悉传统。那么多人属于一个集体,属于狭隘的民族主义阵营或者爱国贼阵营,这是一个小传统,他属于这个传统。我觉得应该更多人出来回答自己是属于哪个传统。现在有信仰的人越来越多,是信基督耶稣、信上帝,还是信阿拉真主,还是信儒释道,我们自己归属于哪个传统?是否有家庭的传统?这都需要我们回答。这套丛书是把自己跟一个伟大的传统或者跟一个伟大的人格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好意义的启蒙。

到现在为止,我每讲一次这套丛书,自己的认识也会往前提高一步,所以我也很高兴,通过这套丛书的努力知道自己原来跟历史上的伟大人格有互动的可能、对话的可能。包括我看黄秀丽的《荣格传》和赵婕的《爱因斯坦传》,我觉得写得都很好,完全符合我对这套丛书当时的设计,就是他们跟传主进行互动,我觉得非常好。把自己融入到一个伟大的人和伟大的理论中,这是一个回归传统。这也回答了我们在冬天里干什么事的事情,回到传统,我看到这本书非常温暖、亲切,很符合冬天读书的习惯,很温暖,而不是说让你明天上街大喊大叫、脱光膀子去干一场的。我们这套丛书多多少少实现了在冬天启蒙的一个梦想。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王俊秀:世存讲了关于这套丛书的启蒙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他完整的论述。北大汤一介老师在80年代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先驱,他写了一篇文章讲启蒙,认为中国要进行第二次的启蒙。他讲的是超越西方的现代性,要把东方的东西和后现代有意义的东西糅合进来进行第二次启蒙,我觉得不错。今天听了世存的讲话,我觉得意义更大,提出中国意义的启蒙,这比较有意思。世存背后有一个框架,即做易经的解读,有一个时间的概念,而且前面他也提到天文时间和人文时间互相矛盾和调适。人文时间里又分为历史时间和个人的时间,比如刚才他讲到政治家,更多的是属于历史时间,个人有很多个人在这个意义上的觉醒。这套方法非常有意思,我们这套丛书跟别的丛书不一样在于不是讲一个特别深刻的道理,更多的是讲一些故事,跟原来是反着的,原来基本上是“道成肉身”,我们是“肉身成道”,用故事描述一个大家能够认为的一个常识,这可能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下面有请赵国君来谈一下,他写的人物特别有意思——杜尚是一个艺术家,国君的生活跟艺术家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因为国君也是一个不可命名的一个人。

赵国君(策划师兼社会活动主持人,戏剧推广人,《杜尚传》作者)


赵国君:写这本书的原因非常简单,是世存跟俊秀两位兄长拉进来,自然而来的进来了。当然自己的选择是多样的,可写很多人物,熟悉的人会很诧异:为什么写杜尚,多少应该写曼德拉,起码写写陈独秀这样的人物。但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自传及他传,给他人做传,往往是给自己做传。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在杜尚言杜尚,我和杜尚怎么会发生联系。

为什么要写杜尚?很早以前我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币的税吏,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罪恶感的职业,是公务员职业,除了腐败、堕落、无所事事外好像没什么正经事。但谨遵总书记的教导不能走僵化的老路,就辞职到北京来,自己做了一个律师观察网、开了讲坛、艺术独立论坛,很不着调,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公共场合聚会时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

为什么和杜尚相遇?熟悉艺术史的人知道,杜尚是艺术里的最大叛离者,在艺术列车上完全跳车,而且在无形中给艺术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何止艺术史,是对我们的人生观都有触动的人。25岁以前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艺术家,后来一个偶然性事件使他走上了反艺术之路:给蒙娜丽莎画小胡子,给台灯签字等认为都是艺术,给艺术贡献了“现成品”的概念。

书名叫《我心自由》,我翻阅的资料里可能我给杜尚的定义太高了,我把他叫做“自由世界里的我佛如来”,是“现代艺术中的六祖慧能”。笼统的说中国人的理解习惯是这样的,杜尚一生没有接触过禅宗,但他是一个活脱脱的禅宗式的人物,写杜尚要结合当下启蒙、当下中国社会,多少有反物质主义和反消费主义的味道在。

杜尚是一个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被物欲包括情感、现代病的东西所束缚的一个人物。往这里靠,我第一个用意是杜尚保持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当然在座各位作者写的人物都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

杜尚之于当代的意义在这儿。我写杜尚对我自己怒目金刚、言语霹雳的真实生活是一个抚慰。这么多年为什么真正能够撑下来,是受杜尚这样的人物影响,抱着先死去再活过来的心态,死去活来,这可能是我的用意,所以我选择杜尚这个人物。

第二,杜尚有一个最重要的让我们明白了时间的概念。

他说“我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时间。”

