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民主失灵注定悲剧?

第十七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南非德班举行。今日,这次开始就不被看好的会议曝出了中国与美国的强硬碰撞——美国要求中国强制减排,而中国则反击只会在欧美完成自身义务的情况下才会法律强制减排。…[详细]

 

 

有人悲观的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样互相拆台,气候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也有人认为,“全球变暖”本来就是一个国际政治游戏,气候谈判能否成功无足轻重。对于气候谈判,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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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全球变暖不是阴谋论
著名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海报

关于全球变暖的“阴谋论”站不住脚

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引发全球关注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什么是“全球变暖”以及“碳减排”的必要性,反面的意见也越来越有舞台。很多阴谋论者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关于气候变化的主流说法是夸大的、不真实的,或者认为,至少“全球变暖”不是人为引起的,自然因素才是主要的,“碳减排”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而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曝出的“气候门”、随后曝出的“喜马拉雅冰川门”、“亚马逊森林门”,以及早就引发争议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里的“曲棍球杆门”则在很大程度上让不少人相信了“全球变暖”确实是个阴谋——联合国和科学家们在欺骗大众。

然而,人们对“阴谋论”的信任往往并非建立在对这些“门”有过详细考察的基础上,而仅仅是因为这些“门”迎合他们心底的猜疑。事实上,对于数千人参与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报告,想不出任何差池也是很困难的,科学家们也做不到不犯任何错误。经调查,“气候门”被证实并没有人操纵、隐藏关键数据,虽然确实存在研究不够公开的问题。而“冰川门”、“亚马逊门”都是因为负责撰写IPCC报告第二部分的第二工作组错误地引用了NGO组织不靠谱的研究成果,但这整体上并不影响IPCC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判断。至于更早的、被广泛宣传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造假”二氧化碳浓度的“曲棍球杆门”,经美国国会、科学院多次重新复核,“曲棍球杆曲线”整体上是没有问题的。…[详细]

这些“门”确实增加了全球民众对“全球变暖”学说的不信任感,这是科学家们的严重失误,但这并不表明“阴谋论”的质疑就是对的。

“人类导致全球变暖”在科学界确实有争论,但支持与反对之比为97%比3%

“阴谋论”且不提,还有一种怀疑主流说法的论调是,“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并不是科学界的共识。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冒出来各种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就是明证——科学界自己还没定论呢,就向公众推销,太着急了吧?况且,很多人认为,持反面意见的科学家敢于“说真话”,他们的结论才是可信的。

这又是想当然的看法。国际上确实一直存在对“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这一说法持不同意意见的研究人员,甚至还成立了一个与IPCC唱反调的NIPCC组织,来宣扬“并非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国内有一些学者也据此认为该问题仍有争议,不宜下明确的结论。

不过,这个说法也忽略了更重要的事实。支持“人为导致气候变化”学说与反对该学说的科学家的数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国际科学界一直有针对科学家群体关于气候变化看法的调查,例如,自2007年到2011年,这5年内有过5次分别由不同组织发起的调查,几乎每次结果都显示高达95%以上的科学家相信“人为导致全球变暖”,最权威的一次来自美国科学院,多达97%到98%的气候领域科学家支持IPCC关于人类行为引起气候变化的结论。持反对意见的仅不到3%,而且绝大多数并非气候领域的权威。…[详细]

为什么要相信科学界的主流意见?

或许有人说,谁能保证那3%的少数派中没有“爱因斯坦”呢?希特勒不是曾组织过100个科学家反对相对论吗?谁能保证IPCC的结论必定是正确的,有一天证伪了怎么办?

去年255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发表了一封关于气候变化与科学完整性的公开信,里面对此有很好的解释:“科学结论总会有某些不确定性;科学永远不绝对地证明任何事情。当有人说社会应该等到科学家能绝对地肯定时再采取行动,这等于说社会永远不采取行动。对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可能造成大灾难的问题来说,不采取行动会让我们的星球冒着危险。”;“科学家像所有的人一样会犯错误,但是科学过程被设计了寻找并改正错误……当某些结论已经过全面和深入的检验、质疑和检查,它们就获得了‘充分确立的理论’的地位,常常被称为‘事实’。”; “气候变化现在已归到了这个范畴:有确凿、全面、一致的客观证据表明人类正在改变气候,因此威胁着我们的社会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IPCC的报告并没有说地球会百分之百变暖,但随着证据越来越充足,这种可能性正被越来越高地肯定,IPCC称全球变暖的可信性达到了90%,显然,我们应该为这90%的可能性未雨绸缪,而不能对那10%的小概率事件抱以希望。否则一旦全球变暖的形势不可逆转,那到时真的是哭都来不及了。…[详细]

碳减排这种重大决定,难道不可以质疑吗?

