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的妻子,没做过戴笠的情妇

戴笠与胡蝶的艳闻,笔者已有考据,乃是谣言。其余的艳闻,笔者认为也同样属于伪史。 …[详细]

近几十年来,关于戴笠的私生活,有着许多不堪的传闻。绝大多数来自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军统人员(如沈醉)所撰写的“文史资料”。被指为“戴笠情妇”且有名有姓者,共计四人,即:胡蝶、叶霞翟、余素恒、赵霭兰。“戴胡艳闻”,笔者已有考据,乃是谣言[详细1][详细2]。本文认为,其余的艳闻,也同样属于伪史。

沈醉、唐纵口中的“戴叶艳闻”

沈醉1962年出版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如此描述“戴叶艳闻”:

“他便将一个最心爱的女学生(杭州警官学校特别班毕业的)叶霞弟,亲自送到杨虎家中学习礼节和交际应酬。这个女特务原来在他所办的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与他发生关系后,非常宠爱。寄在杨家训练了一个时期后,又送她去美国学政治经济,回国后,设法使她在成都华西、金陵等大学当教授,尽力培养她。最后是送给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去当老婆,以报答胡宗南对他的帮助。他和胡宗南的交情真不坏,不但是安乐与共,连妻子也是与共的。”①

“在遇到有特别紧急情况时,戴笠总是亲自连夜乘汽车赶去南京,每次除带两个司机轮流驾驶,还带着两个女特务,一个就是以后嫁胡宗南做老婆的叶霞弟,一个是以后嫁与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当老婆的赵霭兰。这两个女特务陪着他坐车,他疲乏了便斜靠在女特务身上休息。这样第二天仍有精神工作。”②

1944年8月,蒋介石侍从室工作人员唐纵,在自己的日记中,也留下了一段关于“戴叶艳闻”的记载。这段记载被视为对沈醉之说的“佐证”。唐纵写道:

“戴的为人更深认识了一层。他想掌握胡宗南的一生,他正为宗南培养一个女人,这是叶霞翟。叶是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叶毕业后授以特务训练,曾在上海工作。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他送了几个女子往美国读书,叶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想掌握她将来,必须掌握她现在一切的活动。在美国时,叶与胡的通讯,他要求经过他的检查,她拒绝了,他恨而停止叶的费用,同时阻止她回国。但叶在他委托监视人萧勃返国时,又居然回到重庆,叶与胡的联系接上了,他又恢复原来的笑脸。”③

沈、唐二人的说法,均属谣言

第一,叶霞翟与戴笠止于师生之谊,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不正当关系。

查叶霞翟生平:1930年考取浙江大学农学院附属高中,时年16岁,后转入戴笠执掌的浙江警官学校就读。毕业后入上海光华大学。1936年春,叶念大三,往杭州探亲,于“雨师”戴笠寓所与胡宗南相识。胡随后对叶展开猛烈的爱情攻势,很快进入谈婚论嫁阶段(据叶自述,胡于1937年6月向自己提出“霞,我们今年结婚好不好?”)。稍后,抗战爆发,胡走上淞沪前线,二人婚事自此耽搁。光华大学位于上海大西路的校舍为日军炮火摧毁,叶霞翟转移至愚园路继续求学并参加救护队支援临时伤病医院。1938年2月,叶霞翟随光华大学西迁成都,途中于武汉与胡宗南曾匆匆一会。3月。叶前往成都王家坝报到注册,继续求学。1939年6月,叶大学毕业,计划出国继续求学。8月抵美,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1941年6月转入威斯康辛大学。次年5月,获硕士学位,并继续博士学业。1944年春,叶获博士学位;5月底,自美国启程返国,6月抵重庆。7月,叶与胡宗南时隔五年之后,在重庆相见。8月,唐纵在日记中记下了他所听说的“戴笠利用叶霞翟控制胡宗南”的传闻。9月,叶启程前往成都光华大学、金陵大学任教。1946年,叶随金陵大学复员,返回上海。1947年5月28日,叶霞翟与胡宗南正式结婚。④

