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突击花钱”，这的确是事实——2012年3月，日本2011财年的最后一个财政月，日本国库共支出了16万亿多，占当时全财年统计97万亿的近17%，远高于其他月份。此前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情况也非常类似。

然而，这并不代表日本人认为这是应该的。据知名旅日评论员桥本隆则介绍，日本政府“突击花钱”是因为政治人物的活动，动用预算支持官办民营的公司，造成了很多民众的税金的浪费，养活了一大批寄生在制度上的蛀虫。三年前日本自民党下台，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官僚与公务员的占据了日本行政预算的大部，每年年末突击花钱，而且拒绝民众的审查，结果就是经济失败，政治也是失败，交出了政权。

为改变这个状况，后来上台的民主党政权设立了“行政刷新会议”，为杜绝政府浪费，审视各单位的预算而实行“事业预算甄别”——由专家、议员、社会团体负责人针对公共事业预算举行公开辩论，并评估某预算是否应削减或冻结，会议全程通过网络公开给民众自由观看。从结果来看，这项措施并未起到作用，“乱花钱还要加税”的民主党也于前不久交出了政权。

所以说，拿日本当“挡箭牌”是不合适的，日本民众同样痛恨突击花钱。相比之下，日本政府至少在预算公开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有关财政运行的资料公布得非常充分，还能轻易在网上找到。…[详细]

事实上，拿日本作“挡箭牌”是一种选择性接轨。国际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在财政支出的月度均衡方面做得十分出色，根本不存在突击花钱，香港和美国就是如此。

如图所示，2011财年中国内地的财政支出在最后两月明显拉升，12月支出比例更是多达18%以上。

与此相对，香港的财政支出在最后两个财月保持平稳，比例均在10%以下，其实香港全年开支都比较平稳，略微保持增长态势。顺带一提，香港这年的第8财月支出特别高，主要是因为“6000$计划”，即由于上一财年收支有盈余，于是香港政府决定向每个香港居民派送6000元，大部分在此月支出。

而美国全年的月度财政支出也非常均衡——除了足以让中国人瞠目结舌的最后一月“突击省钱”之外，虽然这与美国的高赤字有关，但也足以说明美国这么一个开支浩大的政府也是能做到拒绝“突击花钱”的。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就做不到呢？

中国财政的支出曲线，并不只2011年是这样的，如上图所示，实际上每年都非常相似。不仅全国的支出曲线如此，地方的月度支出曲线同样如此。描述这个曲线就是——

每年头两个月支出较低，三月份回升，到四、五月份略下降，六月份又急剧增多；然后七、八月份又有所下降，九月份支出金额增加；十月份下降，十一月份支出金额开始增加，到十二月份急剧增加，是前十一个月的平均水平的数倍之多。

这里隐藏了什么规律？其实分析下就很好理解了，头两个月支出少，是因为过年和预算审批还没完成，因此支出少；三月回升正常，四月份又下降，是因为财政单位拨付预算动力天然不足以及执行预算单位工作拖拉；到五月末、六月为完成半年考核，在“跑部钱进”等因素作用下，支出迎来高点；七、八月再次因动力不足和拖拉支出水平低，九月回升，十月因黄金周再次降低，最后十一月十二月迎来支出全年考核，于是便“突击花钱”，在较大的拨付自由裁量权之下，各种“权力寻租”、各种“三公消费”、各种“小金库”、各种“上下级互送温暖”便集中上演。

这足以说明，年底“突击花钱”已经成为财政惯性，年年都如此，“三令五申”禁止并不能起什么作用。换言之，“突击花钱”的怪圈年年被提及，数额却年年在递增，这是不合理的预算制度下各级政府“必然”的“理性”选择。

当然，年底开支的爆炸性增加，也有很大原因在于财政收入增长实在太快，按预算执行，肯定花不完。…[详细]

那么，对这个扭曲的支出曲线和香港、美国的曲线对比，反映出中国的财政制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

首先，预算审批还未完成，财年即已经开始。我国的财年是自然年，从每年一月到十二月。然而，各级预算要交由各级人大审批才能通过，我国地方人大在一、二月召开，全国人大要到三月才召开。这必然造成财年开始的时候支出特别少，事实上，财政部的月报一、二月都是合并来报的。结果便理所当然造成财政支出“前松后紧”的局面。这种问题在大多数国家是不存在的，只需让预算审批结束的时间放在下一财年开始前就行了。而财年是很好调整的，我国只需将每年财年的第一个月放在四月，预算的执行空间就能大大提升。

