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祸”之说流行时，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创作了以傅满洲为主角的系列小说，将之作为“中国人奸诈取巧的绝佳象征”。图为电影中的傅满洲形象。在人种划分上，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属于“黄种人”或“蒙古人种”，是一个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常识”。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以上划分所依据的不是科学成果，而是政治观念。此种饱含种族歧视意味的划分方法，在19世纪末欧洲衍生出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并对东方的中、日两国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人最早被西方旅行家称为“白人”，后来随着种族偏见加重，变成了“黄皮肤”
欧洲人因在中、日两国传教失败，于是不再将东亚人归为“高贵”的“白人”
在古代西方人看来，欧洲是“被上帝祝福过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他们白皙的肤色是同基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变化：在早期中西交往中，来过东亚的西方旅行家大都将中国人的肤色记为“白色”。如16世纪初，葡萄牙药剂师多默·多列士写道，中国人“像我们一样白”，日本人“是白人，衣着考究”。进入17世纪，由于传教受阻，欧洲人对中国人、日本人的观感大变，对他们肤色的描述已不再是白色，而是多种多样的“暗色”，有棕色、红色、黄褐色，甚至黑色。
从18世纪开始，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的皮肤逐渐被统一称为“黄色”，其肇始者为瑞典生物学家林奈。他在名著《自然系统》中，将亚洲人的肤色用拉丁语定义为“luridus”，一个有黄色、浅黄色，以及死亡、像幽灵一样意思的贬义词。同时在西方医学中，黄色皮肤还通常被视为黄疸病的症状。不久，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率先使用“黄种人”名称，且毫无科学依据地发明出一个新种族——“蒙古人种”，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归在其中。
此后，西方人对“黄种人”或“蒙古人种”的印象趋于定型，即将其视为处于白种人和黑种人间的“中间”种族，特点为“总是处在停滞之中”，“标志着与白种人相比天生低下和能力的有限”。而在所有人种中，只有白种人是“真正勇敢、自由、慈悲和仁慈的”。①
当“蒙古人种”成为“黄种人”的同义词，欧洲开始流行“黄祸论”
在“黄种人”和“蒙古人种”被创造出来后，两个概念迅速结合在一起，并同匈奴人、蒙古人西侵欧洲的历史记忆相联系，发展出流行一时的“黄祸论”。近代欧洲人对“黄祸”的恐惧，主要针对日本人和中国人。当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向富强，中国亦由洋务运动开启现代化进程，欧洲在东亚的扩张被阻碍；加之，中、日两国较大规模地向外移民，被认为挤占了白种人的生存空间，让他们感受到人口上的威胁。②
将“黄祸论”推上顶峰的是德皇威廉二世，他让画师绘制了一幅“黄祸图”：代表英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女神，头顶基督教十字架，在天使的指引下，防范着远方的敌人——代表日本的佛陀及代表中国的龙。此画原题为：“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这种观点后来被不断阐释，如有人称，“真正的黄祸，乃是中国……迟早要使西方世界的经济平衡和工业平衡受到影响的那种压力”“当这一天来临时，它就可能从英国和德国手中多去对世界市场的控制权，特别是在整个亚洲”。③
加重西方人对“黄祸”的恐慌的事件有两个，一是中国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使在华欧洲人受到很大震动；二是1905年日俄战争，黄种之日本战胜白种之俄国，让西方各国大为震惊，担忧未来中、日联合，会对白种人不利。
威廉二世命人绘制的“黄祸图”近代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种族论极为信奉，并按照需要解释自身种族
梁启超等认为，黄种人是唯一能同白种人竞争的种族，预言会有“黄白种战”
19世纪末，种族学说及“黄祸论”在欧洲兴起时，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向西方学习新知识的历史时期，他们将这些新观念全盘吸收。如1897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说，“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也”，其中“黑种最下，所谓黑奴是也”。1897年，梁启超更将西方的种族歧视学了过来，以求增强国人对黄种的信心，“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然后举例，日本能通过学习西方富强起来，正说明白种人能做的，黄种人也能。同时，他还称日本人种源于中国。④