很多人认为,全球变暖以及碳减排这种全球重大问题,应该得到质疑。确实,这种问题可以质疑,也应该受到各种诘问和检验,然而这只能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才能去质疑。否则光有探索精神、质疑精神,靠着本能和对相关知识的一知半解,就去质疑如此多在该领域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的集体结论或独立研究出来的相同结论,这除了“勇气”之外,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可悲的是,因为想有理有据的质疑某个结论需要下很多功夫,而人往往喜欢偷懒,所以很多人包括媒体就选择了既显得万能又显得与众不同的质疑方式——阴谋论。而即便把阴谋论驳斥得清清楚楚,很多人还是会说“我就是不信”……而这,正是减排难题最大的群体基础。…[详细]

民主失灵之一:多数民众无法理解减排的急迫性

到底有多少人选择“我就是不信”?据国外统计,72%的新闻报道怀疑或者否认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普通民众持这种看法的在近年的一次调查中高达74%,这还是在减排先进国家英国的调查。除去各种“门”的恶劣影响外,还有什么因素导致多数民众不相信人类导致气候变化?不理解减排的急迫性?

比起气候变化,更多人关心废除核电站

喜闻乐见的阴谋论在中国、美国都很有市场

与转基因问题一样,在中国,“全球变暖”、“碳减排”往往被一些人描述为西方特别是美国限制中国发展的“阴谋”,是另一种“普世价值观”和“西方中心论”,用以欺骗中国人。这些人对“气候门”、“冰川门”等都非常感兴趣,但一旦跟他们讲到底什么回事,反而会质问你“什么动机”。这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思维受众很广,不过他们都忽略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对全球变暖、碳减排也很不感冒。

作为在气候问题上一直“拖后腿”的发达国家,美国人特别是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西方普遍看法相当不同。不仅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今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大多也对气候问题非常不感冒。例如佩里就称“我认为大量的科学家一直在操纵数据,让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的项目里”,另一位热门候选人罗姆尼原先曾担心人类改变了气候,但最近也立场软化,称“我不知道是否主要是人类造成的”。类似的言论让保罗克鲁格曼撰文批评共和党是个反科学的政党。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美国政客,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根据一个关于公共政策的普遍调查,在爱荷华州的共和党选民中,只有21%的受访者相信全球变暖(只有35%相信进化论)。虽然美国人大都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长期对立,还是蒙蔽了很多人的看法,这与97%的美国气候科学家相信人类导致气候变化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科学与民意并没有太大关系。而由于民主社会做决策必须重视民意,导致了正确的意见被忽视,而错误的意见成为了决策的依据。…[详细]

民众对“火烧眉毛”的事更关心

民众不理解碳减排,除去本身知识能力的不足外,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全球变暖”的后果没有那么迫切。比起核武器实验、核电站泄漏这类看得见的恐怖,“全球变暖”在民众关心的排行榜上自然是要往后排的,甚至不惜实行更迫切的政策来增加碳排放,阻碍全球变暖。

例如,经过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全世界都开始谈废核,前日台湾“大选”电视辩论,马蔡宋三位候选人都在谈“非核家园”,差别无非时间表不同而已,没有人敢说保留核设施。但显然,废除核能至少在短期内是要以消耗更多化石燃料、排放更多二氧化碳作为前提的。但因为这并非“火烧眉毛”,其优先度就得往后退了,殊不知“减排”若减晚了,其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而更多的人: “反正有空调,谁管窗外事”

前两年,有媒体曾调查“未来十年国家最大挑战”,第七名才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这与气候问题还不完全一致。显然,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担心,远不及对腐败、高房价、贫富不均的关心。全球变暖喊得响亮,但真正关心的人并不够多,还不如中医、转基因等问题来得直白,容易参与,毕竟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气候模型和计算公式,对气候变化的危害缺乏深刻体会。“反正有空调了,气候变热真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吗?”这种心态仍然很有市场。

