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灾难发生在2009年4月6日凌晨，在经历了历时半年的“小震不断”后，一场6.3级的大震降临在意大利中部拉奎拉地区，由于建筑年代久远，抗震措施差，这场并不算大的地震导致了308人死亡。

一位劫后余生的外科医生在回忆这场悲剧时，称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在地震当夜的决定：在大震来临前的4个小时，曾发生了一次小震，在与妻子女儿争论该不该在屋外度过该夜时，医生说政府官员曾保证不会有“即时威胁”，并记起了一位科学家说过“每一次小震都将削减大震降临的机会”。医生说服了家人呆在屋里睡觉——4小时后，大震来袭，一家三口被埋于瓦砾之下，只有他一人侥幸活下来。

因“听信专家”的话导致妻女丧生的外科医生维特里尼

这位医生后来参与了这场审判，作为指控科学家的证人。他坚称，审判并不是为了反对科学，他知道地震并不能预报。但当局不断地发出“冷静、不要担心”的信息，却不提供具体建议，这让他与其他的人失去了在地震当晚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了科学的背叛。”

检察官同样指出，这场审判与“地震是否能被预测”没有任何关系——在224页的起诉书中，检察官指控的是，灾难预警委员会的6名地震专家和1名官员在地震发生前的一周，明明为地震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但却向经历了数月“小震不断”、已陷入恐慌的民众提供了“不完整、不精确、自相矛盾的信息”，却没提供任何应对地震的建议，他们只关心如何让民众冷静下来。

检察官称，委员会不向民众提供清晰的建议，就相当于过失杀人。一审法官正是采用了这一说法。

在地震前一周，即3月31日举行的那次会议，成为科学家们被定罪的关键。在这场会议上，科学家们到底说了什么？据后来受意大利政府邀请对该场地震进行调查的美国地震专家称，这场会议下的结论没有任何问题——“没有理由认为不断发生的小震能预示一场大震”——在科学上，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然而，在会议前后的媒体见面会上，委员会中的那位政府官员（一位水力工程师）却声称“本地的地震是‘正常的’，‘没有危险’，科学界不断向我保证，这样的现象是好事，因为连续小地震释放了地层中的能量。”——在科学上，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实际上也没有一位地震专家向这位官员提供了这样的说法。然而这个观点迅速地在镇上传播，变成了“震动越多，危险越小”。

更要命的是，当有记者问“所以我们该享受一杯红酒时？”，该官员居然回应，“当然，当然要喝一杯卓林普乐怡诺红葡萄酒”。

换言之，如果说这次会议误导了民众，那问题也是出在这位官员身上，而不是地震专家直接误导了民众。遗憾的是，官员传达的错误信息并未被及时纠正。

如果说，这几位科学家做错了什么，那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只说了关于地震预测的情况，而没有在这次会议上向外界提供警告和建议，或者说“未表示忧虑”。这是否足以定“过失杀人罪”，外界有很多不同看法。

但究竟是什么让这些科学家未能提供民众所需要的建议呢？

事实上，地震专家们并非什么事也没做，光根据科学界已有结论宣称“没有理由会出现大震”。该委员会的首席专家一直就宣称拉奎拉附近地区存在长期的地震威胁，呼吁各界重视。然而，存在长期威胁不能说明可以进行临震预报。而“小震不断”说明什么呢？从统计学上看，在“小震不断”的地区，出现一场中等级别的地震后，紧接着出现一场大震的几率是平常的100倍到1000倍，然而即便如此，这个几率也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值。而这种情况该如何传递给民众呢？据地震专家们的研究，如果政府颁布一个短期的地震预警，那有98%的几率是错误的，这种预报是没有意义的，其造成的损失也说不定更多。

2009年之后，意大利拉奎拉地区小震不断

所以，对于专业的研究人员来说，即便发现些什么，也不代表就能够进行预报。把这种发现传递给民众，也决难称得上是“完整，精确”的信息，因为民众无法就此进行判断该怎么做。

在这场持续近半年的地震恐慌中，还有一个复杂因素是，出现了一个民间的地震预报者。这位“业余科学家”通过对氡气的观察，向附近的居民预报何时会出现地震。在“小震不断”的状况下，这位民间预报者备受瞩目。在拉奎拉地震发生前一周，他告诉附近的苏尔莫纳市长，6到24小时内将发生地震。当大震发生后，他甚至被追捧为预言了地震的英雄——虽然时间地点都不准确。

但不管怎么说，民间预报者已经制造了足够多的恐慌，这让政府的正牌专家不得不不断地宣称“地震的威胁仍然比较小”，但这样做并未打消民众的疑虑。

于是，急于辟谣的政府便召开了3月31日那场会议，邀请意大利主要的地震专家来拉奎拉开会。然而这个会开得并不正常——通常这种会议是科学家们的闭门会议，但这次却来了许多当地政府官员和无科学背景的人士，媒体发布的形式也并不正常。与会的地震专家称，直到结束以后，他们才意识到这个会议就是用来“维稳”的。

美国专家调查后称，召开了这样一个会议，说明政府和科学家已经陷入了一场错误的对话——“事态变成告诉民众是否会有一场大震，而答案只有两个选项，有或者没有”，由于政府急于辟谣，反而借了科学家的名义，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而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他们听不懂复杂的科学原理，也难以理解严谨的科学陈述，他们想要知道的就是“近期会不会发生地震”这样明晰、即时的危机评估。而媒体正是明白民众的这个需求，所以才会问“是否该享受一杯红酒”，而这恰恰迎合了政府平息民众慌乱情绪的目的，所以官员才会回应“当然应该享受红酒”。

而在社会化媒体和自媒体时代，这种简化的回答非常易于传播，也容易被人们所记住，而最终也导致了灾难来临的时候，人们错过了自救的机会。

意大利这次地震风波并不是独特的现象，但作为一个面临长期地震威胁，又存在了半年“小震不断”的地区，科学家们预测的失败与惨痛的人命伤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突出放大了科学家在灾难预报失利时的负面形象。不管本次案件的终审结果如何，有人因为科学家的预测错误而不幸罹难已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即便在这起案例中，意大利科学家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离谱的言论。这意味着，在面临地震、火山等突发性灾害时，科学家的说辞在伦理上确实面临着风险。所以，在面临灾难时，科学家发表言辞务必十分谨慎。

但是，如果这几位科学家最终需要服刑的话，科学界有许多人担心这将会让科学家遇到类似的事件时会三缄其口，或模糊其词，最终无法向民众更传达更多的信息。

也有学者认为，这次地震风波暴露了政府应对机制和媒体报道所存在的问题。当地政府并没有真正尊重科学，而媒体更在歪曲传播科学家本意上做出了“贡献”。如何在灾难面前传递正确的科学信息，这并不仅是个态度问题，还是个方法论问题。若人命最终能换来各方有用的决策教训，这将比把几个没有恶意的科学家判刑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