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萨科奇、卢武铉……，这些政客都是律师出身，事实上在国外，律师们的用武之地不仅仅限于司法领域，他们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尤其是美国，一半总统是律师出身，参议员中的比例更高达60％。
但是中国的律师，不要说进入政治领域，就是在司法领域日子也不好过。究其原因，律师是擅长“说理”的人，这种特长在中国并不受待见…[详细内容]
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在电视里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画面，太“恐怖”了。议员像“大学生辩论赛”一样交替起立发言，针尖对麦芒；台下可以随时叫好或者起哄。这对政治家的口才、思维速度、知识量、政策熟悉程度，尤其是心理素质，考验实在太大了。
显然这样一种阵仗，和法庭辩论类似，考验的是“说理”能力…[详细]
BBC有个电视节目叫“提问时间”，每周邀请几个政客，在台上弧形排开，台下则坐着黑压压的几百个普通观众。他们干什么呢？提问。观众则象答辩中的导师们一样，可以尽情“开火”。它实在太考验官员的神经了：你要有随时可以拿出道理和数据来说话的专业技能…[详细]
显然，政客所需要的这种技能，正是律师的专长。经过法庭上的“说理”磨练，律师实在太有当政客的优势了。印度学者麦德胡卡发现，与印度侧重口号和人身攻击不同，美国大选辩论总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及其效果，而律师的法庭辩论正是有针对性的法条分析，政客行为方式恰好是律师行为方式的翻版，所以美国政客多为律师就不奇怪了…[详细]
华裔学者徐贲指出，中国的公共舆论充斥着“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缺乏基本的说理能力…[详细]
我们可以用“不靠谱”来形容这种特点。而做过新闻评论的人知道，律师写的评论文章是相对来说最“靠谱”的。这次李庄案的辩护律师陈有西写的“李庄案系列文章”，让人感觉超凡脱俗，就在于几乎每句话都是精细的说理。
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并没有让律师在上面辩论或演讲的舞台。我们的选官制度，是从体制内的公务员队伍中提拔，律师作为体制外的人员，并不进入选拔的体系。这种选拔侧重的是上对下的考察，考察的也不是你的“说理”技能。我们选代表，也不需要你有“说理”能力，因为开会并不是让你去“说理”的。
当民众质疑武广铁路开通后13对普通列车停运，乘客是否“被高速”，铁道部发言人的回答是“每天从广州出发至武汉的普速列车仍有27对”…[详细]。这样的回答就不符合“说理”，因为仍有27对运营逻辑上并不能否定“被高速”。但官员习惯于这种答非所问的回应，因为这样说了你也没办法。甚至会“说理”还是种反面素质，不如打官腔更安全。所以律师的技能不是政界所需要的。
中国古代的讼师，从事的职业和现代的律师差不多。讼师在官府控制之外教唆老百姓争个人的权利，这是历代讼师最大的“罪过”。
据说讼师的祖师爷是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此人辩才举国无敌。而与邓析同时代的郑国相国子产是个改革家，他铸刑书——即出台成文法，是个创举。但最后子产却把邓析杀了，因为他受不了邓析这样的人拿他出台的法律来对付官府…[详细]
2007年4月3日，沙河市中院审理一起刑案，律师李庄作为辩护人，认为公诉人出示的1000余页侦查卷中存在伪证、诱供等问题，并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辩护意见，惹恼了在座的当地公安机关领导。当日中午庭审结束，李庄被沙河市公安局警员强行带走，限制人身自由5小时…[详细]。另一桩案子，李庄向一位警官声明：“法律规定，审判阶段律师会见不被监视”，请他出去，但警官明确表示：“甭给我讲法律，其实我也不想来，但领导安排我参加你们的会见，我只听领导的”…[详细]
陈有西律师：我为某副县长辩护时，他说请不请律师无非一个程序，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在台上时，法院院长都是可以叫来训斥的，有些大案法院判前他们早研究定好的。知道了这些运作模式，在他们眼中律师又有什么用？辩不辩还不是一样？象中青报说的95%刑事辩护是没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