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犹太裔法国上尉德雷福斯因为莫须有的叛国罪被流放至荒岛时，1898年1月13日，法国作家左拉的一篇伟大的檄文诞生了：《我控诉！》。>>>

　在这场战斗中，左拉“单挑”国家权力，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宁作代价，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小人物伸张正义，彰显了无与伦比的良知、勇气与大爱。>>>

　“德雷福斯案”催生了“知识分子”概念：
　一、要有左拉那样的行动，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正义。
　二、相当的数目。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三、某种明确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的对正义和良知的认定。>>>

　二、知识分子以知识和自由为职责，运用智能，独立判断，时时反省，不趋炎附势，不迷信权威，不贪恋财富，不屈从威吓，面对权势坦然道出真话；

　三、知识分子除了为一己的社会发言之外，还要秉持良知及道德勇气，即使面临强权横行的国际社会，也要坚守原则，反对双重标准，为全世界的和平、公理、正义奋斗不懈。>>>

　按波斯纳的理解，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牛虻，他们要像苏格拉底那样对现状发问，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

第二代：“五四”知识分子
代表：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周作人、陈寅恪……

第三代：“后五四”知识分子
代表：傅斯年、顾颉刚、罗隆基、闻一多……

第四代：1949-1966年的知识分子
代表：李泽厚、王蒙……

第五代：“文革”时期
代表：“老三届”

第六代：“后文革”知识分子
代表：六十年代出生的，在大学里面现在担任教授的、博导的一代人

　　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劝他东游，谭不听，再四强之，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故及于难。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黄炎培对黄万里教育甚严，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黄炎培多次教育下属说，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三，戒骄傲。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王小波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时，说他想起了陈寅恪、冯友兰这样的教授。对陈教授，他想到，后者穷毕生精力，考据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话本：《再生缘》。王小波说，想到这件事，他并不感到有多振奋，只是有点伤感。

　　——摘自《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余世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