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险判无期让民众难以理解

恶意取款19万险判无期，贪污10万判五年

在《废死刑：专家向右民众向左》中，我们早已经指出民众以“严刑峻法”处理贪污的一边倒倾向。“贪污50万就该判死刑”这条代表建议的新闻一出，很快就受到网友的热议，普遍认为就该这么做。有网友甚至认为，50万的标准还太高，应该贪污10万起就判死刑。其实，现行刑法383条就规定了“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区别就在于，赵润田和网友设想的，是去掉“情节特别严重的”这个前提，让贪污超过一定金额的贪污犯“刚性地”被判死刑。

严重贪污可判死刑也就罢了，可缘何网友对贪官的死刑适用标准如此苛刻？

首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民众来说，早已很直观地看出现行法律对涉及官员们的贪污罪行判得过轻，而对一些老百姓可能触犯的法律则判得太重。一个典型的对比就是，普通人许霆因“恶意取款”19万人民币一审被判无期徒刑，而官员贪污10万万往往只会判五年。

涉及民众罪行与涉及官员罪行的差别，在法规条文上也看得出来。根据司法解释，我国刑法第264 条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标准，是指盗窃500元到2000元，而刑法第383条规定的贪污罪的定罪标准一般是5000元，个人贪污不满5000元，情节较轻的，不构成犯罪。贪污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更是远远高于盗窃罪，刑法并没有体现对贪污受贿罪要从重处罚。虽然贪污与盗窃的性质确有不同，但在民众眼里其实区别不大。

现行司法的实际操作对贪污案件也往往比较宽松。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3年至2006年，因职务犯罪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宣告缓刑的有43277人，缓刑适用率为50. 56%。其中，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率为51. 55%，远高出同期刑事案件平均20.91%的缓刑适用率。

为何有那么多缓刑？因为各种“自首”“立功”很容易被认定。例如，据某检察机关统计，在其近年来办理的119件贪污贿赂案件中，竟有110件被认定为自首，自首率高达90%以上。

官员贪得多，判得少，民众只能指望死刑对贪污犯的威慑力能够加强。…[详细]

贪污再多也未必判得了死刑立即执行

另外，民众还能够直观看到的是，同是贪污罪，贪得多比贪得少，判决差别未必太大。如贪污5万元以上，可以判处5年以上甚至无期徒刑，而贪污500万元以上甚至上千万，也可能判处无期徒刑，5万和500万，贪污数额差距为100倍，但刑期却可以相同，即使被判处无期徒刑，服刑期限往往也在15年左右。像原中石化老总陈同海这种巨贪，贪污1.95亿人民币才判了死缓。由于死缓99.9%可以减为无期，若“活动能力”出色，陈同海甚至十来年就可以出来“逍遥”。

亿级巨贪判死缓和无期的情况不在少数：王守业贪污1.6亿无期，王成明3亿死缓，石雪3.8亿死缓，陈满雄陈秋园4.2亿，一个无期一个14年……

贪污受贿数额越大、惩罚成本越小的执法后果，背离了刑罚的目的，严重削弱了刑罚的威慑作用，助长了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件的高发。这个现实也让许多网友认为目前贪污罪量刑畸轻。

“腐败有益论”“腐败不可避免论”让人心寒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如今腐败成风的环境下，还有一些学者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正常的。

一些经济学家曾经论证过腐败的所谓“正功能”，认为“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僵化、过于集中但却诚实的社会还不如一个同样僵化、过于集中然而带有欺诈性的社会； 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腐化的社会可能会发现，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

还有学者认为，职务方面的违规、违法乃至犯罪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与转型社会所产生的“逼良为娼”机制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将其都作为犯罪处理，那么就有不公正之嫌。

作为一种研究，这些声音或许有其道理。但在民众听来，这无疑是为贪污腐败开脱，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从反面促使民众相信加强对贪污腐败的严打是必要的。

建议贪污50万判死刑的赵润田

贪官可恶，但过于降低死刑适用标准则不合适

用立法手段加强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这个愿望无可厚非。但赵润田的建议是否合理，则需慎重对待。在网友的留言中，网友不仅纷纷叫好，部分网友甚至还认为不仅要严办贪官，甚至连家属亲朋都要连坐，“如此则所有官员闻贪色变，从此走向廉洁奉公的人间正道”。

“连坐”这种提法，无疑是不理智的，也可能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但在同样的情感支配下，认为贪污适用死刑需要“刚性”标准，并且金额标准需要大幅降低的网友确实非常之多，有说要降到10万的，有说降到5万，有说要降到1万的。

