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都欢迎，啥人都能活的北京思想，要不得。”
陈贵先生非常痛心疾首，由于外地穷人不断涌入，他觉得大街上走动的人的整体素质在逐渐下降。
于是，他开出了药方——“生态门槛”，核心是高房价，房价提高后，租房也要高租金，养车也要高成本，生活也要高成本。
总之一句话，要让他不欢迎的人“合理又合情地离开”。
可惜如此高论违背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房价岂是说涨就涨的？支撑房价上涨的基本理由无非是供不应求，正是由于资源往大城市集中、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大城市的住房需求旺盛，这才导致房价坚挺。所以，要让大城市房价继续高涨，起码得保障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相反，人口减少后，需求下降，然而供应量并不减少，房价势必下跌，这不符合陈贵先生的初衷。
不得不承认，很难完整、准确地理解陈贵先生的意思，太跳跃、太诡异了。
陈贵先生一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许是想说，并不是片面地把穷人赶走，还可以把其他地方的富人迁过来，让大城市成为“适者”的乐园。
这主意看起来不错，既把人口减少了，又创造了新的需求，能够维持一下房价。
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富人给另一个富人洗车、做饭、搓澡、修脚、打扫卫生，既然身处金字塔的顶端，就得有庞大的塔基为其服务。既然富人数量增加了，穷人数量也会相应增加。
不知道陈贵先生口中的“外地贫困阶层”有什么标准，既然说“夹心层知性青年”被挤走，想必财富水平比“夹心层”更低，根本不考虑买房。
既然如此，提高房价又有什么用处呢？以前的房价“夹心层”都买不起，涨价后回来作甚。相反，既然房价涨、生活成本涨，“外地贫困阶层”的报酬就会跟着涨，惟一的可能就是有更多的“外地贫困阶层”涌入，分享并且摊薄涨价后的红利，这恐怕不是陈贵先生乐意见到的。
大城市为什么出现人口膨胀？其实道理很明白，就是因为资源配置不均衡，往大城市里集中。人们为了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不得不往大城市里扎堆。
最近几年，我国大城市里的生活弊端日益显见，人们高喊“逃离北上广”，可是哪有那么容易逃离。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过“逃离纽约”的口号，最终还得返回。
要减少大城市人口，惟一的途径就是削减其职能，让它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不过，这样“大城市”的地位就降低了，还是不符合陈贵先生的初衷，而且房价肯定得下跌，太悲摧了。
最显著的例子是印度孟买。穷人买不起商品房，政府又无力提供福利房，于是“不给福利给自由”，允许他们“私搭乱建”。由此形成的是“孟买式”贫民窟，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
在伦敦的东区和南区，穷人们住在由政府建造的简易高搂里，他们每个月通常能获得300英镑左右的救济金，并且享受非赢利的医疗和教育。
既无自由也无福利，人们也总有办法找到地方住。…[详细]
世界十大高房价城市及其人口密度：
| 房价（美元/平方米） | 市区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 |
| 蒙特卡洛 | 47575 | 17435（1996年） |
| 莫斯科 | 20850 | 9000 |
| 伦敦 | 20750 | 8590（1998年） |
| 纽约 | 14900 | 20773（2000年） |
| 香港 | 14780 | 21000 |
| 巴黎 | 12120 | 19996（1999年） |
| 东京 | 11870 | 20075 |
| 新加坡 | 9700 | 9400（2002年） |
| 罗马 | 9165 | 13300 |
| 孟买 | 9160 | 29650 |
（相比而言，北京市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752人。）
“政府过多插手商品房市场，市场就会变乱。”
这句话如果换个地方说倒也不错，但是联系上下文来看，陈贵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表达对房产调控的不满。
在房产调控方面，历来的口径就是“防止过快增长”，言下之意，就是要保障稳步发展，对房产商如此关爱，居然被陈贵先生以“市场”的名义否定，冤枉啊！
再说了，商品房市场决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各国都会采取措施，提供住房保障。严格来讲，经济适用房也属于商品房，这方面政府不得不“插手”。此外，在法律、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政府也有责任提供保障。…[详细]
“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房价不能再降了，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
为了给高房价护驾，陈贵先生疾呼“北京已到了负荷的极限”，因此主张限制“三低”人群数量，其中的逻辑可谓霸道。值得玩味的是，为什么要扯到北京的人口极限呢？这就得佩服陈贵先生的政治敏感了。
北京的人口承载能力当然很严峻，国务院甚至进行了相关规划，“南水北调”等工程也是为了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把高房价与北京的可持续发展绑架在一起，无疑具备相当的政治高度。
这种绑架也有一个致命纰漏，它只是特例，没有一般性。在北京可能说得过去，但是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江沿海城市还远没有到人口极限，与东京等城市相比还有巨大空间，不需要因此力挺高房价。
可见，所谓的“城市负荷”是假，限制“三低”人口是真，这种歧视无法令人接受。…[详细]
2004年，曾有专家认为，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深圳，使深圳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迟了5年。
2005年，北京政协委员建议“建立人口准入制度”，认为外来人口的大量无序调入，使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2006年，广州声称要抬高进入的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
种种高论不一而足，也受到广泛的批评，陈贵先生不畏险阻，只能说勇气可嘉。
陈贵先生的头衔是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这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个单位——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简称“中房协”），后者曾多次上书。
今年8月，中房协副会长朱中一向有关部门建议，暂缓出台新的紧缩性政策，这被媒体和网民解读为“上书”救市。
2008年9月，朱中一透露，中房协给有关部门上书了，建议把房地产调控政策由“严厉”改为“适度控制”，引起哄动。
这些机构靠开发商养活，很自然地替开发商鼓与呼，这并不奇怪，倒是读者要提高辨别力。…[详细]
搜索“房地产学会”，相关的结果并不少，但是有印象的几乎没有。显然，虽然该协会已经正常运作了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进入公众的视线。
拜陈贵先生所赐，“房价控制人口论”广为传播，也让“房地产学会”声名鹊起，大有超过“中房协”之势，在“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大行其道的形势下，它的前途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