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提供的大屠杀照片

日本主流学界承认南京大屠杀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问题。虽然在日本学者洞富雄等人的著作中，“南京大屠杀”(南京大虐殺)一词曾被正规使用过，但在日本学界，“南京大屠杀”(南京大虐殺)并不是一个通用词汇。东京审判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称呼是“南京暴虐事件”（日文汉字版也是如此）。现今日本主流学界虽然肯定“南京大屠杀”，但大多数人更习惯于使用“南京事件”一词。反而是非主流的虚构派必加引号使用“南京大屠杀”，目的在于表示这个词是中方杜撰。当日本主流学界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南京事件”时，其所指与“南京大屠杀”是相同的。…[详细]

在日本，持肯定南京大屠杀观点的学者大都具有历史学专业的背景，理性和学术性较强。日本学界目前的主流意见，可以参考日本国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第一战史室研究员庄司润一郎的说法。庄司润一郎参与了两国官方组织的为期四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并担任“南京大屠杀”部分的执笔者。庄司润一郎说：“关于引起争论的南京事件的原因，日方指出‘日本在对待俘虏的相关政策和占领后包括保护居民在内的军政计划方面有欠缺；维护军纪的宪兵人数少；无视粮食和物资供给情况而断然攻占南京，其结果引发了掠夺行为，诱发了军纪涣散的不法行为等’的同时，提到了‘造成牺牲扩大化的次要原因是，中国军队在南京防卫作战上的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放弃统一指挥、缺乏对民众的保护措施’。当然，这并不否定日本直接屠杀中国人的事实。”…[详细]

有争议的主要是死亡数字

中方学者与日本主流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如庄司润一郎所说：

“（日中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中，日本以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判决的20万人以上(对松井司令官的裁决书是10万人以上)为依据，中国以南京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判决的30万人以上为依据，而不必另外提供各项检验结果。另外，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而‘受害人数存在诸多说法有其背景，即由于对‘屠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区域、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有差异’。中方的步平首席委员指出：‘战争已过去了如此漫长的岁月，找出正确的数字实属不能。南京大屠杀犯下了残忍的罪行这点，必须加以承认。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人数的问题也可以讨论。’”

日本外务省对“南京大屠杀”的声明，与庄司润一郎的总结如出一辙：

“1、日本政府认为，日军进入南京后，不能否认杀害了很多非战斗人员和有掠夺行为；2、但由于受害者的具体人数有诸多说法，政府难以判别哪种说法是正确的；3、日本政府坦率地承认由于其殖民统治和侵略，而给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深刻的反省和由衷道歉始终铭刻在心。”…[详细]

河村隆之以父亲的经历做出的判断是靠不住的

河村隆之何以会得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结论？2009年的一份报道有更详细的表述：“我父亲就是在南京迎来终战日的。当时，南京的民众非常善良和蔼，父亲说他也因此才能够回到名古屋。如果1937年南京有30万人被屠杀了，8年以后会对日本人这样和蔼吗？”。…[详细]

河村隆之的上述描述很可能是准确的，相似的情节，可以在许多日本侵华老兵的回忆中找到。但河村据此得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结论，恰恰证明此人对中日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当日日军士兵之所以在南京得到善待，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蒋介石需要通过善待侵华日军来争取他们只向国军缴械投降。

2、抗战胜利之际，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较弱，中国人对日本军队还有所忌惮。…[详细]

中国向来弱于“数目字管理”

你能想到研究毛泽东文集的权威是日本人吗

一次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质疑——毛泽东说过这句话吗？从国内版的毛泽东文集中的确找不到，这句话出自日本北望社的《毛泽东集》。

这部《毛泽东集》（十卷）是公认的研究毛泽东文字资料的权威著作，由竹内实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编成出版，到80年代他又出版了《毛泽东集补卷》（九卷）。中国的毛泽东文献专家对于这样的著作只能叹服其搜罗之齐全，并自愧不如。

与之相对应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文字随心所欲地断章取义，甚至拿来打“派仗”，为一时、一己私利歪曲毛泽东著作原貌。…[详细]

我们用来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史料，也多是日本学者挖掘的

很多人不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在钓鱼岛争端中振振有辞，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日本学者井上清。井上清先生在日本冲绳搜集到很多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历史资料和文献，他还在英国海军资料馆搜集到许多英国海军绘制的中国内陆南部、台湾和琉球方面的海图以及有关的航海记和探险记录等。中国今天摆出来证明钓鱼岛归属中国的可靠历史依据，大部分都来自井上清先生沙里淘金批阅史料的贡献。…[详细]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方面为了“钓鱼岛是我们的”这个“政治问题”，把“慈禧太后赏赐钓鱼岛给盛宣怀”这种30年前就被拆穿的谎话挂在嘴边。…[详细]

像南京大屠杀这种“有禁区”的领域，我们更是讲政治多于讲历史

中国对学者的规范有句名言：“研究无禁区，宣传有政策”。但是有政策的宣传，恐怕也会影响研究，毕竟只能锁在抽屉里的研究成果还能激发多少研究的兴趣？对于南京大屠杀这种问题，宣传上是既定性也定量的，学者们要么在政策影响下疏于研究，要么有了研究也只能局限于小圈子传播，这使得大众领域能看到的说法基本是历史教科书上那些，也就是近年有了互联网后能看到的信息才多了点。…[详细]

而对于官员来说，更是把教科书上的说法“八股化”，便于他们讲话就行了。正如著名学者金雁所言，她和同事去国外调研回来，给领导看的调研报告必须写成固定的“八股”文体：全部归纳为“观感”一二三或“座谈”一二三，“问题”一二三，“对策”一二三……，最好有容易上口的总结性的结论，比如“和平崛起”、“和谐社会”等等。…[详细]

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

对日本，我们有“友好”和“抗议”两种政治模式

一直以来，谈到日本的时候，我们无非两种口径，要么“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双方理性对待历史问题；和平共处互利互惠……”。

要么是“严正抗议；不容置疑；反省罪行……”。这些都是官话、政治套话。…[详细]

讲政治的南京官员遇上历史问题，不知所措

其实，河村隆之当着南京市领导的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这还不是第一次。去年12月5日，河村隆之在会见到访的南京市副市长李琦时，也曾公开表示自己认为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但即便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后面的南京官员也不知道怎么表现。大概在这些官员脑子里，南京大屠杀就是“大屠杀”、“30万”两个词汇而已，他们哪里想过或者遇见过“存不存在”、“究竟死了多少人”这种真刀真枪的问题。…[详细]

访日是友好活动，所以南京官员自动激活了“友好模式”

可想而知，当河村隆之说出否认大屠杀那番话时，只储备了那两种模式的南京访问官员们脑子都得懵了。因为访日是友好活动，所以便下意识的激活了“友好模式”，念出了下面这段顺口溜：南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学习历史是为了维护和平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