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的治安问题，是实行“封村”的契机

“其实，我们自己也早就想‘封村’管理了。这下倒好，镇上给我们村省了钱。”老三余村村主任说，对于自己村里的治安状况，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人都不满意。

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封村”设备由镇上出资，但人防需要村里解决，村庄专职防范力量由两部分构成：巡防队和流动人口管理员，巡防队按照实有人口2.5‰，流动人口管理员按照流动人口5‰的比例配给。

与老三余村相隔不远的大生庄，是“封村”的先行者和标兵，早在2006年就已经“建围墙、设街门”，当地政府不吝扶持，社会治理的成效显著。这个“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也是相关部门大力推行“封村”的底气所在。

此外，相关人员也坦承附近是上访者聚集地，并表示不欢迎他们。…[详细]

“大兴模式”：在质疑声中实现“理论创新”

4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在老三余村举行“村庄封闭式管理模式推广会”，该局副局长左宝栓介绍，继今年3月金星派出所辖区村庄率先试点，大兴区92个外来人口“倒挂村”将在年底前推行该模式。

不过，由此引发的舆论关注和争议也令主政者始料不及。

4月29日，大兴区政府、大兴区综治办、大兴公安分局等部门为此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称该措施是“社区化管理”，且是经过村民组织自主选择，“封闭”程度亦可具体选择。

面向全市推广

“大兴模式”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破解城市管理难题的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四大成效：一是创新管理模式，提高了村庄管理水平；二是采取多种措施，大大降低了发案率，提高了社会治安水平；三是有效改善了村庄环境；四是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大幅提高。

“大兴区探索的村庄社区化管理经验，今后要在全市大力推广。”…[详细]

假“社区化管理”之名“封村”，偷换了概念

所谓“社区化管理”，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规范机构设置，建立综合服务站，统一承办社会保障工作，如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合作医疗等。要按照标准的运作模式，开展社区物业管理，净化、美化、绿化社区环境。此外，还要有其他便民服务，如文化、健身等等。

如果仅仅看中了小区的封闭化环境，从而宣称“社区化管理”，那么，其他实行封闭管理的地方多的是，如各级政府机关，是不是也可以更进一步，干脆说仿效了他们，实行了“大院式管理”？

在农村实施“社区化管理”，不一定是进步

不少人认为既然城市的小区可以进行封闭管理，村庄也应该同样可进行封闭管理，这是一个重大误解。小区是私人产权的集合，而村庄承载着相当大的“公共空间”属性，是村民们生活、生产、议事的公共领域。

并不能因为小区可以封闭就类推到村庄可以封闭，对于农村而言，所谓“社区化管理”，应该是公共服务方面的加法而不是减法，不能以剥夺村民的自治和自由权利为代价来加强管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法律上讲，农村是一个自治体，有基层的直接选举权，而社区没有，从这方面而言，农村是有其优越性的。另外，有的地方借“社区化管理”来剥取农村土地，这种作法需要高度警惕。

行政主导下的“封村”，公权力涉嫌越权

事实上，在整个“封村”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行政力量的主导作用非常明显。“你看到那蓝白相间的建筑颜色，就知道是公安部门在主导封闭式管理了。”

谈及如火如荼的“封村”，大兴公安局长陈德宝言语之间满是自豪，可以理解他以此成绩为荣。

但是业内专家并不这么看，北京市人大代表卫爱民表示，首先应该明确划分村民自治和政府的行政管理界限。这个行为是村民自治做出的决定，还是当地政府做出的，如果是当地政府作出的，就有越权的嫌疑。…[详细]

当“封村”被推广，这种越权就变得赤裸裸

所谓“大兴模式”，一大硬伤就是政府的主导性。正是因为老三余村、大生庄这些“标本”体现出了一定的村民意愿，才没有被过多诟病。

如今，不研究具体情况，不进行具体分析，主观划定100个“封村”指标，把“封村”经验大推广，这不仅是赤裸裸的越权行径，也撕破了此前大兴“封村”的民意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