所谓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包括被资本、权力等流行偏见异化的人们是没有时间的人。所以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在座各位,若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时间,哪怕在39岁、82岁才真正开始活着,否则是疲于奔命。所以第二句要强调的是杜尚反物质,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所谓的“我喜欢呼吸甚于工作”、“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一杯咖啡及24小时对我就足够了。”二十多年可以下象棋不做任何作品。当然我现在对他的解读完全放在艺术史的角度是不正确的。杜尚的精神在开放式的讨论里一一回答了大家:钱的问题怎么办?是不是真的不在乎名声?是不是在沽名钓誉,等等。作为作者第二句话强调的还是进入书的世界或者进入杜尚的世界,真正了解他的自由精神。

最后,余世存说80年代的启蒙是一个春天的启蒙,那几乎是一个神话。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个冬天的启蒙,这几乎是一个童话了。我们是钻到了童话世界里的一批人。这些人和80年代最不同的意义在于:80年多少鼓足了干劲,睁开了眼睛,有股上下同心的开明劲儿;但今天的启蒙已经水涨船高武装到牙齿,所有艺术管制、文化管制水涨船高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层面。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今后启蒙面临的意义之大,在场感之强,使每个人置身于启蒙事业的读书人和书生,有一种强烈的在场感和行动家的感觉,这是一个大背景,但启蒙终有意义,好像在宣教真理、在给大家讲好玩的故事,在点滴灌溉社会,事实上在改变自己,有点像陈丹青所推崇的伯林一样,每个人有点味道或者有点责任感的人不可能安于书斋,多少会行动,是一个实践型的行动家。

最后要安慰一下大家:如布努埃尔所说的,一个作家、艺术家根本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但他可能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不服从的边缘。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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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彭(《文史参考》记者,“新知沙龙”创办人,《丁文江传》作者)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王俊秀: 杜尚的生活特别有意思,他远远超过了原来现代性所谓的启蒙,这套书里还有一个弘一法师,他的自由跟杜尚、卢梭讲的自由完全是两回事。杜尚所谓的时间其实是要找一个他的生活象限。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生活的象限跟你们不能一样,尽管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但我想的和做的东西都跟你们不一样。我今天从小区出来之前,小区里的警察说“听说你做了一套书,我们聊一聊,看一下。”我对他说:“你不用看,保持你纯朴的个性就行了。”

下面有请纪彭,他是著名的80后。

纪彭: 我是82年的。最近中央一台播一个电视剧《温州一家人》,讲某农民在改革开放还没开始时,大概78、79年搞投机倒把进去了。进去后老婆去看他,他说:我长见识了,我们这伙全是投机倒把的,有些人比咱干得早多了,比咱干得大多了,某某怎么发财致富,我出去之后打算大干一场。他出去之后不久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好时候终于来了。我想若这个同志早十年行动的话肯定已经不在了,晚十年行动的话可能赶不上。这是个人在时代之中的种无奈。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有那么一伙人走在前面突破原有的制度与法律,才能使这个社会有一个正向的力量,这种力量最终让人有一个改变大势的推动力。我想如果没有一个人搞投机倒把,没有小岗村,我们的春天会来得更晚一些。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这套书叫做《现代文明人格》,“文明”在中间,基本把它分成两块:一个是现代文明,一个是文明人格,“文明”在中间谈这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现代文明。我们在古代有很伟大的人格,也许是恺撒,也许是孔子,但他们都不现代,现代是一个时间的概念,1500年或者说晚一点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过程,无论怎么说“现代”的到来确实是最近500、400年的时间。所以首先要谈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起源于英国,英国在欧洲大陆处于一个边缘的地方,边缘地区正好是原有制度比较弱势的地区、压力比较小的地区,因机缘巧合创造出某一种新东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比如以前没有社交网络,互联网已经被几个大头、巨头瓜分,之后Facebook出来,一下起来了。在边缘点可能会创造出一种创新的制度,最后成为一种新体制。

很多可能回归的传统,我比较认可英国的传统,即现代文明的起源在这里。我们把英国当做现代文明的一个秩序的建立者,虽然有种种问题,它的这套体制,现在被美国人继承。对我们而言可能并不是很好,但总体而言代表现代、代表文明。

