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引公愤

死缓这种名不副实的死刑应考虑取消

死刑，顾名思义，就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为本质特征，因此，又称为生命刑。生命不同于人身自由，人身自由具有可恢复性，生命一旦被剥夺则不可恢复，所以死刑是所有刑罚方法中最严厉的刑罚，故又称为极刑。

然而，现行的死刑执行制度却分为两种，一种是死刑立即执行，即古代所谓的“斩立决”，即人们认知中死得了的死刑；另一种就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按规定，只要在两年服刑期间不“故意犯罪”，死刑就可以不执行，改为无期。显然，几乎所有的死缓都不会执行，在人们认知中，死缓就是死不了的死刑，或者说，死缓就根本不是死刑。

死缓这种名不副实的死刑，往往造成人们对司法实务的极大质疑。按刑法典，“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死缓既然是死刑的一种，那么能够判得上死缓的罪行自然也极其严重，同样是“罪行极其严重”，为何有的就实际执行了死刑，有些却不必呢？刑法典上没有明确的区分，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但也往往十分模糊，到底可不可以缓期执行，往往由法官自行理解，这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与刑法明文规定的罪行相适应原则背道而驰。这也很自然地让人们想起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可能性。

总之，不管在犯罪分子还是民众的心目中，“死缓”等于“死不了”，完全不具备死刑所拥有的威慑力。…[详细]

死缓变无期，无期变有期，减刑政策让死缓犯人平均只坐18年牢

死缓制度更大的问题在于，不仅死缓服刑人员两年内“故意犯罪”导致死刑执行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更在于死缓不仅可以变为无期，更可以像普通无期徒刑那样还可以变为有期徒刑。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我国的有期徒刑上限只不过是20年，这意味着，在死缓、无期几乎达百分百、长刑期有期徒刑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的减刑几率之下，很多原本判处死缓、无期的重刑犯最终服刑的时间往往不过十几年。

下表是2006年北京市释放罪犯的刑期执行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无期徒刑最短只需12年多即可释放，死缓最短也就不到15年，平均刑期也就18年，与因抢劫、盗窃、诈骗等罪行判了十多年有期徒刑的人相比，实际上就多坐了几年牢，完全失去了死缓、无期等判决本身的意义。这让这些重刑犯在出狱后，很大机会仍处于壮年，有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详细]

而且，减刑不能够让重刑犯“悔改”

减刑的理由通常在于，服刑人员在监狱里的“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或重大立功表现”。立功表现且不提，所谓的“悔改”表现，依据是计分考核，而主要得分是劳动计分。

作为一个正常健康的人, 每日劳动8小时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往往只要参加了两年劳动, 就被认为确有悔改表现, 就可以从无期减为有期，就可以从20年减为15年。然而，参与劳动，目的不过就是为了缩短刑期而已，不一定是真心悔改。统计表明，因“悔改”而减刑的犯罪分子，再犯率相当高。例如，上海市凌源监狱分局教育科于1998年对30名减过刑的刑满释放人员进行追踪调查发现，有11人再次实施犯罪，再犯罪率高达36％。这所谓的劳动“悔改”，究竟有什么用呢？

泛滥的减刑现象，加上许多犯罪分子们并未真心悔改，这导致重刑犯们再次犯罪的危险性进一步上升。…[详细]

结果：目前的刑事案件的执行既“过猛”又“过宽”

宽严相济，是我国当前刑法政策追求的目标。然而，比较起很多先进国家来说，我国刑事政策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说是既“过猛”又“过宽”。一方面，我国仍然是死刑执行大国，而很多国家已经取消死刑或者不再执行死刑，而在自由刑方面，不少国家和地区将有期徒刑的上限设置为30年以上, 甚至对有期徒刑的上限未作限制, 数罪并罚时可达百年、千年以上, 造成有期徒刑在事实上无期化，或者干脆直接规定真正意义的终生监禁，而且不怎么减刑，这些措施表明了即便取消了死刑，也要严厉打击恶性犯罪。

