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子弟在高考中胜出的机会大

重点不在权力干扰高考，而是资源向优势群体集中

本次关于“干部子弟上北大”的争论，起源于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在本年第一期刊出的一篇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有媒体对报告的数据和结论解读为“近年考上北大的干部子弟比例不断攀升，远超平民阶层”。综合通篇报告来看，其实这个解读并无太大问题。该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之所以多次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主要是因为媒体没有说清楚“干部”的含义。按报告里的说法，在研究者统计数据做编码时，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而从干部内部构成情况来看，其实大量的干部是企业干部。因此，梁晨特意澄清“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弟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梁晨的这番澄清有助于廓清一些误解，不过，人们对北大“干部子弟比例上升”的关注并不全然集中在怀疑“权力干扰高考招生”，有很多网友已经敏锐地看出，这实际上反映了教育资源向部分优势群体集中的事实。即便“干部”包括企业干部，也不妨碍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人群。按报告中的说法，这些“社会精英”人数只占全社会的1.7%，却有接近40%的北大学生家长隶属于这个群体。

这份报告并不是孤证，在杨东平、刘云杉、晋军等人的研究中，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且有些还使用了更新的数据，表明教育资源向优势群体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详细]

与之相伴的就是“寒门难出贵子”

“干部子弟上北大比例日渐增多”的同时，“寒门难出贵子”——农村人在名牌大学比例越来越低的现象也正在发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并且，农村子弟比例下滑的速度远大于全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详细]

从“县一中现象”到“超级中学现象”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梁晨还澄清了关于《无声的革命》的另外一个误解，他称《无声的革命》本意是赞扬新中国以来的基础教育的，从整体上看，中国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原因就在于“国内中学广泛的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详细]

梁晨所说的，其实就是“县一中现象”。所谓“县一中现象”，是指在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为了提高本地考生的竞争力，采取的方式是打造当地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把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到这些重点学校，目的就是为了考上大学。对于原先教育基础薄弱的工农子弟，这种方式确实有利于他们“一飞冲天”。

然而，这种原先有利于推动底层民众孩子上名牌大学的做法已经慢慢失效。“县一中”现象其实早已埋下了“不平等”的因子。据2003年对10地城乡40所普通高中学生的一份研究，学生的家庭背景强烈地影响着学生能否进入重点中学。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 高中学生的阶层分化都十分明显, 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重点中学, 而中低阶层的子女则更多分布于普通中学。在城市重点高中, 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比例平均为42.1%,是低阶层的1.6倍。在有的城市, 前者的比例高达60%以上。

而在近年，“县一中现象”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随着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越来越多的教育资源涌向了大城市，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超级中学”。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而当年“县一中现象”的突出代表黄冈中学，则慢慢有所没落。

毫无疑问，“超级中学”很大程度就是为那些在更小的时候就占据更好的教育资源的“干部子弟”们准备的，这就是“干部子弟”上北大比例越来越高的直接原因。

北大这种顶级教育资源永远稀缺

“科举世家”与明清两朝的衰亡

有道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一个原本富有活力、面向所有阶层选拔人才的教育制度渐渐变得僵化，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历史上也发生过。著名学者何炳棣关于明清科举的经典研究中，曾经揭示过这么一个现象：在明朝早期的举子中，祖宗三代未有一人得过功名的比例相当高，在明朝最初一百年中这个比例甚至多达70%以上，用今天的话说，当时选出的人才大多是“凤凰男”——毫无背景的乡下穷酸学子，能够通过科举立时变得飞黄腾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三代以内拥有过功名或者当过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属于“干部子弟”“精英子弟”的举子中举的比例稳定提升，超过了50%，以致出现了一些“一门三进士”的科举世家，平民与精英的阶层划分开始变得泾渭分明。有论者认为，明朝末年吏治败坏，社会分化严重，就与科举制度下的“近亲繁殖”有很大关系。在清朝科举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富裕的循环”与“贫困的循环”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没有加分、会试没有省际区别、难以作弊，在公平性方面比起如今的高考远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仍然出现这种“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只能用教育资源的集中来解释。虽然每个考生用的是同样的教材考面对的是同样的试题，但有过功名、当过官的家庭在应试方面更有经验，能请到更好的老师，孩子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行学习，与更好的同窗一起努力——而这种优质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

在今天，基于同样的道理，有钱有势的家庭不需要子女做较多家务、更不需要他们去打工赚钱，而这些父母的社会地位和见识也能让孩子很早的时候就接受好的教育，进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毫无疑问，这些人在高考中胜出的概率也就更大。当然，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们也往往享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这就造成了一种“马太效应”，形成了所谓“富裕的循环”。

与“富裕的循环”相对应，自然存在“贫困的循环”，穷人的小孩受环境的干扰极大，缺乏教育资讯，即使有心要接受进阶的教育，也无法作有利的安排。贫富的这种差别在教育发达的美国同样存在，2004年，全美146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则占了74%。这种情况，显然会阻碍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因此，虽然美国社会拥有无数的机会，“美国梦”激励着所有怀抱梦想的底层民众，但从统计学上看，更多的人处于一种“贫困的循环”之中。…[详细]

教育资源加速集中，“公平的起跑线”谈何容易

因此，社会分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高考中，除去省际不公、以及打着素质教育的幌子实质行教育腐败的各种加分之外，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便高考能做到绝对的公平，仍然会出现“寒门难出贵子”、“干部子弟更易上北大”等现象。那么问题来了，人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家庭环境的，在穷人的孩子心智完全成熟投入社会竞争之前，他所处的环境往往已经让他与富二代们“公平竞争”的机会都没有，这岂不是太残酷了吗？

如何有效率地再造教育公平？

有人说，必须坚持高考制度，称“如果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并且还要取消加分、取消地域差别、取消有各种猫腻的自主招生、竞赛特招，让高考像“科举那样公平”，这样便可尽量抵消“干部子弟”们的资源优势。诚然，这种做法是能够满足民众对“公平性”的需求的，但这种做法既难以保证实施，又与挑选有素质人才的目标背道而驰，并非真正的长远之计。

事实上，必须承认，除非像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那样，把孩子的一切成长都交给国家，彻底消解家庭，否则要达致“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但尽量有效率地推进高等教育的公平仍然有许多办法，当务之急还是加大投入，包括政府和民间的投入，来增加教育资源。要通过“宽进严出”等措施，提高大学教育本身的质量和作用，以降低高考的重要性。同时，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让职校学生更体面——而现在，我们的干部子弟，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