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高考历史题:事实不清,逻辑混乱

2017年高考落幕,历史题目让人失望。 …[详细]

2017年高考已经落幕,各科试卷陆续公开。在文科试卷的历史题目中,我们发现不少题目存在比较严重的逻辑问题和事实错误。试略举几例,以说明具体问题之所在:

例一:全国卷Ⅰ选择题第25题

考题:

图:全国卷Ⅰ选择题第25题图:全国卷Ⅰ选择题第25题

问题所在:

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A(亦有称答案是C者)。显然,出题人希望考察学生对西汉郡国制度演变的掌握程度。

这道题存在两个问题:

1、表格数据,内在逻辑混乱

高帝、汉文时代,王国之诸侯可“掌治其国”,中央直辖地区为郡;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拆分诸侯王国,缩小其领地,且命“诸侯不得复治国”,王国渐向成中央直辖区域转型。武帝行推恩令,王国实力再度被削弱。①

但是,表中所示中央直辖郡、国数量的增多,与答案本身并没有逻辑关系。因为影响汉朝郡、国数量的因素很多。将旧有大郡拆为几个小郡,会增多朝廷的直辖郡数量;征服了新的领土,也会增加朝廷直辖郡的数量——如武帝在一系列的对外扩张战争之后,即新设郡多达20余个。②

因为存在上述因素,如果命题人想要展示诸侯王国和中央朝廷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单纯列举中央直辖郡、国的数量的变化,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题目中的“由此可知”,其实是“不可知”(比较中央和王国辖区面积的变化、辖区人口的消长,是更合理的选择,当然,这样的数据很难统计)。

2、标准答案,不符合史实

若以标准答案为A:诸侯王国与朝廷矛盾渐趋激化——就历史事实而言,高帝时期,以内战的形式消灭了6个异姓王国;景帝时期,又以内战的形式平定了“七国之乱”,这是汉朝廷和诸侯王国矛盾最激烈的两个时期。文帝、武帝时期,朝廷和诸侯王国之间虽然矛盾仍在,但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事。也就是说,从高帝到武帝,并不存在“诸侯王国与朝廷矛盾渐趋激化”这样一种趋势。

若以标准答案为C:朝廷决绝边患的条件更加成熟——就历史事实而言,表中武帝元封五年的郡、国数据,已经是武帝大规模征讨匈奴之后多年的数据了。这个数据,应该是“朝廷决绝边患”的结果之一,而不是“条件”。

例二:全国卷Ⅰ选择题第29题

考题:

1904年,湖南、四川、江苏、广东、福建等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9个省份留日学生共计188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总数的78%,直隶亦有172人,山西、陕西等其他十几个省区仅有351人,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

A.地区经济文化水平与开放程度有别

B.革命运动在各地高涨程度存在差异

C.清政府鼓励留学生的政策发生变化

D.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同

问题所在:

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A。命题人显然希望考察“经济基础决定XXXX”这个套路。

这道题存在两个问题:

1、不讲逻辑,将原材料的相关性,升级为因果性

这道题,从题干到答案选项,均出自张海鹏、李细珠著《中国近代通史 第5卷》③。该书有一张统计表,截图如下:

图注:表格为该书原文所有图注:表格为该书原文所有

该书对这张统计表的解读如下:

“据上表数据,1904年全国共有留日学生2406人,其中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浙江、广东、安徽、福建、江西等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这9个省份共计1883人,占总数的78%强,其他内地与边远地区十几个省区仅有523人,约占22%。有些省区,如甘肃、青海、新疆、蒙古、西藏等甚至榜上无名。显然,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留学生来源的中心区域,这是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相一致的。

显然,标准答案A,正是出自该书“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留学生来源的中心区域,这是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相一致的。”这句话。

但是,需要注意:考题的提问是“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这是在要求考生回答“因果性”;而原著作的表述是“(留日学生分布)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相一致”——这是在较为谨慎地表述“相关性”。

2、史实错误,影响1904年留日学生分布的最重要因素,是具体的地方执政者,而不是地区经济文化水平与开放程度

命题人略去了原著作中的表格,来向考生提问“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失误。

从表格可以看出,湖南、湖北、四川的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显然远不及江苏、广东,浙江,可他们却牢牢占据着留日学生总量排行榜的前三位。甚至于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非常落后的云南,也人数过百,居于第8的高位。直隶在晚清,历来是相当保守的省份,其留日学生数量却可以与广东相差无几。仅这五个省份的留日学生,加起来就已经有1323人,达到了总数的约55%。

