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自由的

为什么说孔子是自由的？要理解这个问题，先要理解封建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同样提出一个简单的请求，请大家忘记你们在课本中学到的封建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完全颠倒了封建的含义。中国确有封建，但绝不是在秦以后，而恰恰在秦以前，确切地说，在春秋及其以前。从尧舜开始，中国就是封建制，但当时为初级形态。在中国，政治上最具有天才的族群是陕西的周人，他们运用伟大的政治智慧创造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叫封建制。西周、春秋就是中国经典的封建制时代。[查看全文]

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发了一篇文章《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引了美国中世纪专家的一句话：“封建制是人的头脑所能构造出的最好的政治生活形式。”为什么？[查看全文]

简单说，封建制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是两个人：一个君、一个臣。这两个人不是奴隶，而是两个自由人。两个自由人相互需要，一个需要其他人的援助，一个人需要其他人的保护，为此，他们订立了一个契约。订立这种契约的仪式，在古典文献中叫“策名委质”，如果是周王册封诸侯，叫“策命”。在欧洲，建立君臣关系的形式是“臣服礼”。[查看全文]

通过策名委质或者策命礼，两个人建立起一种人身性的君臣关系。契约的意思大家比较清楚，就是一个合同，在合同里规定，臣向君提供援助。援助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肉体力量的援助，另外一个援助跟现代的议会制有关，就是建议。我在做事时，你必须向我提供建议。看英国中世纪的历史，我们都会羡慕英国的议会制。实际上，议会制一开始对贵族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以中国为例，本来住在曲阜，现在千里迢迢跑到镐京，向周王提供意见。这当然是一个负担。现代的诸多制度，就是经过很多有趣的变化，最后才形成的。[查看全文]

孔子是自由的圣人

刘业进：如何才能够守护、呵护或者通向联合生存的状态？如何恪守君和臣的契约状况？我觉得如何理解社会科学的事实才是最重要的，如何避免17世纪以来理性成就、科学理性成就鼓舞了我们，使得我们对个体、理想抱有不恰当的理想，有那样的成功经验组织我们的生活，组织如何联合的制度安排，这有一定的误致，这个误致导致了21世纪的很多灾难，那如何达到联合生存，要清理误解和误致，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不能搬到组织社会、组织经济和政治社会，如何才能够避免这种误解？就是如何理解联合生存的现实和状况，如何理解社会科学的事实。对社会科学事实的理解是大家都认为他是的就是的，那个事实依赖于大家同意、认可和接受，但有些事实与关联者没有关系，与大家任何同意者没有关系，埃及总统将埃及统治了30年，大家害怕他，因为这种害怕而接受他，但害怕消失之后，他就不是统治者，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事实。在这个时代为了达到对联合技艺的理解，对社会科学事实的理解，有必要回到传统，尊重传统，尊重那些我们没有理解却在使用的东西。这是我今天说的，我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查看全文]

我简单回应一下，刚才他提到一点，君如果不遵守会怎样，也就是说儒家的理想怎么实现，有没有可能实现。我刚才提到了董仲舒的贡献有一个论证：在50%或者60%的程度上实现理想，但还差一些分量，为什么会差一些分量需要分析，我把他为什么会成功的经验分享一下。限制君主、主权者有三个方式：第一，说服他，相信他是一个理性人，就像现在的经济学者做的工作，我告诉你，出台一个政策对你的长远利益不利。问题是，统治者从来不考虑长远利益，只考虑短期利益。所以，理性的说服通常会失败。这个时候就要用其它的办法，儒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吓唬他，让他有敬畏，告诉他要服从一个神，服从一个超越者。这是董仲舒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在现在的哲学史和思想史中都被忽略了，尤其是邹衍的重要性。邹衍是让儒家变成宪政主义力量的先知，他开始做一个工作，就是重建天道信仰。周人封建制是礼治。大家为什么要遵守礼？这个礼和法律不一样，法律有强制的执行体系执行，有警察、城管，但封建时代没有，靠什么？一靠君臣关系相互之间约束，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信仰，对天的敬畏。每个人都敬畏天，所以每个人自觉服从礼，这使得大量的强制执行没有必要。到春秋后期以后，天道信仰开始崩溃，到战国时代，除了儒家之外的所有人都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儒家做了一个工作，从邹衍开始有意识地重建天道信仰，到汉武帝时代，一个信仰体系完全建立起来了。皇帝从天变成了天子。天子概念是崇拜皇帝还是贬低皇帝？其实是贬低皇帝。由此大家可以理解《孝经》在汉代的重要性。儒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孝经提到比《论语》还高的高度？《孝经》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了约束皇帝。从这之后，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天，但天之下还可以其它信仰人和神，佛教和基督教都可以容纳到这个信仰体系中。我现在没有想出一个特别恰当的概念，来概括天的信仰在中国人信仰结构中的位置，一个人完全可以信仰天，同时可以信仰基督教、佛教。另外是力量，就是会社，公民的联合。历史上，每一次儒家复兴，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党结社。没有力量，念书根本不管用。重要的是联合，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朱熹写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文献“为朋党做辩护”。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康有为、梁启超根本没有接受西方的学说，而自然而然建立了一个政党。这对他们说来说是传统的技艺，不需要外外国人学习。这是儒家自身的传统。因此，限制君主就需要综合运用这三者：理性、敬畏和力量。[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