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标题中提到“春节客运”：“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通知，保证春节铁路装卸工作；铁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节客运”。
根据预计，当年春节旅客将比上年同期增加100万人，为了解决人多车少的问题，铁道部指示，把备用客车全部投入运输，不足的客车用棚车代替，加开短途列车，按普通票价八折计费。
1954年春节期间，问题又严重了一些。1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专文——《做好春节期间铁路客运工作》，文中表示，“春节期间旅客数量激增，是历年来的惯例”，第一次强调，“（春节客运）成为当前铁路运输工作中一个重要任务”。
195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透露，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春节旅客运输委员会。…[详细]
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次为“春节客运”发表社论——《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
文章首先承认，“要把这么多的旅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过春节，节后再把他们运回工作岗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然后，认为这很不值得，“仅仅为了满足春节期间一个短时间的需要，就大量地增加车辆……这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相违背的，人民也不会同意这种做法。”
社论还提出了4点建议：春节期间能不回家的，最好不回家；各单位把旅客启程日期尽量错开；体谅春节旅客运输中的困难，忍受旅途中的若干不便；各单位调出一部分汽车参加春节旅客运输。…[详细]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破常规过春节》，“每个职工都应该首先以国家为重，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以生产和工作为重。由此出发，来考虑和处理自己的春节回家问题。”
1959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春节回家旅客的几点希望》，与1957年社论差不多，其中第一点里提出，“凡是路程比较短、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最好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不要去搭坐火车、汽车和轮船”。…[详细]
纵观《人民日报》的社论，可以强烈感受到，“春运”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愈演愈烈。另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个基本的应对思路是，劝导人们尽量别给国家添麻烦。
那时旅客成分与现在也很不同，不像现在有大量“农民工”，那时挤在运输线上的旅客，主要是回家探亲的机关干部、学校师生、部队人员、企业和建筑工地的工人。
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泾渭分明，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管制，之后20年，农民没什么机会流动，对“春运”的影响更小。…[详细]
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表示，当年春节期间，全国铁路旅客流量将有1亿多人次。
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消息，在春运期间，将增开临时客车252对。现代意义上的“春运”一词，首次在该报出现。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有一篇新闻：“铁路春运效率高秩序好，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这是“春运”两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
“春运”一词的使用，总的趋势是一年比一年频繁，凸显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详细]
“到过年的时候，这里基本上没有人了，当时的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回家。”
改革开放后，到大城市务工的人增多，春节返乡的人流也急增——哪是人流，简直是物流。
亲历者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每50名旅客被编成一个方队，到了站台上，方队变为纵队上车，每上50人，工作人员就在车厢里将旅客“打紧”，“紧”到行李架上、座椅靠背上和座椅下面，然后再组织50人上车，再“打紧”。这样，一辆硬座车，最多可以塞进400来人，连厕所都挤满了旅客。…[详细]
对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最初的宗旨是就近转移，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1983年，外出就业的农民仅200万人左右。
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一部分农民获得了进入城市工作的自由。这一年，外出打工的农民突破了2000万，是1958年到1978年20年总和的20倍。
对于这个突然涌现的群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雨林第一次提出“农民工”概念，随后，这一称谓被广泛使用。…[详细]
农民工对春运的影响显而易见。1984年春节，广州站日均发送旅客较平时增加1000人。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后，1986年春节，日均发送旅客较平时增加4200人，达到1.8万人。
1989年，外出农民工达到3000万人，当年，广州站春运日均发送旅客增长到3.8万人。
1993年，外出农民工达到6000万人。此前一年，广州站春运日均发送旅客突破5万人。
2000年，外出农民工已接近1亿人，与之相应，广州站春运日均发送旅客达到10万人。
2005年，外出农民工超过1.2亿人，广州站春运日均发送旅客15万人。
2007年，外出农民工超过1.3亿人，广州站春运日均发送旅客超过16万人，高峰时期超过20万人。
进入21世纪后，“民工流”往往占铁路春运客流总量的60%左右。…[详细]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80后和90后，是今年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总人数大约1亿，占外出打工农民工的60%。在深圳，这个比例已达73.8%。
在春运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那些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他们也乐于体验新鲜事物，约占高铁乘客的四成。
这也是能够寄托变化的群体。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成人礼”，是面朝城市的一代，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转身”。如果能够顺利在城市立足，也许能够减少春节回家的“刚需”。…[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