至于西方人所宣传的“黄祸”，晚清知识分子则将之视为中国巨大潜力的表现。梁启超解释说，“西人深畏中国人，向有黄祸之语互相警励也”；邹容《革命军》中，激励汉人说“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同时，他们断定，未来必有一场“黄白种战”，而中国人要同日本人联合起来，才能战胜白种人⑤。孙中山毕生坚持“大亚洲主义”，希望中日能平等相待，“亚洲大局维持之责任，在我辈黄人。日本与中国唇齿之邦，同种同文，对于亚东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辅助进行”⑥。
日本人起初不屑于和中国人并列为同一种族，后来出于侵略需要，自居为“黄种人”代表
和以上中国人的诉求不同，在维新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希望得到白种人的平等对待，而不愿意同中国人一起居于黄种人之列。著名学者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种论》中说，西方人“称我日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种相同”，其实“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但欧洲列强并不以日本人的解释为意，在巴黎和会上否决了日本提出的“人种差别废除议案”。⑦
一战后，日本不再强自将种族起源向西方靠拢，转而自居为“黄种人”的代表，以领导对抗白种人。1914年，日本元老山县有朋在给内阁的建议书中说，“按世界之近况，人种竞争逐年激烈……支那人必深知四千年来未曾有受制于白人之事，若晓以情理、说服劝导，使之幡然醒悟信赖帝国，则未必不可期也”。1918年，一个到中国访问的日本国会代表团，在演说中宣传“欧洲国家战后将要加紧控制中国，所以黄种人现在应该及时联合起来反对”。⑧
及至二战，日本充分利用“同种论”，为侵略寻求合理性。日本吞并朝鲜时，声称“日韩言语人种同一”；扶植伪满、伪蒙政权时，又宣扬“日满同祖论”“日蒙同祖论”；汪伪政权建立后，则继续“黄种人联盟”的论调，宣称“中日提携是表示黄色人种不受外人欺侮”，伪政权甚至组织民众观看电影《成吉思汗》，以增强作为黄种人的“自豪感”。⑨
1900年，德国明信片《在中国作战》种族概念很大程度上出于虚构和想象，留下极大的阐释空间，以至缺少科学意义
从“黄种人”“蒙古人种”概念出现以来，对中日两国人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至今还以黄种人自居，唱着《龙的传人》中“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歌词，只是这种认同其实完全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什么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种族的随意阐释，没有经过任何科学验证，看上去依旧相当合理了。
对于“种族”问题，著有《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冯客，有精辟论述。他认为，“‘种族’是一种与客观事实无关的文化构造……一些人可能会关注皮肤的颜色，而另一部分人则关心眼睛的颜色。这些生理上的差异自身并不引致文化的差异，而是用来使角色的预期合法化：生理的特征被赋予了社会的意义……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虚构出来的。种族范畴的所指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冯客在书中，拿越南人和菲律宾人举例，“这两个民族通常被划定为‘棕色’，但在反抗法国的斗争中，越南人突然发现自己被描述为‘不许白种人鱼肉’的‘真正黄人’……菲律宾人通常被作为黑色野蛮人而加以排斥，但在1898年抗击美国的斗争中，他们被描述为‘亚洲倡独立之先锋’”。⑩
简言之，当代学术界已充分证明，以肤色划分人种的方法，既充满种族偏见，又缺乏信实的学理支撑。我们不应该继续使用“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这类概念。
传统上，按照肤色划分的人种分布注释
①（美）奇迈可：《成为黄种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51、63、88页；②⑦罗福惠：《“黄祸论”与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③方旭红：《论“黄祸论”的形成根源及影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④⑤杨瑞松：《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黄祸”与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想象》，（台）《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6期，2006年11月；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全集 第3卷 》，中华书局2011年，第26页；⑧许赛锋：《人种论与一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世界历史》2016年第3期；⑨黄东：《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9、171页；⑩（英）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1999年9月，第2、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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