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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假却长盛不衰的“打洋人”说起

近年，不论是香港还是内地，武打片仍然相当走红。而这些武打片，往往都有一个非常雷同的主题，就是“打洋人”。典型代表就是《叶问》，在第一集中，这位咏春拳的大宗师打死了一位非要单挑的日本将军，第二集中，又血战打垮了西洋拳高手龙卷风。除此之外，《苏乞儿》最后打败西洋力士、《霍元甲》挑战东西高手，而《精武风云》里陈真更是在遥远的欧洲战场与洋人生死搏斗。

然而，这些打洋人基本都是纯粹的虚构。叶问之子称其父未曾跟日本人交过手，打倒西洋拳师也未有其事，而陈真则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但多数观众并未意识到此点，即使有些观众知道电影是虚构，也不在意，电影院里往往只要打胜、痛揍了洋人，便爆出许多掌声、欢呼声。《叶问》系列还获得很不错的口碑。

在民族危难之际，生造出英雄是为了激励国人奋起。但在和平时期，继续演绎、生造出的英雄的故事，这只是麻醉自己，逃避现实——鲁迅曾经这么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

电影至少有部分真实，意义方可拔高

或许有人说，美国不也有《空军一号》这种凭空编造的电影吗？不错，确实如此，但这是纯粹的娱乐片，如果哪个美国人因为《空军一号》而感受到了什么民族自豪感，那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美国人。

作为电影而言，如果想拔高什么价值，必须要基于真实的现实才行，即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例如，经典的灾难片泰坦尼克号，一个少为人知的事实是，一等舱舱位人数不及三等舱人数的一半，但是一等舱幸存的成年男子却远比三等舱的妇孺要多——沉船时救生艇优先分配给了一等舱的乘客，并非优先分配给所有的妇孺儿童。但人们记住的却是船上英国绅士们礼让妇孺的风度，这是因为部分英国绅士的礼让行为确有其事，所以受到了大书特书，人们也普遍赞扬这种行为。而如果泰坦尼克号上完全没有发生这回事，即便别处还有很多英国绅士，但也万万不能在泰坦尼克号电影里编造故事了。

所以，《金陵十三钗》这种“内涵”电影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其实就取决于故事是否取材于真实事件了。而是否真的存在那么有献身精神的“烈女”，不少观众表示了疑问。

还好，“妓女献身”并非凭空虚构

《金陵十三钗》小说的原作者严歌苓，曾经提到这部小说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南京被占领时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教师明妮·魏特琳的日记的一段记载——“12月24日，星期五。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严歌苓认为，这21人就是自愿站出来的妓女，她们的行为成了小说的蓝本。不过，有不少人质疑，仅凭这样的记载不足以认定她们是自愿站出来的，有可能是日军许以了什么好处。德国人拉贝是这么记叙这件事情的： “我们的明妮，她经历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她曾相信这些姑娘，像抱窝的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着她们……明妮吃惊地绞着双手，看着差役闯进了安置有成百上千个姑娘的大厅……竟然有数量不少的年轻女难民（大家熟知的妓女）走了出来，她们对把自己安排到新的妓院里一点都不感到忧伤。明妮哑口无言！！”

假如拉贝的记载没有问题，那么这些被日军带走的妓女为何一点都不感到忧伤？这不免让人感到疑惑。日本有为南京大屠杀翻案的学者，就据此认为日军强掳军妓、慰安妇不实。

还有一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舍监的中国人程瑞芳曾经记载过这件事，但没有更明确的说法。除此之外，找不到描述这21位妓女心态的资料。

然而，严歌苓的推断是有依据的。

在南京被占领后，日本人曾让汉奸乔鸿年负责强征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有记载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强征了100名。而乔鸿年的手段之一就是跟妇女们说“牺牲小我保护广大同胞姐妹”。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事实——日军设立慰安妇制度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防止士兵四处奸淫患上性病。

而慰安妇的悲惨遭遇，有一些中国妇女已经预料得到，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拉贝笔下这些妓女“一点都不感到忧伤”。

在人间地狱的南京，有一些妇女确实已经抱了觉悟，大屠杀幸存者曾讲述过这么一个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两个妇女嬉笑着拉往他们的住地。这时，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说：“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日军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阵，就放了那两个姑娘。三个日本兵簇拥着这个妇女向前走。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口，这名妇女突然抽出一个日军的刺刀，刺入自己胸中。