综上可知,传闻中称叶霞翟是“戴笠的女秘书”之类的说法,是错误的。无论是抗战前,还是抗战期间,叶从未追随戴笠出入于烽火之间。沈醉之言——“戴笠总是亲自连夜乘汽车赶去南京,每次除带两个司机轮流驾驶,还带着两个女特务,一个就是以后嫁胡宗南做老婆的叶霞弟,一个是以后嫁与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当老婆的赵霭兰。这两个女特务陪着他坐车,他疲乏了便斜靠在女特务身上休息。”——显然是凭空杜撰之词。叶在回忆录中,称呼戴笠为“雨师”“老师”,而非如一般军统中人(如沈醉)称呼其为“老板”,亦可知二人的真实关系。

第二,叶霞翟与胡宗南之间,是正常的恋爱关系。

1965年,叶霞翟出版回忆录《天地悠悠》,就其与胡宗南的婚恋经过,做了全盘回忆。据叶的描述,在二人的恋爱过程中,戴笠充当了“介绍人”的角色,但并没有任何为了“掌握胡宗南”而刻意“培养”叶霞翟的举动。2015年,《胡宗南日记》出版。这部生前死后均无意公开的日记,与《天地悠悠》一书对照互勘,为今人探知叶、胡恋情实情,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胡日记始于1941年1月1日,几乎逐日记载重要事项。但首次出现与叶霞翟有关的内容,却迟至1943年5月8日。日记云:“叶霞翟先生来函二件”。何以中间有如此长的一段空白?叶霞翟有一段回忆,可充作解释:

“事实上珍珠港事变对我个人并不好,不但家信断绝,接济断绝,南兄(笔者注:胡宗南)的信也不来了。本来他的信就不多,并且每封信都写的很短,常常是看来厚厚的一封信,里面却只有两张很厚的信笺,一张信笺上不过三四行。……现在香港给敌人占领了,航运断绝了,就连那么三五句话也读不到了。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的沉重,到了第二年五月底,我得到硕士学位之后,很想即行回国,到华盛顿去请萧先生(笔者注:萧勃)替我打电报去请老师(笔者注:戴笠)帮忙,但得到的回应是叫我继续求学,暂时不要回国。不得已,只好回去念博士学位。”⑥

以常理论,如果戴笠想通过叶霞翟来“掌握胡宗南”,则必不会允许叶霞翟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从胡宗南的生活中消失(叶这段时间在胡宗南的私人日记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中国驻美使馆武官萧勃,乃军统纽约站站长,也并非没有办法帮助胡、叶二人通信——事实上,此一时期,戴笠与萧勃电报往来频繁。在叶不堪“异地恋”之苦向戴求助时,若戴有借叶来“掌握胡宗南”的意图,也应顺水推舟助叶回国,而非要她“继续求学,暂时不要回国”。

此后约一年的时间里,日记也仅出现三次疑似与叶霞翟有关的记载。1943年5月25日,日记云“得某君函,知于二十四日晚到西安,住北京饭店十三号。”1943年11月5日,日记云:“与戴先生通话:嘱某君年内来渝。”1944年6月16日,日记云:“某君自美来长信。某君自渝来信,读之歉然。”台湾“国史馆”出版的《胡宗南日记》在其“索引”中,将上述“某君”,全部判定为叶霞翟。⑦笔者认为,第一个“某君”,恐非叶霞翟。据叶之回忆录《天地悠悠》,1943年5月叶并未中途回国,更无跑到西安与胡宗南相见之事。此“某君”,或系其他渠道介绍给胡宗南的婚恋对象,比如孔二小姐(胡日记中之“某君”字样,绝大多数系指有所交往的女性)。后三个“某君”,系指叶霞翟的可能性较高。据叶自述,她1944年6月抵达重庆时,胡未得消息,未派人接机。叶闻知胡前线危急,曾主动“起草了一个电稿,请兰姐(笔者注:即各种“戴笠艳史”中常出现的“赵霭兰”)带回去顺便发出”,希望能对胡有所激励。胡日记中所谓“某君自美来长信。某君自渝来信”,前者当是指延迟收到叶的美国来信;后者当是指收到叶刚刚发出的重庆来信(可能是电报)。

