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预言三峡大坝终会被炸掉

1.预言三峡大坝根本不能建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黄万里教授曾就三峡建设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反对建设三峡大坝，然而未入选论证专家组的他意见并未受到十分重视。为此在1992年三峡工程兴建被人大批准之后，多次上书中央领导，痛陈修坝的危害和难处。在一封信中，他预言三峡大坝根本建不起来：

“若一意如此进行修建，终将因发现卵石在葛洲坝上游沉积量已达几亿吨；或移民实在困难，耗费极巨，无法推动；或领导觉悟此坝成本太大，不如百万千瓦中大型水电站成本低、收效早；或国家拨款困难，不能如期进行等等原故而被迫中途停工，则损失已数十亿元矣。”

事实：三峡虽然投资很大，人力投入也很大，但结果还是按期完成了。

2.“三峡大坝将于几年内堵塞重庆港、断绝黄金水道上段……终将被迫炸掉”

在另一封信里，黄万里也谈到“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卵石无法排出以至堵塞重庆港，是黄万里反对三峡大坝最重要的、也是在学术界争议最大的一个看法。

按黄万里的研究，长江上游最重要的造床料为砾卵石。卵石不同于泥沙，泄沙孔也排不出去。若建了大坝，每年上亿吨的卵石将无法出川，而在上游淤积起来。不出十年重庆港将完全堵塞，江津北碚等县将遭洪水没顶之灾。到时只能炸掉大坝，把石碴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用船运出峡，航运将中断一两年。“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事实：自03年5月三峡大坝蓄水以来，到今年5月已整整8年，距十年之期已经非常接近，然而重庆港并未有任何将要堵塞的痕迹。期间重庆虽然也发生过朝天门被淹或者船只搁浅等状况，但都是上游来水多或少造成的，平常状态下水位都处于正常。据科学统计，蓄水以来三峡库区泥沙(包括卵石)淤积的情况要大大好于三峡施工前的淤积，“约为论证阶段预期的三分之一”。事实上，卵石淤积的状况早已有人提出跟黄万里不同的意见，认为到宜昌的卵石不过每年76万吨，这个数字相比起黄万里的一亿吨，可以忽略不计。 …[详细]

3.“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

在另一个版本的描述中，黄万里对上述说法做了少许改动，“17年施工期间只有大量工费支出，除少数先装置的电机外，无电力和资金回收。”黄万里还认为三峡发电效益不高，成本收益不划算。

事实：自1993年三峡正式动工起，到2003年蓄水发电，即动工第十个年头时三峡已经开始资金回收。据估计，到2009年按期竣工时三峡已经发了约3500亿度电，若按0.25元/度的上网电费计算，竣工时已经回收了约七八百亿的资金，已经相当于三峡工程总动态投资1829亿的三分之一强，而据专家估算，“以目前电价计，当累计发电量达到10000亿度时，三峡工程的巨额投资就可以收回。”这个目标预计最早在2015年即可达成。…[详细]

此外，黄万里还认为三峡大坝“蓄清排浑”的排淤措施将降低大坝防洪功能，所利用的电能也会“大减”，航运也因淤积达不到预计的效果。而事实上，“错峰泄洪”的调度方式已经通过去年巨大洪峰的考验，去年全年的发电843.7亿度也超过了三峡的规划年发电量840亿度。至于航运的效益，虽然目前的货运量7880万吨尚未达到2030年的远景目标1亿吨，但比起刚蓄水的2003年的1475万吨已经翻了几番。

虽然他说的不对，但人们还是经常想起黄万里

以上列举这些事实，并非想说明三峡大坝建成运行至今不存在任何问题。事实上，早在《三峡工作后续规划》近期出台承认不利影响之前，已经一直有关于三峡造成灾害的报道。例如，由于坝前泥沙淤积，清水下泄，冲刷造成下游滑坡、崩堤的可能性增大。而黄万里的著作中并未提到此点，而且，对于可能的生态环境灾害，黄万里也仅仅是泛泛而谈，未作为重点。而民间广泛担忧的三峡引起地震、干旱的观点，黄万里同样未曾提及。相反，与现任三峡总工郑守仁的观点相同，黄万里认为上游堤坝蓄水有利于来年枯水期抗旱。…[详细]