其次，我国实行以收定支、收支挂钩的财政体制，财政支出完全取决于收入。如果收入较多，当年未用完的预算财政结余并不被视为节约，而往往被认为没有完成任务，一方面要收回未用完的结余部分，不得实现单位内部的跨年度使用；另一方面在当年实际使用预算数额的基础上，削减下一年度的预算额度。如果一个部门没有用完预算经费并将其结余下来，非但得不到制度上的鼓励，反倒会影响到工作成绩的评价以及下年预算经费的数量，那么在年终的时候将预算经费“突击花完”就成为最理性的选择。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破除收支挂钩，并且向“零基预算”的方向迈进，即测算开支时每年从头算。

最后，则是预算编制、审批和执行制度与先进地区的全面差距——编制长期不合理、过于粗放，没有科学、合理、精细化地预计财政收入的增长和支出的使用情况。由于预算的专业性，多数人大代表对预算审批不具备专业知识，使得预算审批往往流于形式，而各级人大的“会期制”使得后期的监督几乎不存在。而在预算的执行上，前述所说的自由裁量权让国库拨付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为各种浪费和寻租提供了空间。…[详细]

不妨以北京和香港最近一个年度的教育支出作对比，看看两地在预算编制上差别到底有多大。

如图是香港2012至2013财年预算中政府总部教育局的预算表的局部，描述中学部分的财政拨款，详细列明了近几年的预算和决算情况。然后对这个拨款的宗旨进行了介绍，接下来介绍了香港中学教育的现状，然后还提出了衡量拨款执行效果的目标——预算表中清晰写明了预计今年中学教育的学生人数，老师数量，学校数量，津贴学位等等，并与往年作对比。最后，还对教育局在中学教育领域的会做一些举措进行了特别说明。

显然，这种做预算的方式是有助于民众和议员来辨别这些拨款是否合理，并能提出意见的。…[详细]

对比之下，北京教委2012年的部门预算又是怎样的呢？在简要叙述了北京教委辖下职工和管理学生基本情况后，用很大篇幅、很笼统地介绍了部门的职责，然后很简略地介绍了2012年收入及支出总体情况，并附了三张表格。一张是“北京教育委员会2012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一张是附了2245个具体专项的支出预算表，一张是只有几个数字的很简略的“三公经费”预算表。

然而，图里这个预算表，是很难让民众发表什么意见的，最多能让人对应各个类别的学生人数和支出匹不匹配，除此以外没有往年信息，没有衡量指标，几乎让人无法评论。而把2245个专项的支出预算一次性全扔出来，恐怕除了让项目实施者确认有没有自己的份外，对于普通民众没有任何意义。而民众感兴趣的“三公经费”，没有任何详细的消息，2012年和2011年的经费，每个项目都只有个位数的差别，让人非常怀疑数字是如何得来的。

两相对比，预算编制的差距可谓非常明显。…[详细]

按照我国现行的《预算法》以及《预算法实施条例》，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由政府自行决定，只需将执行结果报告全国人大，而不需要事先报批；对超收收入的使用，全国人大可提出要求，但不具有强制性。这意味着，这笔资金不经过任何审查程序，政府就可自行支出，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政府的“私房钱”。随着财政收入的急剧增长，超收的财政收入数额增加，而全国人大让渡超收部分的审批权，政府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一旦失去约束，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效率和效果将难以得到保障。

以上说明，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下，民众想对政府乱花钱进行监督，都没有太好的办法。…[详细]

然而，更严峻的现实是，由于财政制度存在专业和信息壁垒，民众并没有很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意愿，无非是每年底跟着吼两句“不许突击花钱”罢了。大多数人已经习惯让政府来替纳税人决定如何花从他们身上收来的钱。

不妨看看香港人是如何看待财政问题的吧。每年香港财政司司长发表当年预算案之时，都会成为全城最受关注的事件，在发表预算案之前有很长的公众咨询期，“财爷（即财政司司长）”甚至亲自拍广告呼吁民众参与。预算案发表当天，各个媒体都会现场直播，政府为财政预算案设置专门网页，第一时间上传资料。预算发表完后，“财爷”下午会出席记者会，晚上会出席电视节目，第二天还要在电台出席《财政司司长热线》，解答市民有关财政预算案的问题。

何以香港人对预算这么热情？皆因民众对来自自己钱袋的钱的去向无比关注。也正因此，港澳民众在财政结余的年份才有机会争取到“全民派利是”。相比之下，内地在财政收入连年近20%增长的情况下，只落得个连年“突击花钱再创高峰”，内地民众对税收的“主人翁意识”，实在太落后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