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是与非

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中国政界、学术界一直受到极高的尊崇。然而在民间,杨振宁诺奖得主的光环却似乎没那么耀眼,他近年的一些言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还招来了很多批评与谩骂,甚至是嗤之以鼻。

近日,89岁高龄的杨振宁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重申了6月出席“邵逸夫奖”时的观点。他认为“最近几十年中国的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快”,还称“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这些话随之又引起了争议。…[详细]

公允的说,部分国人对杨振宁的误解确实太深了,这是需要澄清的。但作为科学大家,在中国科学发展问题上的看法上,杨振宁的说法确实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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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国人对杨振宁的误解确实太深
1986年杨振宁回国看望邓稼先

杨振宁、李政道之争:杨振宁并非为人狭隘

国人对杨振宁“有看法”,起源于杨振宁与李政道之争。作为携手捧起诺贝尔奖桂冠的首两位中国人(1957年获奖时两位均为中国国籍),杨振宁与李政道本是学术上的好搭档,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因为诺奖争功的问题,两人最终闹翻。直到新世纪以来,均已至八十高龄的两位昔日伙伴仍为这件事不时闹出风波。这一幕,无疑是崇尚“和为贵”的中国民众所不愿意看到的。

这桩学术公案于是成为聚讼不已的一大话题,很多中国人非常关心两人闹翻的责任到底在谁。从可靠的事件顺序梳理来看,是李政道首先宣布“宇称不守恒”发现的主导权归他,杨振宁才对此做出反驳。并且考察文献可知,李政道在70年代和2004年对“宇称不守恒”发现过程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各种证据来看,并不支持李政道的说法。

另外,李政道还披露,两人合作的第一篇论文,本是他的贡献较多,且当时的习惯是署名按字母排序他应在杨之前,但杨振宁却表示自己年纪比李大,所以要求署名在前,这也是“抢功劳”。但据研究,李政道提出的“署名习惯”也并不存在。

然而,由于李政道回国较早,并且大力推动中国高能物理的建设,国内民众在该问题上往往支持李政道。并且因为杨振宁的其他争议,在杨李之争上倾向于李政道的就更多了。

也有一些人认为,不管谁是谁非,杨振宁既然争这功,那也说明他不大度,气量狭隘。不过,既然牛顿、莱布尼茨这种历史上的科学巨头能为微积分的发明权争破了头,又何必苛责杨振宁?…[详细]

学术盛年没回国,杨振宁面对邓稼先应感惭愧?不是杨振宁有愧

指责杨振宁的另一个常见说法,是将他与邓稼先作对比。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中学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在美国还是同屋,关系极好。然而,学成之后,邓稼先毅然决然回到了祖国,报效人民,为中国核事业隐姓埋名三十载,甚至献出了生命。与此相对,杨振宁拒绝了其父让其回国效力的想法,不仅如此,获得诺贝尔奖后甚至还加入了美国国籍,“为美国做贡献”。

这一反差极为明显的对比,虽未成为教科书上的典型案例,但在国人的口耳相传中,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极佳范例,邓稼先、钱学森们成为人们颂扬的对象,而杨振宁却成了反面角色。

然而,这种比较对杨振宁是不公正的。邓稼先学的是核物理,钱学森研究的是火箭导弹,都是国内两弹一星工程所亟需的人才。而杨振宁是搞理论物理的,非常不擅长搞应用、搞实验,而理论物理对当时中国没什么太大用处。而只有在美国做研究,他才可能达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并且,理论物理作为基础研究,成果是公开的,造福的是全世界。

猜想一下,杨振宁回来后会是什么结果呢?看一看同期回国的理论物理学家的遭遇就知道了——中国固体物理学先驱黄昆,51年回国去了北大当物理系教授,然而57年反右之后,长达20年的时间无法进行学术研究,文革时期在实验室洗瓶子。而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由于有海外留学背景,甚至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在文革中被批斗迫害致死。

杨振宁不回国,岂能怪他?…[详细]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没有什么实际水平?完全错误

