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茅于轼先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所有人对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感同身受，他却认为中国在进步，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已经在上升，今天的贫富差距，和动荡的文革年代相比，没有扩大，而是缩小了…[详细]
这就是茅于轼最近发表的《收入差距的新视角》，文中提出从“享受”角度去考量收入差距，得出结论：贫富差距可能被夸大；改革后，贫富差距缩小了。引来网友几乎一边倒的谩骂。
辱骂能发泄情感，但不会增进新知，我们今天就和读者一起来解析这个观察收入差距的新视角……
基尼系数：通常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一个货币指标，拿钱的多少做比较…[详细]
茅于轼新视角：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享受意义上的贫富差距远比基尼系数小，所以，才有了这个“贫富差距被夸大”说…[详细]
在低收入时，一两块钱的差别可超过高收入时几千上万的享受上的差别。一个人少了一块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别。这说明，拿钱买享受，在钱多的时候是很不合算的（效益递减）。
花钱买享受有个收益递减，再打个比方：花十万块钱可以买辆车，基本功能都能满足，但是，你一辆600万的跑车，比较500万的，这多出100万带来的性能提升，远少于10万块买辆车开带来的“享受”。这也就是为什么邓新华说：名牌越多，奢侈消费越多，贫富差距越小。茅于轼正是受此观点启发…[详细]
所以，茅于轼认为：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做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因此，贫富差距可能被夸大了。…[详细]
茅于轼还指出：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买几千几万元的手表或手袋，得到的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
一是如上一段所说的，比尔盖茨花几千万买个游艇，几亿美金起个房子，和中产家庭花费十万美金“享受”的差距，远不如货币上几亿美金和十多万美金的差距大。
再有就是，像比尔盖茨那样，几百亿美金，怎么办，能“享受”的只能是很小一部分，只有很少的算进“享受”意义上的贫富差距，但是这个钱是要全部算进基尼系数的。
由于货币在享受上的效用递减，所以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这对全社会有很大的益处。…[详细]
茅于轼举了个例子：贪污分子最倒霉。他们贪污得来的钱很多，但是不敢露富，到处装穷，一点也没享受着，天天还要担心受怕。物质享受没挨上，倒是精神负担非常重。两头都没捞着，非常不合算。如果他们想通了，就不会贪污了，那这些钱就总会匀一些给穷人。
享受：当然，富人并不是天使，财富的一部分用来自己享受，用来奢侈消费，用来保障家庭优越生活，子女未来的教育、发展需要，都是天经地义的。
投资：除了享受之外，更多的钱用来投资，为社会创造财富，也实现自我价值。
捐款：在并不损害自己“享受”的前提下，把自己的钱捐出来，增加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更使得社会财富的“享受效应”总量得以增加，其实是多赢。成熟的例子看美国…[详细]
普及这种理念，对底层民众有益无害：作为一种理念如果普及，由此衍生出的政策指向，包括通过征税手段，譬如遗产税等，奢侈品税等，进行税收调控；对投资创业进行鼓励等，总之只要是指向使社会财富的“享受效应”总量最大化就行。
文章里，茅于轼没有否认货币上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只是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从如何增进社会财富的“享受效应”总量出发，我们或许能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些思路，这又何尝不可，何须谩骂呢？
但是，茅于轼显然低估了，民众对于“享受”差别的敏感程度。因为“享受”的差别无法科学地测量，所以，民众对同富人“享受”差距的观感，就成了对贫富差距的直接判断，这种差距，在当前中国，直接形成了底层民众的被剥夺感。…[详细]
当然，富人之富，并不一定会产生这种剥夺感的——
1：穷人不至于太穷，有最起码的社会保障兜底，不至于挨饿挨冻，子女能够接受教育，有改变自身的机会。
2：然后社会有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吃得饱，穿得暖，有一定的闲情逸致，生活、休闲品质都有一定的保障，相比富人们，除了奢侈品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分别，不会过于艳羡富人。…[详细]
3：最重要的是，政府讲理，权力受到制衡，有公平正义的制度，有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使得富人们的财富来源大抵会是正当的，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底层向上流通的机会。…[详细]
满足了这三个前提，即使富人再富，那么所谓的贫富差距也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使社会出现群体性的对抗和动荡，而是穷人、富人各得其所。
然而，这三大前提在中国都没实现，中国贫富差距的实质，正是其背后的权利差距，机会不平等…[详细]
在如此前提下，名牌越多，奢侈消费越多，底层民众的被剥夺感就会越强烈，直接激化了社会的群体对立，这时候再说什么“名牌越多，奢侈消费越多，贫富差距越小”、“贫富差距被夸大”等，必然会招来谩骂。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
毛时代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但“文革”期间同样盛行“走后门”，存在着政治特权等。…[详细]
危及生存权的微小贫富差距：打个比方，如果一块钱刚好够你饱肚子，那么，你只有五毛钱，就不得不饿死，或者只能去偷抢，这个五毛钱的贫富差距直接危及居民生存权，所以，无论多么微小，都已经突破了社会共同体的底线，是一种大恶。而这恰好是改革前司空见惯的情形。
剥夺个人自主选择，建立在穷困基础上的平均社会：改革前，几乎所有的私人经济部门是被消灭了的，国家对社会、个人实行全面控制，个人要想生存，就只能依靠国家分配，国家分配你到哪个岗位就到哪个岗位，给多少工资就是多少工资，包括住房、粮食、衣服等基本生存品，也需要分配。除少部分特权阶层，很少有人有什么储蓄，有应对未来的能力，大家都很穷困；更重要的是，他剥夺了个人的自主选择权利，最大限度的消灭了个人的创富能力，只能说是一个平均社会，而非公平的社会。…[详细]
“危及生存权的微小贫富差距”，也可以用茅于轼的“享受”论解释：改革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区别在吃什么。在那个时代，吃饱或吃不饱甚至饿死的差别，体现在贫富差距上或许只是“几毛钱”。
但是，市场化语境的社会（相对而言）与国家全面控制社会和个人的时代，所谓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可比性。我们更应该回归到“人的权利”角度去考量毛时代：这是大量民众生存权不能保障，普遍穷困的社会；这是国家（权力）对社会、个人实现全面控制，个人几无自主选择权利的时代；这个平均化社会，正是建立在对个人权利剥夺基础上的，危如累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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