现代文明人格说到这儿就开始说人。这套丛书很多人是英美系的,比如爱因斯坦、杜尚、李普曼,我突然想到这里还有非洲人,但受的英式教育——曼德拉,1918年出生。这套丛书我写的是丁文江,他1912年在苏格兰格拉斯大学拿到了历史学和生物学的硕士,因为他去那儿比较穷上不了大学,在一个小镇读中学,有一定基础后才读大学,完全受英国教育,成了一个英国人。当时王俊秀老师问我写什么人时,我第一说写顾维钧,后来被毙了,但顾维钧也是一个英国人,去学国际外交法。在我们心目中现代文明人的人格,就是英帝国治下归属的一个人,每个民族这样的一个人有英式的一部分,也有本民族的另一部分,总体而言逃不出这两种。现代文明逃不出英国的思维方式、英国的体制。我们可能会把很多东西本土化或者民族化,但要从英国几百年的制度变迁来寻找,这是第二个问题。

回到丛书:《现代文明人格》。刚才王俊秀老师说“道成肉身”变成“肉身成道”,非常正确,“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当一个年轻人在世界上无所依靠时,会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不知道,但如果找到一个榜样,而这个榜样比较正确,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的读者、作者都比较年轻,尤其是我们面向读者,这个书当年设定时,最好能在一个下午看完,看完后特高兴,觉得找到一个好榜样,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丁文江在英国读高中,1911年回国,他和中国传统受教育的或者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完全不一样,他回来后不久赶上辛亥革命,当时第九军团起义新军的领导跟他关系不错,让他去做秘书当幕僚。他没去,没有参与到革命的洪流中。后来政局稳定后是去了地质研究所,去的地方是一个衙门,他当了处长,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不会有特别的动议和想法,像自负的康德所说的理性的冲动后会马上上书,做调查报告:我们应该搞教学不是搞幕僚,要培养一批地质人才。正好他也碰到伯乐,拿到一点经费,事情就做起来了。胡适后来说“如果没有丁文江的话,地质工作要晚20年。”丁文江这种英国式的、理性式的、自负式的一个人单枪匹马、拔出宝剑就敢干。

他在地质研究所干了几年,忽然去做生意。可能有人会说地质研究所都是你创造的,干嘛要去做生意?他毅然辞职,因为他觉得理论研究应该付诸于实践。去的煤矿正好处于私营化的过程,很快把这个煤矿做得很好,我经常把他和李开复、张朝阳、马云做类比,他们把网站、电子商务带到中国,机械化开矿业,并且使用地质学的方法来做是丁文江推动的。当时国人不理解,但丁文江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做,挖煤挖矿在现在看来是一种低的职业,但在民国初年是高新技术产业,没有技术干不了,像百度李彦宏说在大学里搞搜索研究,不如创百度一样。

煤矿干得很好时,马上从政,写独立评论,搞《努力周报》,推动好人政府。书里的内容很丰富,不在这儿多讲。但这样一个人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或者是我内心比较向往的一种人格状态,也是我认为现代文明人格的重要的人格。丁文江成长于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可能有理性的自负一面,但也是一个实的问题,即在我们没有完成某些阶段时这些自负是需要的,等到走到某一步再反思现代性与在没有完成现代性时反思现代性有点早。就像《共产党宣言》其中说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把法国的名词都搬到德国,但没办法把法国进步的社会制度搬到德国一样。而这套制度法国已经完成,德国没有完成。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用法国名词装点门面,唯一结果是给地主阶级提供弹药。在我们这个时段,我选择丁文江是认为他这种人格是这个时代非常缺乏的,我特别敬佩那些企业家,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干一些事很不容易,比如《温州一家人》的主人公。政治上的新变化还做不到,但我们的企业已经先“杀”出去了,非常好。上午我参加财经的年会,吴小玲讲企业界人士少有或者没有原罪,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才有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所以搞政治的或者搞社会运动的可能需要有这种拔剑精神,杀出一条血路来。

王俊秀:世存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启蒙,纪彭更强调行动,书的名字叫做“民国干才”,胡适、梁启超特别欣赏,胡适写过一个传记《丁文江传》,对丁文江非常看好。卢作孚也特别能干,把工业社会这套组织方法引到中国,而且使某一个地区几年后发生变化。民国的干才非常多。还有梁漱溟跟丁文江差不多,24岁在北大当教授,后跑到农村搞乡村建设,反正他总能在这个时代找到他的位置,这是另外一种所谓的人格气象,也非常有意思的,总能找到他对世界贡献的方式。

下一位赵婕讲爱因斯坦,范围更大,直接认识到宇宙。赵婕这几年一直做汪丁丁文集的编辑,最近出版的《汪丁丁·青年对话录》五卷本反响很好,汪老师讲过什么是启蒙:一是勇敢的理性,二是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

赵婕(青年作家,《爱因斯坦传》作者)


“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

赵婕:我接着前面几位的话往下说。汪老师引用的另外一句话是“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汪老师还写过很多关于启蒙的文章:比如启蒙、再谈启蒙、三谈启蒙。有一句我记得很牢:试问天下心灵,家园何在。

