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器官移植存在伦理问题

曾经宣称器官主要来源于公民去世时的自愿捐赠

在逝者器官志愿捐赠系统尚未完善之前，利用死囚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曾存在过。然而，由于利用死囚器官涉及敏感的伦理问题，而中国又是一个仍然存在死刑的人口大国，境外媒体一直很关心中国在死囚器官利用方面的状况。

2006年4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例行发布会曾表示：“关于移植器官的来源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境外有一些媒体报道。我们国家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出于救死扶伤的目的，对于一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死刑犯人，他们自愿并签名或者其家属同意，并征得有关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严格审查批准的情况下，才可能利用这些犯人的器官，这与公民自愿在去世时的捐赠是一样的，要求是一致的。从实际情况看，死刑罪犯的器官利用也是极个别的。境外媒体蓄意编造中国从执行死刑的犯人身上随意取出器官进行移植，这是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群众，是别有用心的。”…[详细]

但国外仍然普遍对“自愿捐赠”表示怀疑

然而，在国内媒体报道中，仍然可以看到不少利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的做法。《金陵晚报》曾报道，著名影视演员傅彪2004年9月进行了一次肝移植，所移植的肝脏来自山东一名20多岁的年轻死囚。人民网曾报道，2000年5月，江西的付信荣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枪决后，迅即被省城某大医院的面包车拉走。其姐姐付木兰怀疑,弟弟的尸体器官被当地法院私下出卖，于是聘请了律师，欲将法院告上法庭。

据媒体调查，在医疗界，用死刑犯的器官做手术早已不称其为秘密。政策规定以下几种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1、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2、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3、经家属同意利用的。而除此之外，还有违背罪犯意愿私自利用的“潜规则”。

另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陈忠华曾透露，从2003年到2009年8月，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逝世后成功捐献器官。而据官方的统计，每年大概有1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65%来源于逝者捐献。如果6年时间内仅有130位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器官成功，那怎么能够谈得上是“主要来源”？

因此，国际上对中国此前的官方表态并不接受，不仅认为中国确实利用了死囚实施器官移植，而且过程是“利益驱动”和“违反死者意愿”的。去年10月，著名的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应该联合抵制中国将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呼吁对中国要做到三个“不”——“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国际学术会议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同行评审期刊拒绝发表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国际医学界应该拒绝与中国合作进行这类器官移植的研究。…[详细]

黄洁夫在国外曾承认器官更多来源于死囚，而且中国是“系统性”利用死囚器官

国际上的普遍怀疑、以及有关的抵制行动自然不利于中国器官移植的展开和研究。其实，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7月召开的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已经承认过中国器官更多来源于死囚的事实。黄洁夫2008年还曾在《柳叶刀》撰文向国际医学界说明，由于2007年采用了捐献者书面同意和死刑复核等措施,使得尸体器官移植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而在去年11月，为了应对《柳叶刀》的抵制呼吁，黄洁夫再次在《柳叶刀》撰文透露中国器官捐赠的过往、现状和展望。在这篇《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的文章中，黄洁夫透露，在中国，约有65%的器官来源于逝者，这其中超过九成来自死囚。这篇文章还称，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

如今在国内正式确认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囚犯，是很重要的进步

这一次黄洁夫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表态，可以说是中国的高级官员首次在正式场合确认“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这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说法。承认这个事实，是非常重要的进步。

正如黄洁夫在《柳叶刀》所指出的，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必须对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两个问题进行回答。第一个是，现在的器官移植来源是合法并且合乎伦理的吗？第二个是，政府应该如何制定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并保证能按照规定实施？

如果不如实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怎么可能会有答案？

黄洁夫还指出，未来的器官移植政策，既要遵循中国社会的普遍伦理法则，也要符合国际通行的器官移植伦理标准。…[详细]

非法器官移植令人忧虑

“令行禁止是一件艰巨的任务”

在《柳叶刀》的文章中，黄洁夫还指出了为什么07年制定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没有从根本上遏制违规利用死囚器官的现象。《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已经规定，“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死囚也是公民，为什么他们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器官被违规利用了呢？黄洁夫解释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令行禁止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因此，在一些地方这些规定或许并未得到有效地执行。 …[详细]

