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赵尧武伤重不治

医疗保险帮不了他们

吴远碧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医保两头都难靠

1.“新农合”：制度设计上就忽略了流动的农民

对于重庆农妇吴远碧来说，参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本是正常选择。然而对于他们这样早早离开原所在村落，来到城里务工的人员来说，参加“新农合”却不是那样容易：

新农合制度设计主要针对农村常住农业人群，忽略了流动的农民群体。常年在外，造成他们不了解村里“新农合”政策的具体措施，报销比例、手续搞不清楚，甚至对自己是否具有入保资格都不清楚。并且，农民如果要在城市里享受“新农合”的医疗服务，不仅报销医院受限，报销金额受限，最多仅仅可报销20%左右，他们还得返回原籍报销。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这些障碍很容易打击他们入保“新农合”的积极性。…[详细]

2.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需要办理暂住证，并且大病报销金额也不足

除“新农合”外，吴远碧还有一个选择是办暂住证，然后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然而，每年120元的参保费，对节衣缩食成习的她而言，不是一笔小数目。在短视的利益权衡下，许多人宁可承受“飞来病祸”的风险。

另外，虽然参保可享受60%的大病报销，但如果是真的大病，那40%不能报销的金额也会让农民工承受不起。对于吴远碧来说，5万元的手术费自己也需要承担2万元，难以承受。…[详细]

吴远碧没有工作单位，所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她参加不了，而对于很多在工厂里打工的农民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跟单位签合同，因此不能参保；还有一些农民工则因为不能全国统筹或者手续麻烦等原因也不愿意参保。

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难以统一管理，政策宣讲难以到位，这也是造成他们较难成为医保对象的原因。…[详细]

农民赵尧武参了保，但是按照规定，不属于“新农合”赔偿范围

对于农民赵尧武来说，已经参保“新农合”的他同样没得到医疗保险的赔付。在这起车祸中，由于存在第三方的责任，按规定，有第三方责任的交通事故“新农合”不予赔偿，而是直接找责任人。然而，这起事故中，赵尧武要负主要责任，且事故另一方也是个受了伤的农民，家里也穷，结果一分钱也没赔。不过这个规定并不只存在“新农合”中，几乎各地的医保都有这样的条例。

事实上，即便“新农合”肯给予他保险赔付，赵尧武也拿不到这笔钱。因为直到他伤重去世的时候，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仍然还没出具，没有这个认定书，赔偿程序都无法开始。法律程序是否太不够人性化？这也成为一个争议话题。…[详细]

社会救助各自为政，互相“踢皮球”

在这两起悲剧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在于他们寻求相关部门帮助时的无助。赵尧武的侄子按顺序先后找了交警队、市长热线、医院、镇政府、民政所、民政局、慈善总会，甚至直接找到了市长，但所有单位都没有解决医疗费的问题。病急乱投医下，还找了省公安厅、财政厅、民政厅、省红十字会、卫生厅，但连回音都没等到，赵尧武已然伤重不治。

吴远碧的遭遇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虽然不乏她和她丈夫自身性格的原因，但究其结果而言，不管是派出所、信访办还是县政府，都没有彻底尽到救助这位病患的义务。当地政府表示，吴远碧的病不在“大病救助”之列，只是建议她参保“新农合”。在走投无路之下，吴远碧最终选择了剖腹自医。

出现这种“踢皮球”的现象，很大原因是权责不明，所以互相推诿。比如，2010年1月1日实施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交通事故受害者不能按照交强险制度或者不能从侵权人处得到赔偿时，可以通过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获得及时抢救或者适当补偿。但是，济源市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没听说过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交警尽管听过，但却“不知道在哪儿能领到这笔钱”。相关单位既不清楚自己有否实行救助的义务，又不能告诉患者到底应该找谁，这种“社会救助”效率自然是十分低下的。…[详细]

“无领导，无救助”模式不利救助渠道正规化

在这两起不幸事件中，在生命垂危时刻，他们都找到了市领导，与往常我们在新闻报道里看到的“解决问题”的模式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两次结局是令人悲伤的。但在通常情况下，屡试不爽的救助模式是：极端行为让媒体广泛报道，媒体报道引起领导重视，在领导关怀下职能部门积极行动，媒体再积极报道领导关怀下受助者如何摆脱困境。…[详细]

当然，凡是救助都是好事，但是并不是所有处于困境之中的农民工都有做出极端行为的勇气和被媒体报道的幸运。如果总是这种领导关怀下解决问题的救助模式，则会造成两种心理倾向，一种是解决问题的社会资源会更看重领导的态度，一种则是让潜在受助者更倾向用非常规的方法引起“领导的注意”。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利于建设一个正常、健全的救助制度的，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随时都能对任何民间疾苦做出积极回应，并展开救助。

这种靠吸聚眼球的救助模式，对民间救助也造成了影响。例如属无奈之举的“跪行救女”策划，长远来看也不利于正规救助渠道的建设。

中共革命时期组织的农民协会证

弱势的农民享受着“负福利”

农民得不到社会救助的根源，在于建国以来长期城乡二元化、“剪刀差”造成的农民地位低下、权益与城市居民不平等。这种情形不仅目前存在着，而且放眼看将来还将长期存在。就拿医保来说，虽然已经差不多实现了“全民医保”，但从实际保障程度来看，仍然远不是全民均等意义上的医保，依然呈现为一种高度分割的“碎片化”格局——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农民、城市居民、城市职工、公务员等，分别实行保障待遇从低到高的不同医保制度，如新农合、居民医保、职工医保、公费医疗。而根本没享受到医保的人群，主要也还集中在农民和农民工。…[详细]

而相比起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会人为把医保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按“户口”划分为几个不同等级的类别，事实上，他们连“户口”的概念都没有。

弱势的农民如果长期处于不公正的地位，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种种光怪陆离的乖谬——吴远碧这种自残式的逆来顺受，“跪行救女”这种“出卖自尊的苟活”，以及“钱明奇式的反抗”。

活路在哪：让农民组织起来，发出声音为自己说话

农民权益受损，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问题也受到社会上极大的关注。可是归根结底，别人为农民说话，何如有个组织让农民说出自己的话；别人维护农民的权益，何如有个机制让农民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农民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别人如何代他维护？如吴碧云的丈夫曹云辉，据居委会介绍：“这十多年来，他再怎么困难，也从来没见他来找过我们，更没有将妻子的病跟我们说一说。”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替他说话？

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农民都曾被组织起来过，但当时的目的是为了闹革命和合作化生产。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只有政权上的组织，但却没有自发性的行业形式的组织。农民必须自发性的组织起来，而不能“被组织起来”，才能成为一个能发得出声音的团体，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所有人都替代不了的。如果担心农民组织起来后与组织化的农民“交易成本太大”，从而拒绝让农民组织起来，那么“新农村建设”就很可能一直存在上述的这些乖谬。而相反，如果农民能够真正组织起来，那么不管是政府对农民的福利保障，还是民间救助渠道，都会自然而然地正规化起来。…[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