叶霞翟回国后,二人的感情又迅速升温。7月份,胡宗南来重庆,与叶相见。叶在胡的日记中出现的频率骤增。1944年8月8日,“叶君转来两函,甚觉愉快”;9月12日,“叶君自渝来信,附杜诗一首:白马金羁辽海东,罗帷绣被卧春风。落月低轩窥烛尽,飞花入户笑床空。”(笔者注:非杜诗,系李白之《春怨》)9月19日,“夜赴王曲。夜与重庆叶君谈话,情意绵绵”;9月23日,“夜与重庆某君通话,不甚清楚,甚可惜也。”9月27日,“晚上与重庆叶君通话,颇慰想念,情致甚佳”⑧……

当然,二人也有矛盾。据《天地悠悠》,因胡无法承诺具体的婚期,叶母对胡是否足以让叶霞翟托付终身有所疑虑;据胡日记,叶在给胡的信中,也曾表露过类似的不安。为安抚叶,1944年11月17日,胡曾向叶如此袒露心迹:

“复叶君一函:某君来此,奉读两函,连前四函皆收到,谢谢。弟在十月前,未能来蓉,已托某君来前申明,此不能责为失信,亦不能疑及其他也。附诗两首以代所怀:八年岁月酸腐甚,锦绣韶化寂寞诗, 犹见天涯奇女子,相逢依旧未嫁时。纵无健翮飞云汉,常有柔情越太华,我亦思君情不胜,为君居处尚无家。重庆十一月十六日于华山。will you please wait?I shall visit you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Don't be over anxious.Don't be sad.Don't be sleepless at night.You are the lovelist creature in the world,you aught to do the most lovable thing. Above all, you aught to marry the bravest and noblest man in the world.”⑨

对照《天地悠悠》,可知胡宗南曾答应叶霞翟前往成都相会,但胡因战事无法抽身而爽约,“此不能责为失信”即指此事。至于“不能疑及其他”,可能是指叶霞翟德来信中的某些不安之辞。“为君居处尚无家”一诗,是对叶表白自己对她的感情值得信任。英文部分表达更为直白。胡希望叶继续等自己;但若不愿再等,胡也祝福叶能够嫁给世界上最勇敢最高贵的男人。

这段中英夹杂的日记,透露出胡对叶确有很深的感情。但婚期矛盾并未解决,至1946年4月26日,胡日记尚云:“中夜忽醒,后不能寐,对上海某君之事,找不出解决方案。”此一时期,胡日记中关于叶霞翟的称呼多变,“叶君”、“某君”、“叶小姐”、“叶先生”等杂糅使用,其中尤以1946年11月24日所用之“叶先生”的称呼最为罕见,似说明二人的关系曾出现一些微妙的危机。1947年4月5日,胡日记云:“魏大名到延安。得叶小姐电……”,省略号系日记出版时因“涉及个人私事”由“传主及其家属删节”,删节部分似亦涉及二人的感情冲突。至5月27日,胡终于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请示“拟与叶霞翟小姐结婚”,蒋的意见很勉强,“最好在陕北战事结束结婚,然现时亦可照办”。获蒋许可后,胡迫不及待,于次日即将叶霞翟请至西安,“举行极简单而秘密之结婚仪式”。⑩

综上。胡、叶1936-1939年间经历热恋,一度至谈婚论嫁的程度。1939年叶去美,“异地恋”导致二人感情转淡——1941年1月-1944年6月这段时间,叶在胡日记中的存在感很微弱,且胡疑似与“某君”另有交往(主动或被动尚不可知)。1944年6月叶回国后,胡、叶恋情又迅速升温,但又因胡无法确定婚期而长期存在矛盾。以上种种,皆显示叶、胡之间乃是很正常的恋爱关系,并不存在什么“戴笠通过叶霞翟控制胡宗南”的阴谋(另:据胡宗南日记,戴、胡友谊极融洽,戴死后,每年忌日,胡都会有所纪念)。

胡宗南与叶霞翟合影胡宗南与叶霞翟合影

第三、唐纵日记里所记载的传言,存在关键性的事实错误。

唐纵曾长期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与戴笠有很多交往。《唐纵日记》虽然被史学界公认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具体到戴笠与叶霞翟的关系,因非唐纵亲历之事,而是其道听途说所得,却存在着一些关键的事实错误。

