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中午，山东省泰安市发生了刘鲁民、刘建军兄弟持枪袭警案，致3名警察、1名协警殉职。…[详细]
随着更多信息的披露，人们发现这起命案本有可能避免。刘建军自1985年至2000年因故意伤害罪、盗窃罪两次被判刑，第一次被判无期徒刑，却只坐了不到五年牢就出来了；第二次则被裁定假释。如果没有这两次蹊跷的出狱，现在的袭警案难道不是有可能避免吗？
纵容催生悲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刘建军本是干部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刘文瑞历任山东某团团长、某旅副参谋长，正团职，上世纪80年代离休后享受副师级待遇，住在干休所的“将军楼”。1983年，曹某与刘建军发生纠纷，曹某的男朋友刘某和三哥曹希明去找刘建军讨说法，结果曹希明被刘建军用猎枪（不知道和这次所用的猎枪是不是同一把）打死。刘建军因此案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不到五年就出来了。…[详细]
1983年是著名的“严打”之年，在当时的法治环境中，很多被告人受到极其严苛的重判。最著名的莫过于青年演员迟志强，因为开舞会被定流氓罪获刑。最近媒体热议的“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罪犯”牛玉强也是在那场严打中被抓的，他被判处死缓，他的罪行是：抢过一次别人的帽子，以及打了一次群架。而当年在干休所里，刘建军开枪杀人，致一死一伤，仅仅获无期徒刑，实在匪夷所思。更蹊跷的是，依80年代的《刑法》规定：因暴力犯罪判处无期徒刑的，不管假释还是减刑，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年，而刘服刑不到五年之后，就不明不白出狱了。此外，他究竟有多么出众的狱中表现，才获此减免的殊荣？也可能刘建军走的是保外就医的通道，但是记者采访的众多知情人并没反映他有过什么严重疾病，而且他出狱后又是跑到曹某的单位告状，又是盗窃，这像是需要保外就医的人吗？…[详细]
据泰安警方介绍，刘建军曾犯盗窃罪，于2000年被假释。警方还未透露详情，但干休所一位住户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末严打期间，刘建军住处搜出很多摩托车，因盗窃罪被判重刑，2000年4月被法院裁定假释。《刑法》规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累犯不得假释。就算刘建军坐牢不满5年，那也得1988年才出来，几乎是紧接着就又犯了盗窃罪，已符合累犯的定义，法院是根据什么裁定假释的？此外，假释期也是考验期，在这个期间被假释的罪犯应该循规蹈矩，司法部门则应予以监督。但据知情人反映，“出狱前两年，干休所每次打架都有他”，这是怎么监督的？…[详细]
绰号叫“虎豹”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1995年4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流氓罪和非法拘禁罪判处其死刑。但同年11月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却改判邹显卫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判决下来后，邹显卫通过各种关系转到辽宁省大连监狱服刑。从此他就过着“皇帝”般的生活，监狱把他安排在远离普通牢房的单间里，房间里有冰箱、彩电、电话等生活用品，两名犯人充当勤杂人员为其服务，随叫随到，简直可以在监狱里呼风唤雨。之后大连监狱为他造假立功等，为他减刑两次。因为监狱中获得的自由毕竟是有限的，于是，这一伙人又商量着给他办个保外就医。以至邹显卫率团伙持枪在大连开发区一家洗浴中心寻衅滋事，开枪打死一人，重伤一人。…[详细]
武汉“黑老大”张成义在1991年因盗窃罪、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1996年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又屡屡犯下血案。…[详细]
在知网中搜索可知，无论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这三项减弱刑罚力度的规定都被大肆滥用。仅以保外就医为例，八十年代有“北京市某区调查, 罪犯保外就医的法律文书不齐或没有法律文书的占总人数的62%”；九十年代有“北京90-94年间，一保到底, 以保代放现象严重, 占173名保外就医经济罪犯的95%以上；新世纪有“2004年5月到9月，全国检察机关在专项行动中一次性就纠正违法保外就医1566人”。2009年，重庆出台了打击不当减刑和假释的“三个一律”，严格地说，法律本来对减刑和假释就有明确规定，本不需要再出什么“三个一律”，而且”三个一律”这种一刀切的规定，与法律是有抵触的，但正是因为刑罚执行的腐败太过严重，才促使用“三个一律”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限制。…[详细]
通常来说，判处死缓两年后一般会减刑为无期徒刑，而无期徒刑两年后一般会减刑为20年或者15年，如果“表现良好”，又可以继续减刑或者假释。如果将所有的“优惠政策”用足，死缓也只要坐个10来年牢就可以回家。因为减刑、假释并不需要开庭审理，不在阳光之下进行。因此，坊间戏称“死缓犯等于12年、无期徒刑等于10年”。而保外就医更是只由监狱单方面决定，甚至不需要司法审查，外界对其监督更难。这样的刑罚执行“潜规则”，减弱了对犯罪的威慑力，助涨了罪犯的嚣张气焰，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悲剧：“这次泰安警察上门调查，被刘建军隔着门打倒，真跟当年（打倒曹希明）一模一样。”…[详细]
刘家庭3兄弟，两个开枪杀人，一个策划杀人，现在一个自杀、一个重伤、一个可能面临死刑。在这次的命案之前，他们就有杀人的，有偷盗的，有找情妇的，可谓作奸犯科。受访的邻里提起他们兄弟皆是大摇其头。这样一个在当地颇有地位的家庭，怎么出来的都是不肖子弟？
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分析道：刘文瑞在抗日时期参加革命，官至正团级，离休后享受副师级待遇，比起一些开国元勋来说，确实地位并不高，但在一个小地方，这样的资格、职位还是能给子女成长提供平民家庭难以期冀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刘文瑞多半是那种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大字不识几个的农家子弟，参加革命后九死一生活下来，有了相应的地位和身份，他本人的个人素养并不会因此得到多大的提高，也难以很好地教育儿女。在教育跟不上，环境却更优越的情况下，男孩子惹事的天性将会得到纵容，家里儿子多，几乎相当于养了一群老虎。…[详细]
干休所内部人士说，“1·4”枪击案中出现的双管猎枪在多年前就曾出现在2号“将军楼”。“那是用来打兔子的”，这名人士说，1996年10月1日，在我国《枪支管理法》出台之前，干休所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枪支。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发射铅弹的气步枪在当时也很流行。随着国家法律的完善，这些枪支有的被收缴，有的被主人主动拆毁，但刘家的猎枪一直保存下来。因为干休所特殊的社会属性，在当地警方的历次缉枪行动中，这杆枪成功躲过被收缴没收的命运。…[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