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谁都可以编纂教科书，但是学校只采用经过文部省审定的品种。日本经过审定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共八种，无一不提及南京大屠杀（注：现今日本主流学界虽然肯定“南京大屠杀”，但大多数人更习惯于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南京事件”一词，教科书中也常使用“南京事件”）。日本另有一些出版社出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也全部提及南京大屠杀。

但是现在的日本教科书已经很难认同“死亡30万”的说法。并且有日本学者、如日本拓殖大学客座教授藤冈信胜称：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学者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仍主张30万人的说法了”，30万的说法仍出现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甚至被审定通过，这是“非常不切当的”。…[详细]

在中国，“扶桑社”是个和“石原慎太郎”一样“臭大街”的名称。盛传扶桑社出版的由日本右翼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

在外界批评的压力下，日本外务省委托JAPAN ECHO株式会社将全部八种初中历史教科书翻译成英、韩、中文，并于2008年将中文版公布于网站。可惜很少有中国人看到过。实际上扶桑社教科书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关于“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却将中国当作半殖民地看待，是轻视中国民族主义的行为。

关于“九一八事变”：奉天郊外柳条湖的满铁铁轨被人炸坏。关东军指称是中国方面所为，立刻占领满铁沿线的都市。但实际上是关东军自己破坏的（柳条湖事件）。

关于“七七事变”：有人对正在京郊外卢沟桥上演习的日军进行炮击。第二天早晨，日军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就形成战斗状态（卢沟桥事件）。双方一度谋求就地解决，但不久日本方面却大规模派兵增援，国民党政府也即发布动员。8年的中日战争就此揭开序幕。同年8月，在外国权益所集中的上海，有二位日本士兵被人射杀，中日两国为此进入全面作战。

关于“侵华罪行”：这种征用人力及征兵的情形也曾在殖民地实施，台湾和朝鲜有许多人就蒙受这种牺牲和痛苦。另外，许多朝鲜人和占领区内的中国人被送到日本的矿山等地，在恶劣的环境下劳动。朝鲜和台湾还推动同化为日本人的皇民化运动，劝诱民众改成日本姓氏。……沦为战场的亚洲地区，人们也遭受极大的损害和痛苦。尤其是中国的士兵和民众，由于日军进攻而牺牲惨重。

当然，中国的舆论习惯于指责日本教科书在描写日军的罪行时“轻描淡写”、“几笔带过”。也的确，比如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日本教科书都是一小段内容，甚至只有一句话。不过日本历史教科书普遍用60、70页来容纳近、现代史，百年的历史要浓缩于薄薄的几十页纸，所以书中大部分事件在篇幅上都难免“轻描淡写”。日本也有人认为这种浓缩近现代史的做法不太恰当，新任文部省大臣田中真纪子就持这种观点，她要求增加近现代史的篇幅。…[详细]

日本国内对历史有充分的讨论环境，井上清、洞富雄、本胜多一、常石敬一、家永三郎这类“日奸”可以理直气壮的挖掘和发表对日本不利的史料、观点，左翼和右翼可以争鸣。因此如果教科书有明显的事实错误，是很难在开放的环境里生存的。

而文部省的审定规则里，有明文规定：公正地对待政治及宗教，不偏袒、不批判特定政党、宗教以及其主义和信条；不偏袒特定的事项、现象、领域等，可协调全体；没有未充分考虑即采纳片面见解等事情；全体的分量以及分配和内容的组织、相互的关联恰当；没有错误、不正确的内容，没有互相矛盾的内容；记述恰当，没有不统一的地方。这些规定一定程度上也能排除基本史实错误。…[详细]

当年日本初战败，整个国家姿态很低，教科书彻底反省战争。但是由于冷战需要，美国占领军未彻底肃清旧日本的官僚阶层，这些旧官僚在战后10年逐渐“缓过神来”，于1955年提出教科书有左倾问题，要求加强教科书审定。于是大量有关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争罪行和战争期间日本国民反战的记叙被删除。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等历史全部从教材中消失。直到1970年代中后期才恢复。（注：中国历史教科书在1979年之前亦没有南京大屠杀记载）…[详细]

几种史实，不同选择；一种史实，不同描述；一种史实，几种见解……我们看到的历史，即便基本史实一致，“味道”也会不同。比如谈到甲午战争时，扶桑社教材写道“长期向满清朝贡的琉球成为冲绳县，被纳入日本的领土，对满清造成很大的冲击”，以此暗示清廷因为琉球事件就对日本心存不满，后来的甲午开战清廷自然有主动性，而谁主动谁对战争担负的责任就大，所以扶桑社教材这样写是为了给日本开脱责任。而实际上当年日本吞并琉球在清廷内部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远远谈不上“很大的冲击”。扶桑社教材在资料选择和对资料的解释方面偏重于强调日本“不得已”的一面。

不过，扶桑社教材倒也“坦白”，在《上市版序》的《如何看待历史》中写道：“请不要认为历史是有固定标准的，请不要以善恶衡量历史，也不要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审判历史。请以自由、不带成见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从各样的观点慢慢培养对历史的认知！如此一来，你自然就能领会历史的趣味。”…[详细]

不管是日本初战败时教科书表现出的“全面反省”，还是旧官僚“缓过神来”之后教科书的“右倾”，都说明现实环境对人们接触到的历史的影响。今天的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已无可能，但刚战败时的那种“低眉顺眼”也不会再来，这个日益走向“正常化”的国家，其历史教科书也难以避免会淡化“站队”而突出“技术”。比如那种站在战败国立场上直接采用东京审判时认定的“南京大屠杀死亡20万”数据的教材会越来越少，而“人数有争论”这种“技术”性说法会越来越多。…[详细]

中国人接受的历史知识比较“粗放”，偏向于“大是大非”。比如，我接受的是你屠杀了我们同胞这种“大面”上的东西，而不去纠缠数字与细节（比如人教版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称“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日军占领南京后六周之内，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达三十万人以上”。而事实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中认定的数字是二十万以上。）。那么当日本人现在要在细节上较真时，我们怎么办？比如扶桑社教材已经明确指出东京审判是政治审判而非法律审判，暗示其不公正性。虽然扶桑社教材目前只有百分零点几的采用率，但是其面向社会发行的版本销量很高，而且其他教材可能迟早也会改变风向，趋势不可小觑。对于这种细节问题，我们没有考虑过，当其突然被抛到我们面前时，情感上的冲击会是必然的，我们是否会像南京官员面对名古屋市长时那样不知所措，或者只能在情感上大声谴责而无法硬碰硬的把球踢回？…[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