王俊秀先生让我写爱因斯坦基于他了解我一直比较喜欢自然科学界的人。一些科学家智商很高,在我看来比较新鲜的、我不熟悉的人很好奇,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兴趣就让我写爱因斯坦。

在写之前我在当当网上查了关于爱因斯坦的书有30多种,我就想写什么?怎么写?之后回到自身,因为有时候看到路边的广告牌上有很多醒目的爱因斯坦的脑袋。爱因斯坦被称为是“20世纪科学界的玛丽·莲梦露”。如果每个男人梦中都有一个玛丽莲·梦露的话,在中国尤其是当代很多妈妈都有生一个爱因斯坦那样聪明的孩子的梦想。于是我问了几个小问题,包括问旁边女性朋友:如果真的有一个孩子,愿意让孩子像爱因斯坦那样过一生吗?比如孤独、聪明、可悲,儿子会死掉等,或者跟家庭融不进去,始终处理不好夫妻关系。愿意有这样的儿子吗?愿意有这样一个爱因斯坦的丈夫吗?我回到日常化层面。有时我想,启蒙也好,做一切的行动也好,最后指向的都是个体与人生,我们这个世纪或者所有世纪都是由个体而汇聚形成。所以从我最感兴趣的人生角度进去。由此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弄清楚爱因斯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否幸福。在写的过程中也有帮助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刘乃清,我们一起探讨从哪个角度进去,最后呈现出的书是那样。在讲之前我想起了当代女性哲学家海勒Agnes Heller的一句话:美好人生有三个维度——个人禀赋的充分发展、正义、人与人之间的深刻情感联系。我关注个体,但个体的幸福或者人生、维度是这么丰富和深厚,若用这三条去看一下爱因斯坦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第一,从个人禀赋的充分发展来说,爱因斯坦确实发展了个人禀赋并走到了极致。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家教,给予他科学和艺术的启蒙。小学时代遭遇了德国不良的学校教育,但他幸运地转学到瑞士,在那里遇见良师和友情,奠定了他未来才华发展的思维基础。他小学时代与希特勒同校。一个是丧心病狂毁灭世界的人,一个是苦心孤诣试图拯救世界的人。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后者,除了他的人格基因之外,也许错误教育的纠正也意义重大。爱因斯坦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不只是在他的科学天才方面的禀赋,还有他在精神方面的自然禀赋,也得到了充分发展,他所说的和谐的人而非科学机器和工具,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的。他提提倡的教育也是要造就和谐的人的教育。如果说牛顿有一个苹果,爱因斯坦就有一个幼年的指南针。从对科学不可遏制的爱好开始,他发展了自己。他勇敢的充分运用理性,同时让心灵在各方面舒展,而且追问天下心灵家园何在。在人间寻找,他觉得似乎已经不够了,就到另外一个空间,甚至从牛顿的经典力学世界超越出去,脱离地球引力到太空、到宇宙去寻找人类的家园。所以我认为这方面已经走到极致,第一个维度已经达到了。

第二个维度:正义。爱因斯坦一再宣称自己是个人主义者。在他小时就讨厌战争,为了逃避兵役,他脱离了德国国籍,跑到瑞士;也反抗德国的教育,他跟希特勒是小学同学,但讨厌德国窒息的教育,不征求母亲意见就退学跑回去,后来到瑞士遇到了好老师,遇到了很好的教育环境。我想除了智力之外,包括个人主义、自我心灵等一切汇聚成人格性的东西让他总是要寻找一条道路实现自己。这时候会想到当下的教育,一个人实现自己时跟环境有关系。爱因斯坦一直强调个人主义如何,实际除了发现相对论,后半生甚至中年以后大量的时间用在社会活动上,用在救助犹太人,呼吁阻止战争,甚至犹太复国等等,他做了太多的正义的事,这也是一种启蒙吧,或者是一个人对同胞和整个时代的一种担当。一切启蒙都在个体,但一切个体不汇聚在正义、洪流之中,永远是一滴水。爱因斯坦在这一块被称之为20世纪的良心,就像个人禀赋的发展被喻为天才代言人一样,他在社会正义与个人正义方面也做到了极致,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包括遭受威胁、误解、孤独、伤痛等,也有如鲁迅所说“不打赤膊战”的时候,这一块他的维度也做到了。