民主失灵之二:大国博弈陷入“囚徒困境”

民意基础如此,反映到政府行为上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各国政府对气候问题的担忧程度并没有高到大于贫困、和平等别的议题,所以尽管气候大会进行到了第17届,气候问题仍然看不到光明的解决路线,而近年甚至遇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困难。

奥巴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越来越玩不转了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定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并作为国际环境合作原则。意思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国际环境义务时,责任不同。具体在减排这个问题上,就是发达国家有规定额度的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是自愿减排。这是针对20年前“南北差距”相当大的情况下制定的原则。这也是联合国民主决策机制之下的成果。

然而,20年来,随着多极化的发展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相对衰落,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从占总数的到超过60%降到现在的不足50%,而所谓的“金砖国家”的温室效应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增长的都要快——尤其中国和印度的增速是其他国家的五倍。这样,原先划定的标准就引发争议了。例如,中国目前的人均年碳排放量就已经与欧洲的部分国家接近,虽然有“历史总排放”一说,但无疑很多发达国家已经不愿意看到中国继续享用“有区别的责任”——虽然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单位GDP碳排放将在2020年时比2005年下降45%,但在总排放量上,到时很有可能是09年时的两倍。这对需要承诺减排总量的发达国家来说,是不愿意接受的。

气候谈判除了涉及减排义务问题,还涉及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今年气候会议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想要在“钱”的问题上谈妥无疑难度更大。事实上,京都以降的每次气候会议上,各国均原则上承诺及认可总体协定,但实施中却把本国的经济利益置于首位。显而易见,该模式下的气候谈判进展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很可能是越来越有限。…[详细]

但“对抗逻辑”不可能消失

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便在气候问题的谈判空间和预期都不断变得恶劣,各谈判国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既不能说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发展权利、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是错的,也不能说西方国家坚持主要发展中国家必须承诺具体减排义务才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错的。但眼见的事实是,谈判各国给出的条件都越来越苛刻,越来越难达到一致,甚至连减排领头人欧盟都说只有其他国家做得好才会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把减排额度从20%提高到30%。所以,中国在谈“法律强制减排”时提出5大条件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公地悲剧”来讲,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谁也不会主动牺牲超出自己能承受的代价,去让别人获得利益。尽管这个“公地悲剧”的结果就是,各国的减排量总和达不到哥本哈根会议定下的气温增加控制在2度之内的目标,全球变暖变得不可逆转。

近日,加拿大宣布年底退出京都议定书,再次为这“公地悲剧”的出现打上了不详的阴影。

而另一面,最近好多科学家认为ICPP预测太保守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结果显示,IPCC设想的最糟糕情况,只是他们计算的中度可能性。…[详细]

气候谈判注定是一个悲剧吗?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姆

民主失灵,要用威权主义解决气候问题吗?

有悲观者认为,气候问题已经无法在现有的民主政治框架下和国际民主决策秩序下解决,因为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及唯增长论的传播,使得大多数人类意识不到气候问题到底有多迫切,而轮换制的民主政府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后果。很多气候问题的关注者都觉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只有走统一管理这一条路——由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科学委员会来处理一切问题,用“公地悲剧”的提出者哈代的话来说,由某位“皇帝”来统一分配资源 。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在“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且不说是否有实现这条道路的可能,威权主义迄今也无法解决本身权力控制的问题,更不用说当今解决环境气候问题较好的国家都是民主体制的国家。

抛开京都议定书、抛开减排义务谈判,或许没那么悲观

但问题也并非一定无解,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姆的研究课题正是“公共资源应该如何保护才更加有效”,她另辟蹊径,通过对阿尔卑斯山牧场和日本公用山林等一系列公共财产管理实例的研究,提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更加有效的管理方式。她把自己的理论叫做“多中心治理”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民间自发产生的管理模式完全能够担负起管理公共资源的任务,甚至有可能做得更好。

她的理论认为,不必依赖国家政府层面的决策,只要宣传得当和有这方面的需要民间自发完全有可能开展减排。截止到2009年底,美国有34个州制定了各自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Climate Initiatives),还有3个州正在制定当中,只有盛产石油的南方州和几个西部偏远州没有动作。同时,很多新兴发展国家也都在非强制的情况下,提出了各自的减排计划。尽管这取代不了京都议定书,但无疑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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