由于杨李之争,以及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被当了反面教材,许多国人对杨振宁有了更多的误解。有不少人认为既然杨振宁的诺贝尔奖主要靠李政道才获得的,那么他水平其实不怎么样。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连杨振宁的半页论文都看不懂,但对这说法却深信不疑。

实际上,除去“宇称不守恒”这一诺奖成果外,杨振宁够得上诺奖级别的成就至少还有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除此之外,还有费米-杨模型、杨-巴克斯特方程,以及在统计物理、相变处的热力学函数行为、玻色气体等各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成绩。有专业人士甚至认为,杨振宁是20世纪下半叶最为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详细]

杨振宁回国后并非不做学问不教书只捞钱

在90年代末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后,还有很多人攻击杨振宁每年拿了很多经费,但却只捞钱不做学问、不授课。这种指责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据了解,杨振宁在回国前把他在美国的别墅卖了,捐了100万美元给清华,而他在清华的年薪约100万元,也分文不取。他在清华以“理论物理前沿研究与学术交流”等名义申请的经费,也主要投入在他建设的清华高研中心,邀请最好的专家来华交流。此外,杨振宁还积极地到香港募集了数千万的资金,清华高研中心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物理人才。其中就有杨振宁亲自带的研究生。杨振宁在50年代未能报国的遗憾,现在也可以说补上了。

除此之外,杨振宁还亲自给本科生讲课,清华大学为此制作了20课时的杨振宁教学视频。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已至望九之年的杨振宁在学术上仍非常活跃。据介绍,2008年起杨振宁在冷原子领域做了不少很好的工作,相关论文已经发了近10篇,这在年轻学者中都称得上高产。…[详细]

82岁杨振宁娶28岁翁帆:指责站不住脚

在所有对杨振宁的非议中,要说最大的一个,还是2004年,其原配杜聿明之女杜致礼去世后不久,82岁杨振宁续娶28岁翁帆这件事。这个非议其实最没有道理——无非就是老夫少妻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已。但这又不是婚外恋、包二奶,名义上完全是两厢情愿明媒正娶。硬要揣测背后的原因或对此进行道德上的谴责,都站不住脚。

更何况,这段婚姻已经过去了七年,到目前看上去仍十分美满呢?

在科学发展问题的评价上,无法认同杨振宁

由上可见,杨振宁所作所为,并没有辜负一个大科学家的身份。然而,也正因为杨振宁在中国首屈一指的科学家地位,他对中国科学事业以及中国本身发展的看法,才必须要重视。而杨振宁的某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祸害苏联生物学达半世纪的李森科

苏联科学发达,确实有很大程度集权的因素

在6月出席“邵逸夫奖”颁奖礼的时候,杨振宁称,“民主的话,可能被发现的人才会比较多,但苏联很不民主,很多科学很进步。”

作为物理学巨擎,至少在物理方面,杨振宁这一“苏联科学很进步”的论断是错不了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1956年至1964年间,8年时间内6位苏联学者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昌盛势头一时无两。50、60年代的苏联,在很多科学技术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除去航天航空、核物理等众所周知的应用学科的成就外,在基础研究方面,数学、力学、核聚变学、固体物理学、化学、宇宙学、地理学等方面,苏联都可以称得上领先。

而苏联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与其实行集权政治、计划经济确实是分不开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运行非常复杂的精密系统,为此需要实行非常科学的管理。而只要统一地、科学地调配人力、物力、财力等有限资源用于国家规划的重大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或称“资源聚合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工业化、科技进步就能在短时间内飞速前进,此即“斯大林模式”,也即杨振宁所说的“果断有远见的政治更能有效推动科技发展”。

这种优势,集中地反应在“大科学”的项目上,即核工程、航天航空等需要交叉协作、高度协同以及系统规划,投入海量人力武力的项目。通过行政指令的的严密指挥,苏联的科学家们像零件一样有序地工作,完成了一项项夺目的成就。

英国物理学家、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将30年代以来苏联的这种科研方式称之为“规划科学”,认为这是苏联之所以能够在科学上与美国进行竞争的关键。

另外,鼎盛时期苏联对科研人员的待遇也充分体现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看法。顶尖科研人员的薪资往往高于高级别的行政人员,还有额外的津贴,甚至巨额的奖金,其社会地位也非常高。