应该说，黄万里这些主要观点，如果真的去关心，去读过黄老的著作，对照事实，应该能够分辨出对还是错，至少知道黄万里讲了什么，没有讲什么。但为什么每逢什么地质灾害、气候变化，民众就想到三峡，并抬出了黄万里？这缘于三门峡建设的惨痛教训，以及黄万里那孤寂反抗的身影。

同为清华水利泰斗的张光斗先生

勇于提反对意见的黄万里无愧中国人的脊梁

黄万里在民间声誉鹊起，源自于上世纪50年代反对三门峡水坝的兴建。作为留美归来的水利科学家以及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一不迷信苏联专家的权威，二不忌讳当时特殊的政治风气，毅然坚持自己的科学看法，反对兴建三门峡大坝，在当时这是极为可贵的。要知道，原先不同意苏联专家看法的学者其实并非很少，但由于当时的政治风气，都难以坚持己见，像黄万里这样的只有两位。再加上黄万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写的诗让毛泽东不满，结果被打为了右派。而三门峡则最终上马。 …[详细]

然而，事实证明三门峡的修建方式是失败的，1962 年三门峡坝成，1964年潼关以上淹地几十万亩，迁移居民29 万人前往宁夏高地。此后被迫移民总计达70万人以上，直到2000年左右，因三门峡造成的渭河泛滥仍让许多陕西人叫苦不迭。

而黄万里作为“右派”，不仅丧失了教书的资格，也长期受到迫害。直到改革开放后，又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教学科研事业。然而，由于80年代筹建三峡工程，黄万里因其反对大坝的学术观点被排除在论证组之外。即便如此，黄万里仍以忧国忧民的情怀向中央领导上书，但意见始终未受重视。在媒体上，也成为敏感人物，难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临终时，黄万里这位将生命奉献给中国水利事业的学者，在遗嘱中还只提到了黄河与三峡——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详细]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实事求是、不畏权威、忧国忧民的黄万里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敬佩的，他是中国的脊梁。

但对黄万里的过度神话实际是毁其清誉

然而，黄万里反对建设大型水电和大坝——从而反对三门峡与三峡，归根结底源于其对自身学术研究的自信和坚持，并非仅凭着一腔忧国忧民之情就为反对而反对。既然论学术，那就有可能对有可能错，这点不会因为人格的高尚或者上书中央的行为而改变。

黄万里对其学术看法的坚持，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也或许跟他刚烈执拗的性格有关系。并且，即便黄万里真的错了，也并非不可原谅的。毕竟，在80年代以后，他只是一个“边缘”学者，研究环境并不是很好。在卵石淤积这个问题上，他获得资料的途径无法与提出相反看法的长江水利科学院相比，得出错误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许多人因为黄老对三峡的反对态度，便时不时把黄万里抬出来，以印证三峡工程错了，甚至把许多并非黄万里观点的说法都套在他头上，这种做法就太不合适了。例如，几年前大坝蓄水没到175米时，有“学者”提出往高蓄会造成“水力坡度”而使重庆被淹，结果被事实否定了，但由于该“学者”时时把黄万里放在嘴上，让不少人误以为“水力坡度”是黄万里的理论。这与“黄万里认为三峡诱发汶川地震”的观点同样子虚乌有。在《黄万里文集》中，甚至连“地震”这个词都没有。同样，本次长江中下游大旱。立刻又有人归咎于三峡，又抬出黄万里，同样是罔顾事实地将黄万里过度神话，这实际上是毁黄老的清誉。黄万里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若泉下有知他对三峡的看法不符合事实，必定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三门峡说对了，三峡未必对：黄万里与张光斗脸谱化对立怎形成

在黄万里不少呼吁不要建设三峡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对另一位清华水利泰斗张光斗的厌恶，这让很多人在推崇黄万里的同时，也跟着厌恶张光斗。许多怀念黄万里的文章中，也提到了黄万里与张光斗的恩怨始末。