第三,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联系。“理工男”是现在的教育塑造的人,所谓理性的狂妄或者单向度的人、异化的人,但爱因斯坦是如此鲜活的一个人,如此深情。爱因斯坦据说是因为妹妹的出生才开口说话。这是他深情的标志性事件。他在一生中,各个阶段都生活在朋友们身边,居住在知己的心里。甚至他去世前不久,高龄的他不顾自身安危冒着酷暑去医院探望生病的老朋友,在中年丧失的朋友自杀去世后,他写情真意切的悼词。然而,不幸的是,他承认自己不善于处理婚姻家庭关系,他与年轻时代深情相恋的米列娃离婚,继承了他天才基因最多的小儿子不幸患精神病去世。他在未成才时,父亲早逝。这些都是爱因斯坦这个天才生命中的伤痛,就像宇宙中的黑洞一样。爱因斯坦并非不善于处理任何与同性或者异性的关系,比如她和居里夫人也是不错的朋友,他的家庭生活为何那样糟糕?也许,就像有人说过,对于质量过分大的星球,不能靠得太近,否则只有毁灭的命运。也许,这就是天才的家人要为世界贡献的自我牺牲。这也是爱因斯坦对自己人生最大的遗憾和内疚,就像他对自己发现的质能方程式带给他的对世界的遗憾和内疚一样。这也是他为自己天才付出的代价,仿佛太阳的光芒中的黑色耀斑一样吧。深刻的情感,在正与负的两个方向上,都是那么强烈。他年轻时跟朋友的知己之感以及深刻的相恋,他也是一个深爱过和被爱过的人,虽然美中不足,但也是幸福的。就像宇宙中有黑洞一样,爱因斯坦人生中这是他不得不有的黑洞,如果温暖友情是现实中一种满足的话,这也许是另外一种艺术上的悲剧感,正如弘一法师说人生的“悲喜交集”,幸福的人生也是悲喜交集的,如丰富的音乐一样是“丰富”的。

为什么爱因斯坦书籍有30多种我还要写?除了这套丛书的发起人有一个很公益的诉求之外,我觉得在我写的过程中认为这本书有它存在下去的理由。我们提供这样一种角度,把这个人和我们个体联系起来,而不是让他站我们对面,用一种平视的眼光,把爱因斯坦当成一个转世投胎的人而看。不再是20世纪那样一个天才、忧患的老人或者不说话的孩子,不是跟我们隔着一层玻璃的人,他真的来到了我们中间,他的精神、情感转世投胎,以这样的角度变成我们的一本书,视角是平视的,没有过分仰望他,也没有过度批判他,把他摆在那里,所以用的语言是一种弥漫性的语言,而且把他当成自己人生的一种诠释,让这本书与当代每个人希望活得幸福或者有期待实现自己人生禀赋的人有水乳交融的东西。所以其中不再讲耳熟能详的传奇或者八卦故事,在细节上从贴近自己的心把他作为一个凡人感知一下,当成自己的亲人,当成身边的状态去触摸。这是我给大家汇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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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诗人,做过出版人,现任《凤凰周刊》主笔)


“人的启蒙涵括自我,合作,教养,婚姻,正义等”

王俊秀:这套书的主人公并不是没有缺点,作者对他们各自做了反省。我看的赵婕写的那本书,里面有对爱因斯坦婚姻处理不好的批评,一塌糊涂。比如梁漱溟,毛泽东饿死了好多人,他非要说理性治国,一定要送给毛泽东那本书,认为毛泽东运用他的理性改造中国非常成功的实践。这些人并不是没有缺点,我们读时也应该重新反省这些人,反省自己,特别有意思,个人都有毛病。

最近我们做人的启蒙,找了一些关键词,有几个特别重要:一是自我,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这是特别重要的;二是合作,能不能跟人合作;三是教养,教养跟知识有关系,但好像没关系,很多农村的农民没上过什么学,但特别有教养,跟你打交道特别舒服,有些人学了很多知识好像没有教养;四是婚姻,对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即怎么处理这个关系,我好多朋友都没处理好。还有另外一个:正义,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以后所谓的人格、所谓的内容应该从这几方面挖掘。

开篇时主持人讲了一个小传统,世存也讲到了传统,我也讲几分钟。今天更多的讲到了丛书启蒙,事实上我们还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来自80年代,80年代所谓启蒙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80年代的情结,我们原来的广告语是“回归80年代,清理20世纪。”有人觉得“清理”这个词太血腥了,要整理。当时的一个起点的确是想向80年代那些丛书致敬,甭管他们现在看来有多少缺陷,或者在知识方面很不足,但的确影响了一代人,这些人都受益于80年代。我们看到那三大丛书都是耳熟能详的,以方法论、新三论自然科学为突破基点的金观涛做的《走向未来》影响了一大批人,包括编委今天成了常委(王岐山同志),都受益于《走向未来》丛书。第二个丛书是《文化:中国与世界》,当时是批判现代性的,大将甘阳后来成为新左派的领导,一直在知识界活跃。《二十世纪文库》也是非常大的一套丛书,基点是现代化理论。80年代的整个改革浪潮都是由现代化理论来推动的。今天好多改革话语都产生于80年代这批启蒙运动的先驱。还有一套丛书叫中国文化书院文库,80年代末出的,是对整个传统进行的复苏。那时候一边看柏杨批判中国文化,一边看还有这样一批人在恢复,想不明白。回到今天来看,90年代那一批后来的启蒙者,比如秋风、刘军宁开始讲天道自由主义。最近我看到刘军宁的一篇文章《有无的哲学》,讲中国历史上从道家到它的那一套传统,阐释一种新的自由观,我觉得非常好,开始融入到的大的传统中。