不公开承认问题所在，“潜规则”自然横行无忌

黄洁夫所指出的，显然不是医疗系统所独有的问题，而是官僚系统的普遍现象，归根结底就是“体制问题”。在死囚器官移植这个问题上，无法做到禁绝“潜规则”，其独特的原因其实还在于此前拒绝公开承认问题存在。不公开承认问题存在的结果就是，缺乏媒体和公众的有效监督。单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话，有多少人会想到死囚器官的非法利用问题呢？

本次两会，黄洁夫公开承认这一问题，可谓苦心之举。

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或许能够起到一定效果

黄洁夫在政协讨论会上还提到，今年会完成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改。去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改稿已上报国务院，据了解，修改方案将加强对器官移植手术的监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发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执业医师注册系统、非本院移植随访上报系统、违法违规器官获取与移植举报系统。这3个系统启用后，加上已经启用的4个器官的科学注册系统以及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这8个数据库将形成我国人体器官获取、移植的监管网络。

在公开死囚器官移植这一问题的情况下，内部控制配合社会监督、媒体监督，或许能有效解决器官非法移植的问题。…[详细]

从死囚身上取器官不是最终解决之道

不过，即便死囚器官非法滥用的情况得到缓解，即便已尽量取得死刑犯自己和家属的同意，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从死刑犯那里取得器官也并不是一个解决器官短缺的选择。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对死刑的慎用，死刑犯的数量会不断减少。而据黄洁夫所说，按照司法部门的远景设计，死刑将来有可能会最终废除。更不用说，相对于每年150万的器官移植需求，依靠死囚本来就杯水车薪。

所以，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解决死囚器官非法移植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想办法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

志愿捐赠器官者在签署协议

活体器官移植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

在《“男子求职被骗割肾”背后的黑幕》中，我们曾经介绍过活体移植并不完全可取，因为这既涉及器官买卖的可能，同时“活体器官移植对捐赠者的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伤害”。黄洁夫在《柳叶刀》的文章中，对此也提供了新的数据。文章称，在成人肝移植手术中，30%的捐赠者会面临包括死亡在内的多种并发症。根据卫生部的数据，2001-2006年间，至少有5位健康捐赠者因活体肝移植手术而死亡。肾移植相关的风险要小一些，但依旧对捐赠者的身体存在伤害。

因为这些负面效应的存在，活体器官移植只能被视为最后的选择。器官移植条例严格规定，活体器官移植仅限于亲属之间。…[详细]

需要力推逝者器官的志愿捐赠，但观念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那么，剩下的选项就是逝者器官的志愿捐赠，这也是发达国家器官移植的主流来源。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民众观念先进，只要没有明确拒绝，社会就默认逝者为器官捐赠者。但在中国，由于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器官捐赠之途一直相当坎坷。备受关注的药家鑫案，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其父药庆卫明确表示，“我给孩子说过不捐献任何器官”，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传统观念的体现。

除去不愿意捐赠这个问题外，还有一个建立“脑死亡”标准的问题。目前，发达国家普遍规定以“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这样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身体器官还能够较好地进行利用。而中国人普遍仍把“心跳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器官的可利用率相对较低。推进“脑死亡”标准建立，需要社会观念的普遍变迁。…[详细]

长期前景仍然值得期待

不过，值得期待的一点是，观念问题完全可以得到解决。黄洁夫在《柳叶刀》中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往的陈腐观念已越来越不受待见。一项纳入606位武汉和广州大学生的调查发现，34%的人愿意捐赠器官，17.3-23.0%的人反对，41.7-48.5%的人尚未作出决定。

而在2006年，中国的死亡人口约在800-900万之间，其中17.1%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17.7%的人死于脑血管疾病，6.1%的人死于卒中或创伤。这几类死亡都可以作为器官移植的来源，配合起上述的捐赠意愿，中国的器官捐赠的潜力相当大。

除此之外，大力推动“人工器官”的研制，可能会成为器官短缺最根本的解决方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