总而言之，严歌苓笔下为保护同胞姐妹自愿牺牲的妓女，是有可能存在，并非凭空虚构的。电影《南京！南京！》中，同样表现了这一点。

弱者保护更弱者，在当下人们需要放大这种真实

鲁迅还曾经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

这两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的事件已非一起两起。当无辜孩子们的鲜血一次又一次刺痛大人的神经时，人们格外地想要看到弱者与弱者之间的帮助。

在1937年的南京，极端的民族之痛的背景下，张艺谋向人们提供了这一切。面对日军的暴行，教导团的士兵为保护女学生死光了所有人，一个15岁的妓女想为将死的“弟弟”弹上一曲不惜以身犯险，一个与女学生们同样年纪的小男孩自始自终遵循死去神父的遗志帮助女学生们逃离，而一个本想置身事外的美国“二流子”，也被弱者的悲惨遭遇激发出誓死保护她们的勇气。

而更让人触动的，自然是十二位金钗，毅然决然顶替十二位女学生去死。“都说婊子无情，我们今天就是要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情给他们看看。”商女犹能慷慨赴死，怎会不打动人心？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的普通观众都认为这是一部触动人心的好电影。人们总是期待，能重新发现人性中的美好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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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钗是“处女保卫战”？

然而，不少影评人则称，这部片子“逃不开处女情结”，片名该改称“处女保卫战”，“以贞操为界限，离间了女性的同命与共情”。喜爱这部片的人则反击，能把“女孩与女人”之间的故事当做“非处女”与“处女”之间的关系，是因为“看到处女膜的人眼里只有处女膜”。

但是，如果说金钗们的献身与“处女”果真没有关系，光就一个“女人与女孩”的区别就足以让一群人替另一群人去死吗？张艺谋越想营造出“妓女有情有义”的面貌，就越把这个问题弄得难以回答。假如把妓女替换为12个女老师，这争议或许就小得多。但这12位不仅是妓女，而且其中不少年龄可能也相当小——死去的豆蔻不过15岁，玉墨首次接客的年龄才13岁，小蚊子未化妆时就被日本人误认为是学生。这些妓女，究竟凭什么被认为是“大人”呢？这与英国绅士们礼让妇孺完全不同，这些“大人”、身家地位教育可能都及不上这些学生，这些因为性污名而被践踏到底，连女孩们的茅厕都不能进的“大人”，就怎么能够下决心带着玻璃碎片决然赴死呢？

而当妓女们说出“我们什么男人都见过”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让她们、让女学生们、让男主人公、让小男孩、让张艺谋、让观众们觉得——“妓女就可以不在乎被强奸”？

妓女缘何不怕被强奸？

然而，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这不是张艺谋或严歌苓编的，而是真有其事。如前所述，汉奸劝说妓女做慰安妇就让她们“弃小我保姐妹”，成为一个她们可以牺牲的理由。

这说明，归根结底，贞洁意识是存在的，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个概念都广泛存在。即便一个男人肯接受一个“不贞洁”的女人，也不代表他心中没有这个概念。“不贞洁”往往代表着堕落、颓废，代表旧社会的缩影。而贞洁的、学习洋文的女学生们则在人们潜意识里成为“受教育的”、“体面的”、“面向现代的”女性。前者可以被强奸、可以被牺牲，而后者则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

只有当现代化真正完成以后，人们才可能彻底改变这个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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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钗》在美国试映后，尽管观众的反响还可以，但在苛刻的影评家里，口碑就不那么好了。大部分国外影评人都认为，《十三钗》的故事讲得有些过火了，他们也觉得张艺谋可能讲述的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像基督徒自杀、以及十二月份妓女们穿旗袍摇曳生姿等情节，也是硬伤。

他们也不理解张艺谋展现南京大屠杀中女性遭遇性暴力的良苦用心，《好莱坞报道者》批评称，在好莱坞只有最愚钝的制片人才会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灾难中注入性的成分，但这却成了《金陵十三钗》的核心元素。

在知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上，目前《十三钗》的专业好评率仅为30%，而以往参评奥斯卡的外语片，至少要好评率80%以上才有希望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