唐纵称,叶霞翟是戴笠为胡宗南特意培养的女人,戴笠“想掌握她(叶霞翟)将来,必须掌握她现在一切的活动”;唐用以支撑上述“主观判断”的“客观事实”如下:“在美国时,叶与胡的通讯,他要求经过他的检查,她拒绝了,他恨而停止叶的费用,同时阻止她回国。但叶在他委托监视人萧勃返国时,又居然回到重庆,叶与胡的联系接上了,他又恢复原来的笑脸。”

这段话,存在至少三个事实错误:

(1)因香港沦陷后航运中断,叶霞翟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接到过来自胡宗南的信函。如果戴笠真希望用叶霞翟来“掌握胡宗南”,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充分利用军统局的电报系统,帮助“叶与胡的通讯”。戴若以军统密电帮助叶、胡通讯,自可无障碍获悉所有内容,并不需要就检查通讯内容一事征求叶的同意。戴没有这样做,反听任叶、胡通讯中断,感情疏远,恰证明戴无意借叶霞翟来“掌握胡宗南”。

(2)戴笠并没有“停止叶的费用”,相反,在叶霞翟“接济断绝”后,戴曾私人掏腰包负责叶的学费。据“国史馆”藏“戴公遗墨”,1941年,戴一度希望叶霞翟能回国服务,曾通过萧勃,向叶转达自己的意见:“进惠斯康大学如无多大补益,盼即回国服务,旅费可向余叔恒暂借。”“转学威斯康辛习何科?明年毕业于学业方面可得如何结果?应否即行回国服务或继续学业,盼复。”在叶表示希望继续学业后,戴批示,叶“明年六月可得政治硕士,决留美完成之”,学费可向“余素恒”借用,“准其至明年六月再回国矣”。(11)1942年5月底,叶拿到硕士学位,计划回国,通过萧勃向戴笠寻求帮助,据叶自述,“得到的回应是叫我继续求学,暂时不要回国。不得已,只好回去念博士学位。”据“国史馆”藏“戴公遗墨”,戴笠曾通过萧勃向叶转达自己的意思:“已悉来书,而今尚不能回国。我已电萧勃按月给费。惟读书费系由吾私人负责,希求学当以三民主义为遵。”(12)

以常理论,如果戴笠确如唐纵所言,欲借叶霞翟来“掌握胡宗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积极帮助叶回国,而非令二人长期天各一方。戴一方面确实阻止叶回国,另一方面又不存在唐纵所谓的“停止叶的费用”,恰证明其根本无意借叶霞翟来“掌握胡宗南”。至于戴笠为什么要阻止叶于1942年夏天回国,本文的后半部分,笔者会有解读。

(3)叶霞翟1944年回国,得到了戴笠的帮助。并非如唐纵所言,是叶瞒着戴自行回国,戴见到“叶与胡的联系接上了,他又恢复原来的笑脸。”据“国史馆”藏“戴公遗墨”,叶因无法买到回国的机票,曾向戴笠求助。戴请萧勃在代购机票一事上“酌量办理”,考虑到“美国在此战时,女子不准购买机票”,戴也指示萧勃“不必勉强”。当时,萧勃曾“欲以公务员名义,向外交部申请购票”,但戴笠认为找外交部交涉“殊多不便,可乘船归”。最后,戴笠致电叶,“望即动身回国,由萧勃代为设法船位,并拨付所需费用”。乘船归国一节,叶在回忆录中亦有描述。(13)

简言之,因存在上述关键性的事实错误,原本极正常的戴、叶关系,在唐纵所听闻的传言里,被彻底扭曲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谣言?

显然,沈醉1962年出版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关于“戴叶艳闻”的说法,乃是1944年8月沈醉所听到的流言的变异。那么,1944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流言呢?

如下几点事实,值得特别注意:

(1)流言系应时而起。

1944年6月,叶霞翟回到重庆;7月,叶与胡宗南在重庆相见。8月中旬,唐纵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听到的“戴笠利用叶霞翟控制胡宗南”的流言。

(2)叶、胡恋情,事涉宋美龄与宋霭龄。

胡宗南日记中,虽无一字记载其7月中旬与叶霞翟在重庆的相见,却记载了另一件颇为值得玩味的事情。7月6日,胡日记云:“下午四时,谒见夫人于山洞主席官邸,在会客室时,孔二小姐先出相见,酬答之间颇有感情,盖余与孔令侃颇有友谊也。未几,夫人召见,点心后,孔夫人来,孔态度冷落,与前次相见大不同了。未几,辞出。”(14)

