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的直接成因,一些媒体一口咬定就两条:“跳楼”事件是导火索;两次被迫给深圳员工加薪使富士康别无选择。
可实际上,富士康内迁是蓄谋已久。其烟台基地扩容始于2008年;重庆基地一期新建就投入50亿元,去年9月动土进展神速,目前即将投产的生产线已可容纳雇员5万人;天津基地之扩容与滨海开发区建设同步推进,生产能力也在成倍扩充中…[详细]
代工企业一般依赖“大进大出”,物流便捷和资金流汇聚是其选择栖息地的两大首选条件,其次是地方政府对待代工企业的亲商、营商环境。顺此视角观察之,烟台富士康、天津富士康横空出世,都与两大首选条件密不可分。至于重庆富士康,资金流汇聚条件虽不如烟台和天津,但物流(水运)条件优越,地方配套政策“好又多”,用工成本低廉。重庆富士康一期目标是年装配2000万台笔记本,每台代工费25美元左右,流动资金占用量却不大。
而这用脚投票的背后,可能更隐藏着代工企业(制造业)向内地迁移的大势正在形成……
富士康(鸿海)是全球代工行业的龙头,虽然遭受激烈竞争,但在管理上还是有巨大优势,对比左图:富士康和主要竞争对手比亚迪电子的人均创造营收水平,就能看出这个优势…[详细]
而前段时间加薪实际提升了富士康(鸿海)的行业竞争实力。富士康(鸿海)加薪,并没有导致采购商把订单给其他地方,作为代工企业龙头的富士康(鸿海),在上游采购商那里也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这种内在竞争力,使得在经历全球金融风暴,低迷的全球经济以及近年来事故频发的劳资关系之后,仍难以撼动郭台铭向内地持续推进的雄心。
不能忽略各省市的地方发展冲动,尤其是中西部,以及欠发达地区近期对争夺出口冠军富士康的持续热情。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一家公司,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描述。最近这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详细]
每个地方政府都类似于一个公司,竭尽办法吸引投资者,对于它们而言,富士康的价值是巨大的:巨额的税收,大量就业的解决,城市面貌的改观,服务业水准的提升等等,足可以让他们采取政策倾斜,土地、资源优惠等各种措施。
为什么不迁到越南、印度、东南亚等地方去呢?比如越南呢?中国的劳动力以质优价廉著称,短时间内,不会有国家能在劳动力供应方面能与中国竞争。另外,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期形成的制造业配套环境,包括完整的产业链,政策优势等等,也是东南亚、南亚所无法相比的。
显然,把这些优势复制到内地,甚至于说,内地还有更便宜的土地等资源,有更优惠的招商条件,以及相对沿海还便宜的劳动力价格,显然比迁址到越南等地是更好的选择。
代工业是夕阳产业,其市场逐渐式微等等,这种论说也络绎不绝。可恰恰相反,2009年,富士康内部开始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全面本土化运动,其掌门人郭台铭提出的口号是未来“黄金十年,赢在大陆”。
今年第一季度鸿海的总体净利润率微有下滑至3.3%(去年同期为3.5%),同期,中国大陆电子品牌企业的净利润:第一季度,联想(0992.HK)的净利润率为2.25%,方正科技(600601.SH)净利润率为1.53%…[详细]
仍在坚持研发-制造-销售一体化运作的中国品牌厂商,其成本压力甚至远大于被诟病为“微利”生存的代工企业。要解决发展问题,中国的这些品牌厂商必须像他们的海外竞争对手惠普、戴尔那样,尽快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将生产外包,因为其比较劣势一目了然——富士康、伟创力等代工企业一年手机主板的产量达到上亿支,国内单个手机厂商的年销售量也只是从几百万到上千万支,规模劣势带来的采购和成本劣势,立见高下。
全球产业分工的要求、大陆企业的内在转型需要,代工业黄金十年并非空穴来风。
广东“腾笼换鸟”,表现在政策层面,首先是资金链被收紧,中小代工企业普遍贷不到款,逼着人家走。大型代工企业则普遍被抬高了信贷成本,催逼人家要么转型升级要么考虑外迁。表现在舆论层面,广东媒体的开放性就此得到一波强烈的表演,翻翻广东的报纸,天天都在强调“腾笼换鸟”,天天都在痛批血汗工厂如何不地道…[详细]
广东率先与旧有的“鸟”翻脸,腾“笼”动作之猛,力争充当亚洲“四小龙”之后的“第五小龙”,其决心和信心固然可嘉,但效果如何却很难预计。由广东一路向西、向北观望,热心为广东“弃鸟”搭建“新笼”的地方有的是。
未来30年间的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3亿农村劳动力要进城务工。这3亿待转化的劳动力,文化普遍不高,技能几乎是白板,若中国现阶段就开始成规模地废弃劳动密集型企业,盲目自信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正是“中国制造”脱胎换骨的好时机,甚至幻想着来一次全球经济分工的大洗牌,那就大错特错。
显然,所谓低劳动成本优势终结,并非一时一日可为,难道要这几亿人全部转型做白领?
概而言之是1:沿海发达地区或可对制造业壮士断腕,但内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还急切的需要;2:大陆制造业在国际上已经具备相当的竞争力,且其模式较容易由沿海向内地复制;3:未来几十年城市化进程中,制造业仍然是推进城市化的一个基础性保障。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富士康”们内迁或成潮流,这种大规模的地区间的产业迁移或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波动力…[详细]
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归根到底来自于体力和智力两部分。智力部分就是技术,就是管理,其背后实际是这个国家的法律与体制。如果说物流服务成本提高,一般企业还是能够承受的话,那么内地一些缺乏法治、诚信的市场环境就常常会使投资者望而却步。有些地方官员没有长远眼光,把投资者当作送上门的肥肉狠宰。这就成为企业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风险。面对这样的风险,有几个投资者敢于冒险向前?名声不好的“血汗工厂”,也需要完善法治、市场规则的监管,避免其沦为异化人的机器。
因此,必须遵守市场规律,而政府的职责是建设尤其是建设和完善中西部市场环境,以法治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不仅仅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力的转移,而且真正形成良好的市场生态和制度环境,促进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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