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一:段祺瑞没有向“三一八”惨案被害学生下跪

段祺瑞向“三一八”惨案遇难学生下跪的传闻从2009年开始风靡各大媒体,人们也争相传颂,然而这一传闻终究不是事实。

关于段祺瑞向“三一八”惨案死难者下跪传闻的两种说法

一种是凤凰卫视2011年8月2日《腾飞中国》节目中所说:“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终生食素以示忏悔。”[详细]即“三一八”惨案发生当天(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就到了惨案现场向死难者下跪。

另一种说法则来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杜婉华所撰《另一个段祺瑞》一文,文中引述段祺瑞外孙女张乃惠的说法:“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即段祺瑞向死难者下跪一事发生在惨案五天后(即1926年3月23日)北大举行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

这两种说法都认定段祺瑞为“三一八”惨案死难者下跪,但时间地点却完全不同,那么哪一种说法可信呢?史料证明,两种说法都没有任何依据。

“三一八”惨案当天段祺瑞根本没有去现场

关于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事发当天有没有到现场下跪,我们可以从当事者回忆段祺瑞在惨案发生后的所作所为中得出结论。据当时曾负责保卫执政府与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的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回忆,他们向段祺瑞汇报惨案发生的情况之后,段的表现是:

“我随李鸣钟马上坐汽车赶回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在同吴清源下围棋,见我们两个人进屋后,马上声色俱厉,大声对李鸣钟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鸣钟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 段祺瑞接着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楚溪春《“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原载于1963年3月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这段回忆说明段祺瑞并没有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而且从其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来看,更不可能向死难者下跪。当然,一面之词并不可信,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在场者的记述中确认是否属实。据当时在段祺瑞身边的段宏纲(段的侄子)回忆:

“18日晨9时许,即得到消息,谓浩浩荡荡的游行大队又陆续地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的空场上,人数比昨日更多,叫骂呼打,情况混乱已极。大约是11时半前后,我在吉兆胡同忽闻连续不断的10余声枪响,来自西北方(吉兆胡同在铁狮子胡同东南方),我大吃一惊,这一定是执政府门前发生事故了。这时先伯命人召我,问何处枪声。正在说话的时候,楚溪春电话来了,说游行群众百般地辱骂兵士,并抢夺枪支,欲闯破铁门,兵士开枪,死伤有数十人。语气极紧张。先伯命我立刻往视。有的记载谓是时执政府正开国务会议,先伯出席,卫队武团长来报告外面紧张情况后,先伯即命令开枪。实际根本无此事。我到执政府门前时,游行大队大部分已散去,见东面围墙下有尸体10余具。据卫队人排长报告,有受伤者数十人,已送附近医院。我驰回吉兆胡同向先伯报告,先伯甚为伤感。他命我速电话召地面负责军警首长来商。大约在12时半左右,代理警备司令李鸣钟及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同来吉兆胡同(也许是楚先到),向先伯报告肇事经过。宏纲亦在旁。他们分别报告后,先伯对李鸣钟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竟发生这样不幸的惨剧,望李司令同楚参谋长特别当心注意治安,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李、楚遂退出。楚溪春写的《三一八惨案亲历记》谓段某正在与吴清源下围棋,查吴清源早于前一年夏去日本;又谓段对李鸣钟说:我能撤换你,我能枪毙你;对楚本人说,我不惟不惩办士兵,还要赏他们云云,完全与事实不符。先伯既未与吴下围棋,更没对李鸣钟说这样不近情理的话。”(《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册,P818)

从上文可知,段祺瑞在得知惨案后只是派段宏纲到现场查看,并且一个小时之后李鸣钟及楚溪春向段祺瑞汇报情况时段还在他的住宅中,何来“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之说?上述两个在场者的记述虽然有出入,但都说明了段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现场,而只是在其住处接见了负责其安全的卫队军官。

而且,当天下午执政府发布的公告对惨案发生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午后一时二十分,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执枪棍,闯袭国务院,高呼敢死队前进,并有抛掷炸弹,泼灌煤油等举动。守卫军警,向之拒绝,即遭痛骂,并被击死宪兵一名,及警卫司令部稽查一名,警察一名,卫队多名,各队以正当防卫,暴徒亦死伤多名,又当场获得暴徒手枪数支。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林本元《三一八惨案始末记》,1926年出版)