据胡宗南之子胡为善披露,宋美龄当年曾“想把孔二小姐孔令伟嫁给我父亲。父亲表面上也不好推辞,暗地里想了很多办法。”(15)熊向晖也讲,“实际上,是宋美龄,不是陈立夫,托人介绍孔祥熙的二姑娘孔令伟给胡宗南。胡宗南到重庆,故意穿士兵衣服,跟宋美龄委托的说媒人说,在抗战期间不谈个人婚姻问题,不结婚,理由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16)

胡、叶恋情中的很多费解之事,纳入宋美龄这一因素后,就都变得非常“合情合理”了。胡宗南无法向叶霞翟承诺一个具体的结婚日期,缘由在此;1942年戴笠阻止叶霞翟回国,缘由也在此(戴不愿与宋美龄交恶,不愿叶回国“破坏”宋美龄的计划);叶在1965年出版回忆录《天地悠悠》,提及自己回国被戴笠所阻,却无一字解释戴笠为何阻止自己回国,缘由也在此(为宋美龄讳)。胡宗南1944年7月6日日记中所云“孔夫人来,孔态度冷落,与前次相见大不同了”,缘由也在此(据叶霞翟回忆,胡宗南当日派人来联络她,是一种秘密行为,使用了化名“叶重庆”)。

(3)唐纵当日所听闻的流言,并不止于戴笠与叶霞翟。宋子文也在其中。

据唐纵日记:“(戴笠)对付宋子文的办法 ,他是两个法宝。一是特务威力,一是迷魂的女人。王亚樵案是他换取交情的开始。宋觉得戴某人是有力量的,他在香港为宋预备了个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十六岁献给宋。这年轻而可爱的女人打动宋的心情。容太太是戴的姘头,如果容小姐得了宠,岂非妙喻吕不韦吗?不幸这事情给宋、蒋二夫人风闻在耳,曾在康庄起了风波。他赶急送她往桂林暂避。现在宋的对头走了,容小姐自然回到重庆,宋氏将她藏在郑莱公馆内。”(17)

戴笠至宋子文函电戴笠至宋子文函电

所谓“有名容太太”,很可能是指容显麟的妻子唐瑛。30年代,唐瑛曾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与陆小曼齐名,有“南唐北陆”之称。其兄唐腴庐曾任宋子文秘书。坊间传闻,唐瑛早年与宋子文有过一段热恋。据唐瑛之妹唐薇红称:“我大姐唐瑛还和宋子文谈过恋爱,不知是因为我爸爸缘故还是我哥哥缘故,两人认识的,但是我知道是为什么分开的:我爸爸坚决反对。我爸爸说,家里有一个人搞政治已经够了,叫我姐姐不许和宋子文谈恋爱,怕她嫁给宋子文,家里就卷到政治圈里。”(18)1927年,宋子文与张乐怡结婚;同年,唐瑛亦嫁给李祖法。1931年7月,唐腴庐被欲行刺宋子文的刺客误杀。1937年,唐瑛与李祖法离婚,再嫁容显麟(容从事银行业,其家族在香港渣打银行颇有力量),成为“容夫人”。

“容夫人”唐瑛当然决无可能成为什么“戴的姘头”;也并不存在什么才十六岁的“容太太的女儿”。惟宋子文活跃于金融圈,与容显麟及“容夫人”有机会接触,则是事实。这种接触在宋家内部引发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冲突,也不足为奇。“容太太”的流言同时牵涉到戴笠、宋美龄及宋子文,则非偶然。在宋子文与孔祥熙的斗争中,戴笠与宋子文立场亲近。戴在1943年铁面无情查办了林世良案,与孔祥熙势同水火,与宋美龄的关系也急剧恶化。该年9月10日,贝祖诒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曾如此描述戴的处境:

“孔夫人与雨兄情感日恶,此为缉私处更动之原因。蒋夫人返国时,对雨益不相容,闻至今尚未与雨兄谈话,甚至对外宾谓政府将令雨兄出国。委座对雨兄信心似未摇动,惟雨兄应付环境痛苦情形,不言而喻,委座亦深感左右为难乎。”(19)