不过,苏联科学史家科热伏尼科夫也指出,俄国革命前的世界级科学家如门捷列夫和巴甫洛夫等培养的弟子,以及此前在西欧诸多科学大师手下留过学的精英们在这一时期的成熟,也是苏联科学昌明的很重要原因。…[详细]

但杨振宁忽略了苏联科学的另一面

然而,“科学发达”并不是苏联科学事业的全部。一个广为人知而杨振宁没有提到的事实是,正是在政治的不当干预下,苏联的生物学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违反客观规律的李森科宣称能从根本上证明一切生物, 从冬小麦到人本身, 都可以通过科学来塑造。他认为没有命中注定的东西, 他不相信遗传基因,也许是相信李森科的理论能解决国内迫切的粮食问题, 苏联当局对李森科大加推崇。反对李森科做法的农业科学家瓦维洛夫被指控为“英国间谍”投入监狱, 后来被迫害致死。美国摩尔根开创的遗传学体系被打为伪科学,致使苏联遗传学受到致命摧残。他的错误理论和方法被普遍推广后造成苏联农业上的减产和歉收。李森科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控制着苏联的生物学界, 并使其混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

生物学界的风暴后来刮到了其他学术界, 在医学界, 凡是反对巴甫洛夫学说一概被斥为反动。物理学界开展对爱因斯坦“相对论” 的批判,作为计算机基础知识的“控制论”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禁止在苏联传播。

显而易见,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影响造成的灾难是深重的, 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对苏联科学事业摧残得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一大批科学家、技术专家遭到逮捕判刑,甚至被处决。数不清的栋梁之才被看作敌对势力,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朗道、苏联火箭之父科罗廖夫都被监禁起来。

苏联不民主的集权制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前进,但毫无疑问,不民主制度对科学事业的潜在危害也是必须要指出的。

苏联体制存在的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潜在危害不仅仅来自于统治者本人,集权政治、计划经济下的科研体制本身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详细]

计划体制下的“创新惰性”——苏联科技繁荣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苏联科学技术事业的运行效率大大降低,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增长速度几乎停滞, 科学产出明显减少。这个现象是随着苏联经济增长显著放缓而同时出现的,这实质暴露了集权政治、计划经济下科研体制的固有缺陷。

哈耶克指出,计划经济根本上的问题就是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不管再怎么严密地制定生产计划、分配计划,靠少数人设计出完美运行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只有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才能较好地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行政指令式的规划逐渐僵化以后,苏联科研投入大而无当、军事民用转化率极低、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科研人员与企业关系不密切的弊病便一一暴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创新惰性”,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科学事业无法持续繁荣。…[详细]

中国科技发展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在最近的访谈中,除去用苏联举例子外,杨振宁还认为“最近几十年中国的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快,这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看法”。他举例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原子弹来,虽然中国(实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他还举出了屠呦呦率领的团队发明青蒿素的例子。

不错,49年后中国能做出两弹一星 、做出杂交水稻、做出青蒿素,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绩,然而,这些成就的成色是有很大问题的。偏科特别严重,跟国防有关的科技得到了全力的支持,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而很多不受重视的项目成就都接近空白,基础研究更是全面停滞。事实就是,在上世纪50、60、70年代的世界科技舞台上,中国的贡献是相当小的。

这当然是因为,中国沿袭了苏联的科研制度,但做得却还比不上苏联——本来对科技的重视就不如苏联,但在搞运动等方面则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杨振宁的同行黄昆、赵九章们的经历不就说明一切了吗?更何谈培养科研人才?据统计,被中科院8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收录的科学家中,从1949年后大学毕业成为现代科学家的区区43人,仅占大陆科学家总数603人的7.1%,其余的都是民国时期接受大学教育或在外国留学归来的。建国30多年后,我国自己认定的培养出来的科学家都如此稀少,钱学森、温家宝都曾表示非常遗憾1949年后中国没有培养出杰出的科学人才,前三十年的科技发展总体水平可见一斑。