80年代启蒙后,90年代也一直不断的做着丛书的启蒙运动,比如刘军宁、汪丁丁做的《公共论丛》,也影响了一大批人。所以自由主义思想的引进不是80年代,而是90年代初以后出现的。还有江平、贺卫方做的《外国法律文库》,这套书非常深奥,以法学著作出现,但比80年代做得扎实。包括刘东做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我们都受益于这些东西。最近这一波的启蒙,也是我们所谓的80年代以下的年轻人意图想做的另外一种启蒙,比如梁由之出了一套《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第一篇特别逗,用了黄侃的一篇文章,他的用意非常有意思,对应了中国现在怎么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新的苗头和现象,但愿传统能够延续下去。

杨子云:非常感谢五位老师,余老师讲话中有一句话让我感受特别深:以"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方式收割这一代人。我一直觉得90后、80后、70后与上一代人相比活得更加压抑,很难个性张扬。在什么?今天上午我听一个论坛时得到了答案。一位老师发言说,如果需要对80年代末期的历史做“清理”,有一点必须要清理的是“不争论”,这种“不争论”已经戕害到我们的文化基因,戕害了我们几代人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辨别能力。新的领导人上来时,希望他们能够首先推倒网上的“柏林墙”,能让中国青年人所接受的知识,在范围上与世界青年、港台澳青年人处在同一个领域。这套丛书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但我觉得可以他将会成为一种风景和行为方式,让我们这代青年人可以通过这样的写作触摸一个伟大的灵魂,通过这种写作进行自我修炼,通过这种写作发现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不只是一套房子,人生的目标不是去供房子,像蜗牛一样一点一点的赚钱,把这套房子变成自己的,然后把自己的一生过掉。叶匡政老师已经过来了,有请!

“教育对人格的培养已经缺失”

叶匡政:不好意思来晚了,因为晚上去看两个老人,他们两个定的时间没有跟我说,昨天才跟我打电话说今天去看他。因为有个老人梁小斌不识路,我不带他去可能就找不到周国平,然后我陪了一下。周国平正好也是当年丛书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之一,我跟他聊余世存编了一套书,要过去聊一下,你也说说当年的丛书启蒙运动。他说80年代最早的一套丛书是《四个面向》(人民出版社),那套丛书对他们那拨人有影响。他后来还编过一套《博士文丛》,之后是我们知道的《走向未来》丛书包括《新知文库》。当年五四时期,看何兆武的《上学记》也说《开明青年文丛》对他们那代人的影响很大。无论是《新知文库》还是《现代文明人格》这套丛书,原创性不是很强。当年丰子恺、朱光潜做的《开明青年文丛》,很多东西是从日本、西方直接抄过来的,只是变了一下话语表述方式,但对年轻一代的启蒙影响非常大。今天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去从事这个事业,跟当年《新知文库》、《走向未来》丛书对年轻人的影响分不开。当余世存说编这套书时,我非常赞成。这些年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的学术论著特别多,但对青年人格影响的书始终没有。

谈到人格的问题,“人格”在中国教育里变成了失传的概念。很早孔子就说“君子不器”(君子不要成为工具)。中国基本是一个没有宗教基础的国度,虽然有很多民间宗教,但来源都是比较混乱的。我们看西方人人格的修炼,以上帝为参照系,以上帝作为信仰的最高价值。人间最为尊重的是人的价值。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没有人格,或者因为没有重视到人的尊严,所以不尊重法律,认为法律是维护国家统治的。其实不是,法律的前提首先是维护个人尊严和生命尊严而存在,这种欠缺我觉得跟人格的认知有关联。

人格包括人的道德品质,包括你作为权利或者你作为生命主体的这种意识在中国整个社会中是缺乏的,过去中国传统社会是通过儒家来完成,所以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个“己”不是指为自己的利益,在孔子的话语里“古代”代表了他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做这种学问是为了自己,为了指向自我、完善自我,完成自己人格的修炼;今天是为他人,迎合社会。在今天这个时代,知识的工具性被“强暴”到极致,这些知识本身确实有工具性价值,但工具性非其全部属性,比如人学习知识是为了生活得更幸福,是为了了解真善美的世界,让生命变得更丰富。在今天中国所有的知识基于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的工具,怎么活得更有权、有钱。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基础,导致教育成为人格培养非常重要的渠道。