宋接电后,立即回电关照贝祖诒对戴笠的生活要多加关心,若戴在经济上有困难,可“即照数接济,毋须先期电告”。戴、宋二人关系之亲近,可见一斑。

(4)戴笠用女色“控制胡宗南”、“对付宋子文”的流言,盛行于1944年6、7月间。恰值孔祥熙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之际。

该年6月,鉴于孔祥熙在国内外舆论中已至人神共愤的程度,蒋介石命其赴美出席国际会议,作为一种台阶,希望孔能借机主动辞职。孔则一面请辞,一面通过宋霭龄、宋美龄的途径,希望能得到蒋的挽留。宋美龄甚至为了保住孔祥熙,当着外国记者,将孔执掌财政部时种种问题的责任,推给宋子文。以致宋子文于6月17日在给李石曾的电报中,愤然说道:

“蒋夫人最近告美国女记者霍明威夫人,谓我财部人员办事不力,大都为文任内之残余,该记者以之转告总统夫人。介公左右对我嫉视太甚。不惜以种种方法,必欲摧残而后快。”(20)

简言之,1944年7月的重庆:孔祥熙深陷政治危境,宋子文有望在孔宋斗争中胜出,宋霭龄、宋美龄仍在为保住孔而奋力一搏;离国5年之久、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叶霞翟,在重庆与胡宗南秘密相见;戴笠久已与孔祥熙势同水火,且与宋美龄关系恶劣;孔夫人在宋美龄处见到胡宗南,“态度冷落,与前次相见大不同了”;胡宗南、戴笠、宋子文这一“反孔同盟”,同时陷入莫须有的女色流言之中。

余论

(1)戴笠与余素恒的关系

在各种流言所构筑的戴笠的“情妇”名单中,余素恒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几乎所有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原军统人员,在诬指余是戴笠的“情妇”的同时,也都提到:戴笠曾想要与余结婚。

如唐生明称:戴笠的化名“余龙”的来历,“是为了讨好他那个新的情妇余素恒,暗中寓意是余家乘龙快婿”。黄康永称:“1940年(戴笠)奸污了随身英文秘书余素恒,并表示要同她结婚”。王方南称:“戴笠有个女秘书叫余素恒,原是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学员,戴有意娶她为妻。”沈醉称:“戴笠很会讨女人的欢喜,当他和女秘书余素恒打得火热时,便连自己的化名也改了姓余,名龙,以暗示他是余家的乘龙快婿。”(21)

据台湾“国史馆”藏“戴公遗墨”,可知戴笠对余素恒,确实有着较之常人更深的关切。余素恒去美国留学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戴笠与美国方面联系所使用的密电本,是交由余保管的。余身体有恙,戴曾多次致电萧勃,探问病情究竟如何,且关心余的“春假”将如何度过,要萧勃夫妇“务劝其珍重身体,读书次之”。(22)

余素恒(又名余叔恒)获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芝加哥,夫君陈鹤梅,主攻政治经济学。1973年,何炳棣于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谈论大陆问题,其立场与观点曾遭到余素恒的批评。学术之外,余晚年还担任过“中美教育基金会”会长等职务。(23)

(2)戴笠与赵霭兰的关系

赵霭兰是军统干将魏大铭的妻子,与叶霞翟关系亲密,叶称之为“兰姐”。诬指赵霭兰系戴笠“情妇”者,主要是沈醉。沈在1962年出版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写道:

“一个就是以后嫁胡宗南做老婆的叶霞弟,一个是以后嫁与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当老婆的赵霭兰。这两个女特务陪着他(戴笠)坐车,他疲乏了便斜靠在女特务身上休息。这样第二天仍有精神工作。”“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公开申请与戴有过一段相当长久关系的赵霭兰结婚,居然得到戴的批准。”

沈醉的这段文字,存在事实硬伤。赵霭兰与戴笠有师生之谊,但没有在戴笠手下做过特务。赵早年嫁与商人余吾外,余开设有川东公司,赵担任襄理。据地下党人张兴富、周继开等人披露,南方局曾利用赵霭兰的弟弟赵心(川东公司经理),向该公司安插地下党人,发展地下组织。后因“赵心的姐姐赵霭兰与余吾外离了婚,改嫁给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赵心与魏的关系密切起来,党组织渐渐发觉赵心不可靠,就……采取果断措施,断绝与赵心的关系。一九四三年七月,……党组织已全部撤出。”(24)赵霭兰早年作为富商之妻的优裕生活,叶霞翟在《天地悠悠》中亦有描述,可与上述材料互相佐证。赵霭兰与魏大铭于1943年3月5日结婚,地下党撤离川东公司的日程,亦与之吻合。