不过，假如降到“贪污100元就判死刑”，大多数人是否还会认可呢？显然不会，这说明定立多少金额为标准，还是一个度的问题，需要科学制定。

历史上，明朝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就非常有名。建国初期的“镇反”，改革开放初期的“严打”，都属于同样的性质。就惩贪的效果而言，严刑峻法有很大意义，但往往不能长时间发挥作用 ——官僚系统会自行将其反噬。而且，严刑峻法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忽视的，“镇反”、“严打”中，就很多现在看来定案、量刑都过于严苛的例子。

另外，如果将50万元规定为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刚性起点，从50万到百万、千万乃至亿元，都适用死刑，也有失公平性。

最重要的是，冤案永远难以避免，如今，既然连杀人案是否判死刑都往往引起社会的大争论，让经济罪犯“刚性”地适用死刑，也确实过于草率。

最后，刑法的制定要求谦抑性，能够避免的刑罚就尽量避免，所谓“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但现实是——民众的愤怒源自于司法和立法的不公，这种不公导致民众产生了戾气，而戾气又反过来使民众对官员过于苛刻。不管怎样，陷入这个循环是很危险的。

所以，保留死刑作为对贪官的一种威慑有其必要，但具体制定一个刚性的无条件适用，则未必是一种好的选择。…[详细]

以“杀”为治贪的核心办法是一种懒政

赵润田建议更大的问题在于，一旦提到了“杀”，那么“杀贪官”很自然容易成为反腐政策的核心，这已经是千百年来反贪事业的主调。而往往让人们忽略了各种近代以来被证明有效的反贪政策。

例如，与其让那么多官员贪污50万被杀，不如努力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公开各级预算账本，遏制三公消费，健全日常监督体系，可以极大提升其贪腐成本。

在死刑之外，还应该争取让自由刑对贪官们形成更大的威慑，比如争取立法让自由刑延长到30年以上，等等。

总而言之，反腐是一项综合工程，在21世纪的今天，应该吸取全球经验，采取多种办法进行推进。光靠一个“杀”字，恐怕也难阻官员们像河南省四任交通厅长一样，前腐后继。…[详细]

域外治贪经验可作参考

当下反腐刑事政策的特点：“厉而不严”

在当下中国的反腐刑事政策中，很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厉而不严”。所谓“厉而不严”，是指一方面立法者对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核心罪“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设置了包括死刑、无期徒刑在内的重刑，刑罚体现了十分严厉的一面；另一方面，立法者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构成要素“犯罪主体、客观手段、主观方面等”设置了诸多限制性的条件，使法网明显表现出粗疏的一面，结果导致“查处的少、采取强制措施的少、不起诉的多、定罪免刑的多、判处缓刑的多、适用减刑、假释的多”，法网“不严”，腐败分子钻空子漏掉了。

换句话说，现行的反腐刑事政策限于“各种条件”，只是个“花架子”，能找出一些典型进行重判，但更多的往往就被漏过了，有些抓到的也惩治不了。这无疑违背了现代法治精神的要求。

治理腐败，须有“零容忍”思维

法网的“空子”漏得有多大呢？有学者曾经作过统计，某市检察机关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的“大案”( 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比例，竟然高达85%以上，不少基层检察院的案件统计数甚至都是100%，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屡见不鲜。那么，我们不禁要问，5万元以下“小案”都去哪了呢? 还是说，全国上下所有的官员“胃口”都如此之大，5万元以下一律不入其眼? 显然，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但按现行法律，5000元以上的贪污就应当入罪，这意味着，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贪污，就没什么人管，差不多就属于“可以伸手”的灰色地带。

事实上，千百年来官场的情况都是这样的，重大案件“重拳出击”、“树立典型”，但小处全是“潜规则”。要想真正治理腐败，须有“零容忍”思维。

也许网友会问，“水至清则无鱼”，“零容忍”做得到吗？执法成本会不会太高？从发达国家的反腐经验来看，这是必须经历的一个历程，这需要立法、执法、监督环节的全面提升。执政能力的提高，正要体现在这些细节之中。…[详细]

并且，严格执法，需从上层做起

美国西北大学副教授温特斯说，“打击贪污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从高层做起，采取一致性、不涉及政治的检举和狱刑。” 所谓上行下效，廉洁的上层官员会任用廉洁的下属，域外反腐败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思路也是非常重要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