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郑州一对老夫妇，因为小女儿对他们“不管不问，从来不回家探望”，一怒之下将其告上了法庭。
当年10月，法院判决：被告人不仅要每月向老人支付200元钱的赡养费，而且还必须每半月回家探望一次。
该案引起了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孝顺父母是传统美德，理应获得法律保护；反对者认为，司法虽然具有强制力，但若用来维护社会道德，并不是一件合适的工具。
这样的纷争照例没有答案，分歧源于一个更大的命题：“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详细]
2008年6月2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就《辽宁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该草案第三十一条规定：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义务，与老年人不在一起居住的，应当经常问候、看望。”
“常回家看看”入法，辽宁省是先行者，并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详细]
不过，虽然质疑的声音很强，当年8月，该草案还是获得通过，并从10月1日起实施。…[详细]
2004年9月，南京市“老龄委”主任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让不孝敬老人的逆子受到严惩。
2004年10月，四川省一位律师，郑重地向省人大提交《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共6页，计22条，包含一些很有意思的条款，比如“录用公务员以孝为先”等。
尽管该“法”殊不可行，还是受到一些人的欢迎。…[详细]
提案人本身就是有专业素养的律师，当然知道没有操作性，不过，他显然更加看重人们的反响，“有人关注，这就够了”——敢情是一场行为艺术。…[详细]
首先得承认，谁也不能终结法律与道德之争，无论他怎么理解这个命题，也只是某个学派的信徒而已，抹杀不了其他学派。
最主要的对立，是“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的对立，它们各自宣扬“恶法非法”以及“恶法亦法”。
鉴于“实证法学”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因此，有必要放弃“自由裁量权”，在“实证法学”框架下考虑这个问题。
这样，问题就比较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是道德的下限。
也就是说，违反法律的行为是违反最低层次道德要求的行为，但是反过来，并不是所有违反道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行为。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将道德的要求规定在法律中。
还有一种逻辑很奇怪，虽然承认法律是道德的下限，却又认为，用法律来强制道德，就可以提高这个下限——要反驳它很容易，类比一下，现在的贫困标准是每天消费1美元，难道说，我们把这个标准提高到100美元，就意味着穷人每天的消费从1美元上升到100美元吗？…[详细]
我们强调法治，但是，一遇到问题就依赖立法，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主义的逻辑。法律不能管得太宽，通常来讲，法律规定的应该是最基础的社会关系，法律的标准应该是一个“最低标准”。
在康德看来，法律与人们的行为有关，而道德与人们的动机有关。人的善和爱，有自发、自愿的特点。作为受者，也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法律强调客观后果是相悖的。
法律和道德的适用性存在差异，用法律去强制伦理，将显得过于横暴，其效果也很可疑。
主要是避免“愚孝”。即使“孝法”的主张者，也强调了“适当避让”原则：子女在合法权益受侵害时，也可“适当避让”，但这期间，应将自己的下落告知父母或相关亲戚朋友，避免父母担心。…[详细]
在法律实践中，还有一个名词——“赡养抗辩权”。基本意思是，如果父母没有履行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权抗辩赡养父母。
这话听起来大逆不道，但是在现实中，确实不乏悲剧性的案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详细]
法律的特点是带有惩罚性，其规范的行为必须明确、具体。
什么叫“经常”，一周一次，还是一月一次？
什么叫“看望或者问候”，是不是说，随便打个电话寒暄下就行了，不需要当面关心？
还有，既然是“罪行”，证据如何采信，依靠电话清单、电话录音之类吗？要知道，当事人的感观可能存在很大分歧。
说到底，所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这样模糊的表述，只能是鼓励性的，不能是惩罚性的——那么，它不应该是法律，而应该是倡议书。…[详细]
事实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涉及了“精神赡养”，第十一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这里说的“精神上慰藉”，题中之义，已经包含了“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然而，回到文首的案例，当时之所以引起轰动，也正因为相关条文缺乏可操作性，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
以后，如果有了类似的判决，如何确定执行情况呢？买点水果往家里一扔？或者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地唠叨到半夜？本来一个很主观的事情，若流于形式，就变味了。…[详细]
所谓“空床费”，是刘某与其丈夫的约定：丈夫如果在0点至7点不归，按照每小时100元的标准支付“空床费”给妻子。
2004年，刘某向法院起诉离婚，请求赔偿家庭暴力导致的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及“空床费”4000多元。
一审法院支持了赔偿请求，但仅承认精神抚慰金，刘某认为“空床费”和精神损害赔偿是两码事，提起上诉。
终审法院裁定，“空床费”属有效约定，予以支持。
在法理上，该案的争议不在于“空床费”这个新事物，而是这种协议有没有法律效力。…[详细]
“空床费”只是夫妻“忠诚协议”的一种，是否支持这种协议，法律界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
在司法实践中，这也是“同案不同判”的典型。直至今日，各地法院对待“忠诚协议”的态度仍不相同。北京、安徽、广东等地出现过支持的判决，上海、浙江等地法院则倾向于不予受理。
去年底我国出台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最初的草案曾经规定，只要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并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应当支持。后来，起草人的态度发生逆转，又规定，法院对这类协议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该驳回起诉。也就是说，“空床费”事件如果晚7年发生，将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详细]
当初，“忠诚协议”之所以得到拥护，是因为符合婚姻法“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精神，被认为能够保护弱势一方的利益：“感情没有了，婚姻解体了，起码在经济上还能得到一些保障吧”。
批评者则认为，“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只是道德提倡，不是法律义务，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能由法律明文设定，当事人无权自行创设，否则，可能侵犯一方的人身自由。
甚至于，是否保有“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这个条款，本身就充满了争议。
此外，也存在可执行性的问题，一些私下的协定可能逾越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范围，必须净身出户、不能探望子女、不能提出离婚等等，已经危害了别人的合法利益。
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复杂性，促使最高法最终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这被看作明智之举。…[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