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一：郎咸平把抢劫当成了效率

假设郎先生在街上卖衣服，A顾客过来后，和郎先生讨价还价，磨了半个小时，最后双方谈不拢，买卖没做成。然后我又过去了，拿着枪指着郎先生的脑袋，5秒钟就把衣服拿走了。那么郎先生是不是认为后一笔“交易”的效率是前一笔的几百倍？是不是也该得到郎先生的鼓吹？按照郎先生的逻辑，以后哪天看到郎先生，如果你喜欢他戴的手表，可以问他10块钱卖不卖，如果他不卖，你一定不要和他讨价还价，因为这种方式在郎先生看来交易成本太高了，你直接抢过来就是，这就是郎先生提倡的方式。

错误二：郎咸平眼里只有商人的效率

假设郎先生有一座房子，而我要在他那里建写字楼，就想给他一笔补偿款后让他搬迁，于是我和郎先生就构成交易的双方。但是郎先生既不想搬，也不满意我的补偿款，为了防止久拖不决，我夜里派“迷彩服”和铲车去郎先生家里，把郎先生暴打一顿后郎先生还不答应，于是我开铲，郎先生自焚抗议，但第二天这里还是被铲平了，我的楼可以建了。那么按照郎先生的逻辑，这件事非常有效率的。

问题是，我承认对我来说效率的确很高，但是对于郎先生和他的家人来说，效率也很高吗？既然是交易的双方，那么我有我的效率，你也有你的效率，凭什么只谈促成搬迁的效率，不谈获得补偿的效率？

郎先生颇为商人们打抱不平，他说：“不光是华为和中兴在印度受阻，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不知道号称著名经济学家的郎先生，为什么只认为交易的一方——商人才有效率问题，交易的另一方——居民就没有呢？…[详细]

但是请注意：行贿效率低有它的好处

为什么印度的行贿效率这么低呢？这是由印度的民主制度决定的。在印度，不管是A村长，还是B村长，都是对村民负责，而不是对乡长县长们负责，因为他们是村民选上去的。所以你光搞定县长没用，县长说话人家可以不听，于是你每个官员都得搞定。

但是这样也有两个好处，其一，就是印度官员的受贿是“允许”型的，也就是说，县长受贿，能做到的仅仅是我这里不卡你了，你和村长去谈吧。村长受贿，由于他不敢得罪选民，能做的也仅仅是我这里不卡你了，你和村民去谈吧，所以才会出现“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从坏的角度看，事没办成；但从好的角度看，村民们没有遭受被摆布的命运。其二，村长如果光受贿，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于是印度有的基层，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详细]

行贿效率高也有它的坏处

行贿效率高，当然是由权力太集中决定的。比如一个县委书记，权力非常大，在县里面几乎是说一不二。这导致中国的官员受贿之后，是“帮助”型的，也就是不但不卡你，还要帮你把事办成，这块地你谈不下来，我可以替你把他们赶走。于是这又回到了上面的问题：这会造成抢劫和交易另一方效率的完全损失。也许有人会说，钉子户们固然损失了效率，但是只有厂子建起来，经济才能发展，最后效率提高的是大多数，效率损失的是小部分，划算。持这种说法的在中国其实大有人在，按他们这个逻辑，10个人抢1个人，效率提高的是10，效率损失的是1，那么是不是以多抢少就是可行的呢？

抢来的，迟早要还的

可见，即便可以把抢劫当效率，那也是短期的效率。长期看，这种“效率”是毁灭的“效率”，会把今天的一切成果摧毁，陷入万劫不复，长期效率恐怕不能仅仅说是负数了。郎先生作为香港人，可以拍屁股走人，当然不怕。但是就让我们妄想一下，如果郎先生走不了，到时候他是不是会感叹：那个低效的印度，才是天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