事实上,中国科技的大多数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市场经济,开始尊重科研规律,并与世界充分交流后才取得的。杨振宁称中国科技发展快,恐怕主要也是基于最近十几年的印象得出的结论。

科学研究需要自由与民主

与前述推崇苏联“规划科学”的贝尔纳同时,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波兰尼在1940年成立了“科学自由学会”,力主科学的自主性, 反对贝尔纳等人的计划科学观点。波兰尼认为,科学的自主性作为西方所崇尚的科学传统, 一直被认为是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自发的好奇心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科学自主性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自由也是科学技术主体的一项权利, 科学家应该享有这种追求深奥的高深学问的自由。科学的进展往往是由无法预料的步骤实现的, 具有不可预知性和不可计划性, 科学的根本创新离不开科学家个人的自由探索。

波兰尼还认为, 科学的计划化或计划科学有悖于科学的自由前提和自由品格, 因而对科学发展而言并非都是福音, “科学的计划化” 或“计划科学”将会中断“科学”一词所表达的追求, 而代之以另外的一种行动, 那根本就算不上科学, 这“简直无异于杀死了科学。”

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这种自由,往往也只能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体制下才能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最具原创性的科学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在这种国家里产生的原因。

大项目之担忧是杞人忧天:民主国家一样有大项目

其实,贝尔纳、波兰尼的观点各有正确之处,并非不可调和。杨振宁举原子弹为例,强调科研项目要“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仿佛必须要“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才能“把科技推上去”。可是要达到“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非得“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才能实现吗?

实际上,“规划科学”绝非只有苏联、中国这种体制才能拥有,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甚至如今的跨国“人类基因组项目”、“国际空间站”不都是高度复杂、实行规划的范例吗?民主体制下,一样可以有“大项目”。而且在这些项目中,更好地达到了“计划”与“自由”的结合。

俄罗斯民主转型对科学事业影响的启示
俄罗斯数学怪才佩雷尔曼

俄罗斯转型对科技事业的影响或是杨振宁担忧的来源

杨振宁之所以提出“不民主体制对科学事业的促进作用”,担心向民主体制的转变会影响科技事业,其实也并非无的放矢。苏联解体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出现了巨大的动荡,科技事业出现了一落千丈的局面。在“休克疗法”下,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从鼎盛时期的4%左右下降到了只有0.6%,原来受政府大力扶持的科研单位迅速失去了资金保障,科研人员待遇大幅度下降。出现了大量的人员流失,最好的科研人员都去了国外,整个90年代被称为“俄罗斯科学的冬天”。

以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为例,俄罗斯独立以来到现在,一共颁发了5次菲尔茨奖,共有18位杰出的数学家获得此项殊荣,其中有6位俄罗斯人获奖,然而,这6位俄罗斯数学家只有一位生活在俄罗斯本土,就是大名鼎鼎的破解了“庞加莱猜想”的佩雷尔曼,其余的都去了国外。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杨振宁说“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安稳发展的方向。”…[详细]

俄罗斯的教训并非不能够避免

俄罗斯民主转型对科技事业的负面影响,与“休克疗法”有极大的关系,与新的自由体制和旧的计划思想临时的不兼容有很大的关系。这些教训也并非不可避免。

事实上,目前中国无需经历俄罗斯那种休克疗法,市场经济实行了三十年,很多方面已经逐渐跟世界的普遍规范相接轨。在科研领域,只要尽量去除各种干预,如院士评选中体现的、杨振宁自己说的——“在美国,要想成功竞选,是70%靠研究成绩,30%靠关系和做人的态度。但在中国是倒过来的”,通过改革科学院的领导机制,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中国的科研事业不就可以焕发出很多新的活力吗?

当然,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这种或那种的问题,但绝不可能必定得使用“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来保障科研活动“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 而另一方面,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要想杜绝科研腐败,推动科研活动更加自由,在科学界推进民主都是不二之路。


作为迟来的归国者,杨振宁对当下体制的维护,更多反映了他的“家国情怀”;然而,作为科学界泰山北斗,杨振宁是否更应该发出批评的声音,来促进我国科学事业更好的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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