黄万里认为，张光斗在三门峡问题上未坚持己见，在当时投向了支持派，在当年已经为他不耻。而许多年以后，也到耄耋之年的张光斗却在一些会议上以及跟媒体声称自己当年是反对派，这让黄万里尤其感到愤怒。张光斗的做法或许有为自己名誉着想的因素，但也未尝不会是表达或沟通的问题。事实上，在50年代特殊的政治风气之下，敢言如黄万里固然可贵，而未能坚持己见的也不能一律说人品极坏，毕竟面对苏联专家，能始终坚信自己想法并不容易。

然而，因为黄万里对张光斗的严厉态度，许多黄万里的支持者对张光斗的批评就变得不理性。有些文章提到，张光斗是靠三门峡发家，是中方的技术负责人，有文章则说张光斗在文革中步步高升，因政治而获得学术地位，并且在三峡工程筹建过程中发挥了政治影响。

但这些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张光斗并非三门峡工程中方主持人，他对水利事业的主要贡献是密云水库。在文革中，也受到过批斗，并非又红又专。而作为同样的留美回国的水利科学家，在学术上是有真实成就的。张光斗作为三峡工程的资深顾问并无不妥。

只能说，张光斗因为50年代学术品格的污点，在舆论上造成了“纣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的结果。而民众既然树立了黄万里这尊神像，很自然就把张光斗树立为坏榜样。正如有岳飞就有秦桧，有严嵩就有海瑞。在科学界，也有人把杨振宁与邓稼先对立起来。

但是，考察张光斗在三峡问题上的说法，相比起黄万里，是更为接近事实的。学术与人品并无绝对关系，学术上一时正确也不见得永远正确， 这点是需要辩证看待的。

总的来说，黄万里的“圣徒”事迹，让对他的同情者愿意相信他的结论，但这种结论，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我们赞颂黄万里，应立足于他的学术品格，而不能盲目相信他的结论。

无论是谁，无论何时，都应坚持“以事实为准绳，以科学为依据”，不做“差不多先生”

三峡工程，由于它对自然环境的巨大改变，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还因为其在决策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让许多国人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工程。然而，三峡工程始终首先是一项科学活动，对于这座已经建好的大坝，首先必须用科学的方式去评判它。并不能想当然认为它会引起什么后果就会引起什么后果。用这种态度去看待三峡，就属于胡适先生当年所说的“差不多先生”，什么东西差不多就够了，不求甚解，而且不求甚解也无所谓。这种缺乏认真的态度是远离科学精神的。

例如有些人相信三峡水库造成了旱灾，却不想想三峡水库作为一个水体究竟有多大，事实上，且不去与天然水体相比，在人工水体中，三峡的规模在世界上也只能排第24名，要成为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还差的太远。再比如，许多人听信“美国人近年都不修大坝”的说法，却没去想求证一下，事实上，在2003年，美国加州还新建了一个94米高的大坝。

大型工程决策过程应排除政治因素干扰，应让公众充分参与

三门峡大坝论证建造的教训是惨痛的。而三峡工程的论证，由于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积淀，以及三门峡前车之鉴，相对而言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有了很大进步的。亲历者甚至把三峡工程许为“在所有大工程里面，三峡工程经过最民主的的决策过程，是决策民主化的一个典范”。

然而，这种民主化只是相对而言的，在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气氛中，一直保持住民主的氛围是很难的。亲历者潘家铮就坦言，“讨论不够充分”，“论证到了后来气氛有些不正常，变成了坚决对立的两派，说不到一块。”而且所谓的民主，并没有包括所有人在内，例如黄万里就只能通过比较特殊的上书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另外，在三峡大坝论证的公众参与和公众知情权上，也是做得不够充分的。因为无知所以畏惧，这就是为什么人人往往一有什么“天变异象”就想到三峡。如果民众能够充分了解关于三峡的各种信息，能够有民众信任的专家对各种疑问进行面对面的解答，民众对三峡的疑虑自然会减少。邓小平说：“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有了小的错误，也能及时纠正”，正是这个道理。

因此。三峡工作后续规划，并非国务院布置好工作就够了，应该依靠公开、透明的全民讨论，让国家的公共决策能够找到全民智慧所提供的最优良的实施方案，来实现三峡后续工作的治理目标。如此，才能彻底打消民众对三峡的疑虑。…[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