中国一直靠儒家教育来维持人格教育,中国的现代教育基本上剥夺了人格教育,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问题。我一直反对国民素质论,如果中国人真的有提出,那人格的缺失在很多情况下是存在的,尤其是在知识界最为普遍,越底层人格表现得越完好。不过也有反差,没有知识的人格是虚弱的。底层的人格是很多底层老百姓包括农民工觉得自己的衣服很脏,不愿意坐在地铁的椅子上,这是一种人格的表现,是一种自尊,我们感觉好像是他看不起自己,不是,而是觉得自己的衣服很脏,有自己的人格意识。“没有知识的人格是虚弱的。”但没有人格,知识对社会是危险的。中国社会走向越来越危险的地步,不断往前走可能最后会走到一个陷阱中,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知识非常丰富,但这个知识是缺乏人格的知识,最后可能会成为权力的奴隶、会成为财富的奴仆,总之是为我们能看得见的利益服务。

西方大学机制也存在这个问题,西方的现代教育是采取大几率的转换形式,变相成为一种社会转移特权的方式,他们以知识、名牌大学、名牌学历为依托。生活在特权阶层的人和生活在一个普通人群中的人,同样人群获得几率比特权人群获得的几率少得多,现在大学几率只是把特权的转化从普遍血统论变成一种大几率的转移。这就导致任何一个大学,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传递的学问都是以维护现存的权力为前提的学问体系。美国在西方会很好,因为他所谓维护的权力基本上是普世价值,中国完全变成洗脑,完全抽离了人格教育。在这个年代教育无法帮助民众完成人格培养,包括历史意识的形成,教育对人格的培养已经完全缺失了,所以我认为编这套丛书非常重要,“没有知识的人格是虚弱的,没有人格的知识是危险的。”

主持人:留两个问题请听众朋友提问。

网友1:我问余世存老师,你提供了一个颇具文化保守主义的启蒙路径,让我想起俄罗斯那样的时代,我觉得在启蒙的障碍和现代人格形成的条件问题上还是有很多共识,您认为文明生成的前提条件和启蒙遇到的阻力是什么?第二,王老师说的关键词,我特别思考一个词:勇气的问题,倘使民族没有勇气追求自由,自由一旦确立,启蒙之花自然而然生长起来,如果因为知识分子讲一句真话就成为英雄而沾沾自喜的话,倘使没有韩国人在“光州事件”中像基督殉道者一样用自己的鲜血建立他们自己的真理之路时,这个民族走不出黑暗和虚妄的状态,因此勇气应该是重新去认识和探讨的一个问题,谢谢!

余世存:你刚才说的我也能理解,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冬天只能做一点启蒙工作。因为大的人文时间没有到来,一切还会“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事实上,60后、70后几代人几乎消亡在漫长的冬天里。在这个冬天做一点工作,让每个人找回自己跟世界的联系。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种解释,包括传统、家庭、婚姻,“世界”两个字其实就是时间和空间(“世”是时间,“界”是空间)。我们在冬天启蒙,让每个人知道自己跟时间与空间的联系。冬天的启蒙不是孙中山一再讲的“毕其功于一役”,也不是鲁迅说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我们做这种事,让年轻人意识到这套丛书对自己和对周围人的意义,首先找到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感,这样才能够调整大的时间,才能够在冬天立足。子云说我们这套丛书也算是冬天的一道风景,这就够了,如果有越来越多人参与到冬天的工作中,就能够把人文时间调整好。西方社会学对这个东西有很好的把握,即“1/3规律”,当1/3的人去参与到这样的事中,大的人文时间就可以调整了;如果没有的话,只有我们几个人坐着说想调整大时间,想把冬天改变是不可能的。这可能有你说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谢谢!

网友2:我问余老师一个问题,中世纪时欧洲社会出现了结构性危机,比如黑死病危机,然后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口号是回归古典,也是回归古典文化、回归自然。您刚才提到了回归传统,西方的思想对您有什么影响?您说的传统具体指的是什么传统?是儒家、道家?另外是给叶老师的问题,教育是我们在剥去了书本上的知识和听课笔记之外所能留下来的东西,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怎么看?