当局既然将遇难者认定为“暴徒”, 段祺瑞作为政府元首,又怎么可能在当天去向“暴徒”下跪忏悔呢?可知所谓段祺瑞在事发当天赶往现场向死难者下跪,纯属无稽之谈。那么,段祺瑞下跪是否发生在五天之后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呢?(编者注:段宏纲这段回忆中“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时间与公认的发生时间不符,据当时执政府发的公告和其他回忆者,惨案发生时间应该为下午一点二十到一点半之间,而段宏纲回忆中惨案发生时间为上午十一点半,显然有误。)

段祺瑞根本没有出现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

段祺瑞身为总理,如果真的会在3月23日在北大举行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向死难者下跪请罪的话,此消息必然会在第二天被各大报纸报道。然后,我们翻阅了3月24日的报纸和其他资料,都未见到任何“段祺瑞下跪”的报道。《京报》详细记录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现场的情况是这样说的:

“(乙)开会之程序:(一)奏乐,(二)主席宣布开会,(三)奏乐,(四)全体静默五分钟致哀,(五)奏乐 读祭文,(六)各团体代表报告及演说,(七)奏乐,(八)提案,(九)摄影闭会。

“(丙)开会之情形:下午一时开会,各团体代表及来宾不下数千于人,陈毅为主席,相继演说者有死难者之家属李逸,燕大代表崔某,国民党中央委员韩麟符等,均演说四小时之久,语极沉痛,在场者无不下泪。及后议决提案三条……”(《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P97-98,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从上述程序和现场情况来看,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悼念大会上,更别说什么“当众长跪不起”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惨案发生当天,还是五天后的悼念大会,段祺瑞都没有出现,因此,段祺瑞“长跪不起”的传言完全不可信。

事实二:段祺瑞吃素与“三一八”惨案无任何关系

除了“下跪”的传闻外,关于段祺瑞因为“三一八”惨案立誓终身吃素的消息也频频出现在媒体上,上引《炎黄春秋》杜婉华文章中便有此种说法:

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

有关此事,散木先生曾撰写《段祺瑞的“吃斋念佛”》一文予以澄清,指明“1920年7月,段祺瑞兵败之后,把家搬到天津日租界寿街,从此吃斋念佛,这与他对惨案的忏悔并无关系”,但文章并没有清楚说明这种说法的出处。据查,这种说法出自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

“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事结束后……老段在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全家又二次搬到天津。这一回住的是日本租界寿街……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他原来一向是单开伙食,不和家里人一同进餐的,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菜。……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后来一直坚持下去,始终未有改变。”(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王楚卿常年跟随段祺瑞,当时在段府“号房”做事,后来成为段府总管。他的这些记述至少说明了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五六年就已经开始吃斋念佛了。即便段祺瑞病危时拒绝吃荤真有此事,但也不能表明与“三一八”惨案有任何关系。

事实三:段祺瑞并非“一生无房产,全靠租房度日”

第三种称颂段祺瑞的说法是说其一生清廉,没有房产,全靠租房度日等,比如《人民论坛》2011年第15期刊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导何虎生的文章《另面段祺瑞:“六不总理”一生无房产》中说:

“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这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着房子生活……为了减少开销,段祺瑞在英租界47号路租了一套费用较少的住宅。乔迁之后,他连平日里十分喜欢的麻将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均着布衣。直到后来,除留下继妻张氏在身边外,其他姨太太都遣返回合肥老家,以减少开销。家里时常出现揭不开锅的窘困局面……”

这段话说的有模有样,《炎黄春秋》杜婉华的文章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说法。但这一传言与史实严重不合,据段祺瑞的管家王楚卿回忆,段祺瑞在北京东城吉兆胡同内便有一座很大的私宅:

“北京东直门内南门仓,有块空地,叫做“空府”,大概在早年曾经是什么王侯的府邸,后来荒废下来,成了一片空地。当段祺瑞在京时便计划在那里修建一所公馆。那处的地皮很大,需要的砖瓦很多,老段便自己开窑烧砖。有个叫魏延平的,懂得建筑工程,便委托他画图监工,在那里建了一所规模相当宏伟的大公馆。这所公馆前后有四个大院子,还有若干跨院。在东部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里面有座小楼。后边还有座大花园,一进门堆有假山。通后花园有道小河,可以栽种荷花。这所宅子盖成后,段棋瑞还没有搬进去,就发生了战事,失败后,段即下野,到天津租界里做寓公去了。这次重回北京,虽然将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旧址(今中国人民大学校舍),但他的住宅便使用南门仓这所建成而没有住过的新公馆。他的住处在公馆的北部,东半边是马号,还住有卫队。那座小楼便成为他个人诵经的静室。

“修建南门仓公馆这笔款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他的门生旧部大伙凑集起来的。听说是营长以上,每人一百二百多少不等,一总凑了40万块钱,才买下了这块地皮,盖成了这座公馆。……到段死后,他的南门仓的公馆由日本驻军收购,给了40万块钱,由段遗族分配。”(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关于这座宅子,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也有过特别的交代:

“关于吉兆胡同(编者注:王楚卿文章中南门仓属于吉兆胡同的一部分)庞大的房子如何建筑起来的,也有说明的必要。民国成立后,凡军政界要人,多数在北京均有大住宅,更富有的还有出租的房产。先伯的部属学生,如田中玉、靳云鹏、魏宗瀚、陈文运等,想到自己都有自置住宅,惟有段老总没有,借住人家的房子,觉得很难为情,说不过去。原拟大家共同集资几万元,代买一所旧房子,加以修理赠送,后来演变到代为建筑。原计划以不超过六七万为度,由卫兴武设计建造(卫亦系老武备学堂学生,精通德文,了解一般工程,小站练新军时,充工程营帮带),1921年余后始落成;庞大而不适居住,工程简陋,光线黑暗,更有很多的浪费,因此建筑费大超过预算,几乎无法结束工程。1925年先伯任执政时期,秘书厅即在前院。日军陷华北占领北京后,伪华北政委会诱迫大兄宏业,不得已而出让。段家除这样一所大而无当的房子以外,其他任何地区从未购买或建筑过一间房子、一亩地皮。”(《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册,P818)

不管段祺瑞在其它地方还有没有房产,仅据上面的引文便可知,所谓“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全靠租房度日”之说显然是错误的。

至于段祺瑞1926年下野后的经济状况,也绝没有何虎生教授文中描述的那么凄惨。1928年蒋介石得知段祺瑞生活确实有些周转不灵,随即“送上2万元,在此后三四年间,又送过数万元,生活问题遂得到解决”(段宏纲语),段祺瑞1933年到上海后,国民政府每月供给他两万元生活费,虽不富裕,但维持生活足矣。

段祺瑞的生活较当时的其他军阀较为清廉节俭,但房产、姨太、杂役等也是一应俱全,即便后来真的生活有些紧张,但也不至于出现什么“揭不开锅的窘困局面”。至于有人说什么段死后还有七万元外债无力偿还之类的话,也是无稽之谈。真实的情况是:段死后,他的南门仓的公馆由日本驻军收购,给了40万块钱,由段遗族分配;其在中国银行还有四万元股票,给他几个女儿做了嫁妆;还有正丰煤矿的一些股份,也被儿女分了……

结语

“民国范儿”在今天是个泛滥成灾的词。“段祺瑞终生向遇难学生忏悔”,也是这泛滥成灾的“民国范儿”的一部分。可惜的是,虽然段祺瑞确实不爱敛财,生活朴素,政坛里翻滚多年,仍可谓道德模范;但没有发生的事情,它就是没有发生;段祺瑞没有向遇难学生下跪,没有为之终生忏悔,他也有自己的房产,不必终生租房度日,更没有落魄到交不起租金的地步。没有“民国范儿”,没有“一代完人段祺瑞”。我们应该“发现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去“发明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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