相比之下，从制度层面上看，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更容易造成“关进去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情况的出现。…[详细]

服刑人员努力劳动以图减刑

许多重刑犯本身就有心理问题

心理学家的统计研究表明，刚刚入狱的重刑犯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方面，与正常人群相比均有显著差异, 且差异都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而且，重刑犯群体存在广泛而明显的消极性人格特征，与一般罪犯相比, 重刑犯呈现出犯罪过程极端残忍, 犯罪行为无所顾忌, 具有公开性、挑战性, 常常连续作案等特点。重刑犯们这种人格状况，既与犯罪本身以及个人际遇有关，也很可能是因为本身就存在人格障碍，精神状况不正常。…[详细]

在监狱里的顺从掩盖了内心再犯的冲动

在监狱里，重刑犯们的心理问题不仅难以得到解决，往往还会进一步恶化。长刑期的宣布对于罪犯来说, 是一个消极的刺激性事件。刑期越长, 罪犯对自由和正常生活的渴望就越 大, 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就越大, 悲观绝望情绪的产生也更多，监狱的环境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面对漫长的刑期, 重刑犯对减刑的渴望十分强烈, 这种心理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表现。在监狱生活中, 他们会更刻意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来迎合减刑制度。但这种被动地迎合, 并不是重刑犯真正的改变, 与重刑犯内心的冲动和欲望是极度违背的。这就是为什么重刑犯其实往往并没有真正悔改。…[详细]

服刑结束后不适应社会，于是再度走向犯罪

从客观角度而言，由于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安置工作通常很滞后，他们对社会的变化不适应，生活上也往往没着落，再加上受到人们的“另眼看待”，于是，刑满释放后的前三年，很多人又重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详细]

服刑人员办理假释手续

死缓、减刑不起作用不意味着必然要加强死刑

对于那些异常残忍、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如果足够定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么，执行死刑确实是让他们再也无法危害社会的最彻底的办法。而且，由于人们认为很多够得上判死刑的却判死缓，是因为司法腐败和不公造成的，所以，许多民众呼吁加强死刑的意愿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废除死刑成为全世界趋势的当下，加强死刑未必是唯一的方法。由于死刑是唯一的生命刑，一旦执行就不可逆转，因此，从避免冤假错案的角度来看，加强死刑的适用也是不足取的。所以，我国即便不谈废死，慎用死刑这个原则也应该是需要坚持的。

在慎用死刑的情况下，那么对自由刑的执行那就必须严格，不仅要适当提高自由刑的刑期，而且不能够轻易减刑，要让自由刑真正起到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详细]

相较而言，假释比减刑的效果好得多

当然，严格执行自由刑，不代表不给犯罪分子改过自新的机会。只不过，减刑这种方式最好要少用，取而代之的是提高“假释”这种方式的使用率。所谓“假释”，是指不缩短刑期，但对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附条件提前予以释放出狱。在假释考验期内，被假释者仍然具有罪犯身份，要接受监督和管理。

从世界上看, 自19世纪中叶起, 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实行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制度至今。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实行单一的假释制度至今, 两大法系发达国家的假释率高达60%以上, 没有国家实行单一的减刑制度。假释以其鼓励罪犯自新, 弥补长期自由刑不足和作为罪犯回归社会之桥梁的诸多功效, 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刑事政策的宠儿。

我国也有假释制度，而且假释制度对犯罪分子的矫正效果也远远好于减刑。据统计，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比例仅为百分之2、3左右，远好于减刑的效果。然而，我国的假释制度目前仍然不是主流，仅有约2%的罪犯能够被假释。

从心理层面和技术层面防止假释人员和出狱人员再度犯罪

另外，如前所述，重刑犯的心理问题堪忧。但目前为止国家对此并未展开太多的工作。实际上，有些重刑犯人很大程度上是精神病人，对于这些人员，国家应该限制其活动范围。

此外，对于假释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尤其是重刑犯，国家应该清楚地掌握其状况。例如在其居住地设立报警器，以及建立DNA数据库等等，有效地防止出狱人员的再度犯罪。…[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