其实,沈醉1949年以前的日记中,涉及魏大铭和赵霭兰的婚姻时,并没有任何与“艳史”相关的字眼。如魏大铭婚礼当天,沈醉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他的工作如此重要,别人有的把他看作圣贤,也有的把他比作魔鬼。圣贤也罢,魔鬼也罢,他总成了一个极值得人们注意的人物。我今天能够直接在他手下工作,这实在是一种光荣,只要生活能安定点,我真没有什么要求了,就这样干几年也是一件顶快活的事。晚间参加大铭兄的婚礼。局中颁布的结婚禁止令尚未取销,而他偏偏要来这一下,这是故意破坏纪律,明知道因为他的工作关系,老板一时不能奈何他,所以如此干。这种行为我相信余先生(笔者注:戴笠)是极端痛恨与极端难过的,我绝对不会原谅这种人。去的人都没有送礼,这是一种暗示,暗示我们不承认这种违纪动作。”(25)

戴笠(左)同随员乘坐马车深入华北乡村视察指导情报工作戴笠(左)同随员乘坐马车深入华北乡村视察指导情报工作

注释

①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62,P17。②同上,P21-22。③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P453。④以上行止,系参考叶蘋《天地悠悠》、《胡宗南日记》、《戴公遗墨》等资料还原。⑤胡宗南日记(上册),2015,P206。⑥叶蘋,《天地悠悠》,文坛出版社,1970,P38。⑦胡宗南日记(上册),2015,P213、P276、P361、P704。⑧同上,P369、P382、P384-386。胡叶重庆相见一事,胡日记一字未载,《天地悠悠》一书则有很多的细节描述。值得注意的是,胡日记1944年7月8日云:“下午与袁守谦研究辞职问题,袁表示反对,认为现时如不干,人必认……”此处之省略号,系《胡宗南日记》出版时,因“涉及个人私事”,“由传主及其家属删节,以‘……’标之”。联系到当时重庆已出现种种关于胡、叶的传闻,笔者揣测,此“省略号”后的内容,当与叶霞翟有关。⑨胡宗南日记(上册),2015,P403-404。⑩同上,P557、P640、P653。(11)戴公遗墨,典藏號:144-010107-0003-014;144-010107-0003-015;144-010199-0004-001。遗憾的是,笔者仅能于“国史馆史料文物查询系统”得窥上述档案的“内容描述”,而不能得见档案全文。惟仅据“内容描述”,已可知唐纵所言,存在关键性事实错误。(12)戴公遗墨,典藏號:144-010199-0003-074。(13)戴公遗墨,典藏號:144-010199-0004-015;144-010199-0004-014;144-010113-0005-042;144-010113-0001-017。(14)胡宗南日记(上册),2015,P365。(15)口述/胡为善 整理/李菁,《我的父亲胡宗南》,《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1期。(16)熊向晖/口述、杨者圣/整理,《在胡宗南身边的二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306。(17)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P453。(18)蔡登山,《胡适也喜欢陆小曼吗?——兼谈沪上两大名媛》,《历史学家茶座》2008第2辑,P93。(19)郑会欣,《从宋子文赴美期间电报看战时重庆官异动》,收录于《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P258。(20)同上。(21)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 《文史资料选辑 14卷 第40辑》;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23辑》;王方南,《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 第7辑 总107辑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62,P124。(22)戴公遗墨,典藏號:144-010199-0004-004;144-010199-0004-005;144-010199-0004-007;144-010199-0003-092;144-010199-0003-085;144-010199-0003-084。(23)《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P160;彭歌,《自信与自知》,三民书局,1980,P223。(24)张兴富,《川东公司统景办事处的兴办与撤出》;周继开,《地下党在统景办事处的活动》。收录于《江北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1辑 抗日战争时期》。(25)沈醉日记,1943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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