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因为决定1904年各省留日学生多寡的第一原因,不是经济条件,不是开放程度,而是各省督抚的政策与立场。

湖南、湖北之所以高居前两名,是因为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正是晚清留日风潮的最大鼓吹者和最大的推动者。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和其他各种政治场合中,一再宣传“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且身体力行,在其所辖湖南、湖北两省,大力推行官费、公费留日(如第一批赴日39名士官生中,有11个湖北人;第二期25人中,更有17个湖北人。)。直隶留学生总数之所以能与广东相差无几,与该省总督袁世凯密不可分。袁在直隶号召官绅“博采邻邦良法”;1903年直隶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有60人,仅次于湖北的81人,居全国第二。④四川、云南的情况也是同样,四川总督锡良、云贵总督林绍年,都是出于为本省新式教育培养师资的目的,积极号召下属府、县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如四川1904年仅留日师范生就派出了160余人)。

诚然,经济条件和开放程度会影响留学生的多寡。但在具体的案例当中,经济条件和开放程度却未必会是“影响留日学生区域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在1904年这个案例中,居于第一位的主要因素,显然是督抚们的政策,其次才是经济条件和开放程度。

附带一提:到了1922年,各省留日学生数量对比大变。直隶、京兆加上一起仅53人,云南37人、湖北126人,远不如1904年。⑤没有了张之洞这样的地方高官的推动,这些省份学子的留学热情,已远远无法同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此时,经济条件和开放程度才可以被视为“主要因素”。

例三:全国卷Ⅱ选择题第27题

考题:

明初朱元璋严禁宦官读书识字,但后期宦官读书识字逐渐制度化,士大夫甚至有针对性的编纂适合宦官学习的读本。由此可以推知,明代中后期

A.中枢决策过程发生异变

B.皇帝权力日趋衰落

C.内阁议政功能已经丧

D.宦官掌握决策权力

问题所在:

此题意在考察学生对明朝政治制度的了解。该题的“标准答案”是A。

该考题同样存在两个问题:

1、史实错误

首先,所谓“明初朱元璋严禁宦官读书识字”,此说之真伪,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争议虽难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宦官在洪武年间被广泛安排从事外交、军事、财政、司法、文书、记事等工作,他们是识字的。洪武十八年,11岁的太监罗氏被“选入内庭”,“攻习书史,日有进益”“至于道经释典,靡不博览”,文化程度不能算低。⑥

其次,宦官读书识字的制度化,也不是在明朝后期才成型。早在永乐年间,明成祖就大量任用宦官,使宦官在宫内读书、识字成为常态。随后,明仁宗、明宣宗在位期间,选拨聪慧的小太监,命人在文华殿教他们读书,逐渐成为一种制度;由宦官代皇帝批阅奏章的“票拟制度”,也形成于此时。显然,宦官读书、参政,早在明朝前期即已制度化。⑦

2、逻辑错误

考题希望考生由材料“推知”出一个答案。但是,如前所述,由于题目本身存在事实错误,其实是无法“推知”出A这个“标准答案”——“票拟制度”确实改变了明朝的中枢决策过程,但明朝宦官识字的制度化,远早于“票拟制度”的出现。二者存在相关性,但不存在因果关系。明成祖、明仁宗时代,宦官识字早已成常态,中枢决策过程有没有异变呢?

明朝廷允许宦官读书、识字的初衷,也不是为了搞出“票拟制度”来改变中枢决策过程,而是想让宦官分担一些内廷基层事务,比如到宫内各衙门充当“写字”负责抄录文书等。

“据此可知”、“由此可以推知”等材料型考题,是近年来高考极常见的历史题目类型。可惜的是,如本文所示,多数此类题目,材料与“标准答案”之间逻辑关系往往是混乱的。考生如果真的掌握了比较详尽的相关知识,真的严格依照逻辑去“推知”,恐怕就要发生悲剧。当然,中国教育已经无视“逻辑课”数十年了⑧,考生在回答这类问题时,自有“心得”,并不依赖逻辑“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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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唐赞功:《吴楚七国之乱与西汉诸侯王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②雷虹霁:《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1、92页;③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 第5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④魏善玲:《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对留学生的选派及任用》,张华腾主编《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人物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⑤陈学恂、田正平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75页;⑥⑦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1、122页;⑧谌旭彬:《“逻辑课”被中国教育无视数十年,太不应该》,短史记第5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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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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