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文化沙龙第八场 陈丹青、梁文道：谈谈大学，聊聊理想

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查看全文]

梁文道：在中国我觉得广西师大还算不错，起码你交了钱就能进来，有很多地方是你交了钱都未必进得去的，比如说北大、清华。有时候我能够胡混进去，但是按最严格的标准，我要去北大、清华这几个学校的话，理论上我是要先过门卫那一关，我要亮出证件证明我是老师或者学生才能进去。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中国这里，我们所有大学都是公立大学，都是国家的，但是校园虽然是公立的、国家的，却并不一定是公众能够进去的，这就相当于中南海是国家的，但并不是每个老百姓都能走过去的，不要说走进去，走到门口都有点危险。我想到，我常说一个事，很多年前我去美国UC-Berkeley。那是第一次去伯克莱加大分校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它的图书馆。我进它的图书馆，我发现很多加州的州民，旧金山的市民，是可以随意进去那个学校图书馆的。而且更惊人的是，我看到有一个像流浪汉的人，头发特别长，身上很脏，衣衫褴褛，他就走进了学校图书馆。干什么呢？借书。我赫然发现像流浪汉一样的人居然能走进这么有名的大学图书馆借书。我当时也不懂事，还很好奇地问了图书馆的人，他们跟我讲他拿了美国的驾照，在美国驾照就当身份证一样用的，他原来有驾照，虽然是流浪汉，但是他证明了他是那个地方的市民，他就有权进来，不仅是看书，每人还可以限借三本。我就问：“为什么？不是只有你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才能借书吗？”他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是公立大学，我们是纳税人给的钱，我们服务公众，我们是社会办的学校。” [查看全文]

梁文道：大学跟公众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再讲大学种种的理念，我们要了解它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一开始并不像今天这样，因此今天我在这里要讲的任何关于大学的背景、关于大学的理念的阐述，都是从今天往回看的一个重建的过程，都是从今天往回看了解一些理念后设的理由。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科学，大家知道做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一定要有注释，你引述了别人的东西要有注释，要有注脚，要有注解。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注重这一点，你不能引了别人的东西而不加注释，要不然人家会觉得你这是抄袭。当初之所以有这样的体系，在19世纪末开始流行，也是因为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但是现在我们为它找到后来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一般的说法是这样的，为什么学术人文科学需要有这样一个注释体系呢？是为了表示它言而有信。但是一开始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面对自然科学竞争的时候，觉得要保持住自己的科学地位，需要采纳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办法。那时候人文科学受到很大的压力，自问：“我们到底叫不叫科学？”自然科学为什么能叫科学呢？那是因为从培根以来，实验方法，尤其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倡导下，实验成为自然科学很重要的东西。实验是什么？就是今天我做一个实验，发现什么东西，我把这个程序、设备、环境、条件下的东西写得清清楚楚，于是各位你回去，你按照我说的那些条件、环境、设备，你自己弄一个，你会得出跟我一样的实验结果。这就是说实验是一个公器，任何人来做，你应该按照我的步骤都可能能够检测我做的这个实验的结果，因此它那么可靠。那么人文科学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办呢？人文科学就是我引述了一些材料，我找到一些东西，这个东西不是我瞎掰的、虚构的，比如说孔子说过什么话，我是引述的，我从哪引述的呢？我从这本书引述的，比如说《论语》，《论语》的哪个版本呢，第几页呢，我都写得清清楚楚，于是各位回去查都查得到。所以学术上的东西需要有公众的检测的可能，不是一帮学者关起门来说了算。就算公众不管你，今天哪有很多老百姓会看学术论文，但是我们必须假设公众的存在，我们的成果、我们的研究要交给他们，他们能够验证，他们能够做评判，东西是要交给他们的。 [查看全文]

当下大学的主流价值观[查看全文]

梁文道：而在今天的中国，我觉得最让人难过和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对学校的殖民，我用“殖民”这个字眼，是用德国大哲学家哈贝马斯讲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这个概念，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国家的大学就被殖民了。被殖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方面常常强调大学要灌输，要提倡一些所谓主流价值观，当然主流这个字在中国也是很奇怪的字眼，为什么？一般我们讲主流，mainstream，在别的语种里面指的是社会上绝大部分人认可的、信服的、服膺的一套价值观，但在中国有不同的意义。在中国主流价值观指的是官方认定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其实不一定是社会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也许就是看到佛山的小女孩王悦倒在地上不要管她、别惹麻烦，也许是看到一个老太太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先来辩论要不要扶她。这才是(当下)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查看全文]