余世存:我说启蒙也好,或者说在这个冬天找到自己的传统联系也好,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其实都有这个冲动有这个诉求。我在丛书的序言中说了,西方人说要回到古典,回到康德,回到古希腊。中国也是如此,前面表述时我漏掉了很多,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冬天做启蒙工作时也是在回归传统,孔子本人就是这么实践的,康有为等人做改制的工作也是找到传统。我说这个传统不是狭义的,而是找到自己跟世界存在的关联,不是在冬天做一个只顾自己、自私自利的一个人。我没有说反对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承认从康德谈启蒙运动到二十世纪初有几百年间是理性的光荣时期,包括丁文江所做的都是很好的东西。但理性的光荣走到极致会走向灾难的一面,理性的人必须考虑到自己跟世界的联系。我强调对时间的联系,我们要打开人文时间,并且主动参与对人文时间的调整、调时。

叶匡政:关于这个时代中国人格的缺失非常多。那个朋友讲的信仰缺失确实如此。如果中国有一个宗教自由的环境,这个就没有必要,当有一个上帝作为参照系时,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对自我认知特别容易解决。世存说传统,我们的传统是没有宗教基础的,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的是这样状态,虽然现在有一些宗教信仰,但整体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我认为中国当代社会的缺失最重要的表现在教育系统,教育系统最重要的前提是把知识当作工具,把知识的工具性作为知识的所有工具。知识确实有工具性部分,但只是一部分。因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所以要谈在缺乏信仰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尊敬每个人的人格,儒家对人格的认知仅仅是对道德品质、与财富权力的关系等很多定义。现在加上一个作为个体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认定,会有很多所谓现代文明,与古代人格认识有差异。在知识的认知上,对知识系统的认知是“君子不器”,认为“士志于道”,这的“道”不是工具性的知识,而是使生命更丰富,完善人格修养、完善自我的学问。当社会所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学问是完善自我的学问时就好办了,我们的教育体系就会得到改变,我相信就没有这种素质论,公民的很多素质会形成,但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完全没有。

主持人:谢谢,由于时间关系,不再提问。9月24日我在由盖茨基金会和联合国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全球新媒体与社会公益峰会”上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我演讲的主题是“启蒙从头脑开始”,讲了燕山大讲堂。为什么我们要做燕山大讲堂?这是因为有一个雄心,关乎“启蒙”词。多年来,我们的启蒙一直在小圈子内进行。当下中国社会最缺乏的是公共言论市场,基本没有言论市场,在小圈子里有言论的讨论,但没有形成言论市场。因为公共言论市场的缺乏使公共理性难以形成,共识更无从说起,这是一个令人忧心的现实。学者中、尤其是以智囊自居的人做很多工作,但只是在对上面说话,希望七常委能够怎么样改变天下。但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应该要往下看。资中筠老师今天下午的会议(指11月16日举行的“改革共识论坛”上说,她写过一篇文章《国家兴亡,匹夫无责》。那是诠释顾炎武的话,顾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又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意思是“匹夫无责”。当时明朝亡了,他说你们那些在位者把王朝给折腾亡了,我们没责任,我们的责任在维护道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精神。你们常常说,现在改革亡,不改可能也是亡,这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他们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最可怕的人心的变坏。孙立平先生说过,贪官污吏历朝历代都有,官商勾结在历朝历代也有,但人心的溃败,连一个小学生都要跟妈妈说:给老师送一个东西吧,师会对我好一点,这是社会的溃败,这个溃败每个人有责。余世存老师、王俊秀老师做《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燕山大讲堂做公共讲座,我们要做的是向下的工作,往下做修复工,争取拓宽空间,能够让不争论变得可以争论。从《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包括老六做《读库》、鄢烈山老师在广州做《白纸黑字》、笑蜀做《公民社会评论》,我都积极参与,时成为他们的作者,有时帮着他们喊一嗓子。向下做事需要我们付出努力,而且这样的启蒙首先是参与者自己的启蒙,然后才能带来这个时代的改变,而且努力的人多了,余世存师所说的人文节气的春夏秋冬的转换自然就会到来,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带来不同观点的这位朋友,希望你们以后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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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翟红新、王齐、窦瑞刚
策划:李玉霄、傅剑锋
主编:杨子云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微博:http://t.qq.com/yanshanforum
电话:010-62671215
邮箱:yanshanforum@qq.com
本期信息:
嘉宾:
余世存 (青年思想家,《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执行编委,著有《非常道》《老子传》《中国男》《大民小国》等)
王俊秀(《现代文明人格丛书》执行编委,汉尊文化副理事长)
赵国君(策划师兼社会活动主持人,戏剧推广人,《杜尚传》作者)
章文(资深记者,中国新闻周刊编委,《甘地传》作者)
叶匡政(诗人,做过出版人,现任《凤凰周刊》主笔)
夏蒙 (中央电视台编导,作家。《陈嘉庚传》作者)

时间:2012-11-16 19:00-21:00
地点:希格玛大厦B1小剧场
编辑:曾茜
制作:张云明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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