谈谈我的理想[查看全文]

陈丹青：可是我有没有小的理想呢？我有理想，但是我很难确定那到底是理想还是欲望。比方说我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甚至到现在做梦还有这个理想，我现在明白其实是欲望，就是我希望调到对访（音）生产队。就是我在林都县黄石公社石子头大队竹山生产队，是我当时户口下必须写的名字，可是我跟另外两个男孩子和三个女还孩子是分得最远最远的生产队，我们寄一封信，买一瓶酱油，要走来回50里路，当时还要过一条江，可是我们同学校有另外一组学生就分在对访，这个对访就在公社公路旁边。我当时朝思暮想就是有一天能够从竹山生产队调到对访生产队，这样的理想一直在我的潜意识里跟到纽约，有一天我做梦还想到我也许会调到对访生产队去。所以我今天非常理解在座的大学生，一届一届的大学生，心里也有一个欲望，就是我能不能通过高中考试，我能不能通过大学考试，我能不能走出这个村子考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能不能离开广西考上复旦大学，或者同济大学，或者北京的清华大学或者北大。我非常理解今天的青年，他想离开自己的处境往上走，我当时的往上走就是对访大队。 [查看全文]

陈丹青：今天大家的欲望我不愿意称之为理想，上大学是人权，是最起码的权利，如果你想上大学也是一个理想，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那我们姑且就称它为愿望。此外我记得的我终身没有放弃的欲望，我不敢说它为理想，就是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画家，结果我达到了这个理想或者我满足了这个欲望。可是大家可能不太相信，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家伙，说这个家伙是个画家，哪张哪张油画是他画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有16岁的时候，我有18岁的时候，我有20岁的时候。我非常不清楚，因为我真正的身份是一个知青，是一个不能到处流窜的人，身无分文的人，连户口都没有的人，我非常不确定，我能不能变成一个职业的油画家。这个心要放下来，一直要到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考上了中央美院，我才知道，OK，我可能有一种保障我真的可以做一个油画家。虽然我从1968年就开始画油画，画毛主席像。所以我不愿意把它抬高为理想，真的是一个强烈的欲望，这个欲望在我25岁的时候我满足了。我满足以后立刻另一个欲望出现。[查看全文]

陈丹青：大家可能知道叔本华给过我们一个公式，说人类永远是在两个状况之中徘徊，一个是欲望，一个是厌倦。当你一个欲望达成，紧接而来就是厌倦。你要这个女人，拿到了你就开始厌倦她；你要住进这个房子，你住进去了你就想另外一个房子；你的目标是一百万，等到你一百万在手你想的是一千万。这个就是人类的欲望——厌倦——欲望——厌倦这么一个无穷反复的过程。而这个学说事实上来自佛教。我满足了我的欲望，进了中央美院，毕业以后果然留校了，留校以后每个人都祝贺我，说，哥们，你的户口进了北京，你现在是一个全国初有名声的油画家，可是我一点不满足。我说实话，你们可能不相信，真的，我一点都不满足，因为我新的欲望又来了。什么欲望？我没看过原作，我已经变成油画系的教师可是我一路崇拜的伦勃朗、毕加索、马蒂斯、梵高，他们的原作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在没有看到他们原作以前，我是不算数的，我不安，我要去看，这就有了我1982年出国，事后大家说你最牛B的时候你怎么就跑掉了，如果你不跑掉，这个时候你肯定是哪个哪个学院的院长。所以这个时候欲望和理想来了，我忽然发现我有资格说我想去看原作，我想做油画家，实际上可能有点理想的成分，并不完全是欲望，因为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希望做一个油画家，还是想看那些看过无数遍的原作，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弄明白他们，我也觉得我没有画得足够好。我今年已经快60岁了，可是16岁时候的理想，25岁的时候理想，还没有实现，或者，自以为正在实现中。但我不觉得是欲望，现在我可以这么说。 [查看全文]

陈丹青：那么反过来，我相信在座诸位你们学的专业不同，你们每个人的欲望也不同，但是以我跟大家接触，我相信大家最焦虑的是我能不能毕业，我能不能拿到学位，我能不能有口饭吃，在合资公司也好，在国家的单位当公务员也好。我看我的同辈，他们也是被各种欲望焦虑：老子处长当十年了，什么时候当局长，跟我一个班的同学已经当了司长，我现在还在当处长；可是当了局长的，你以为他晚上能睡得着觉吗？他还想当部长。我们的官文化啊，这些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展，可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过，渗透到我们所有的价值层面。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